杨奎松　著

“边缘人”纪事

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前言

- 代序

- 一、重归“人民”路

- 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 三、摘不掉的帽子

- 四、“反动”的代价

- 五、团支书的“堕落”

- 六、沉重的档案

- 七、“非政治性收容”

- 八、“海外关系”之灾

-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

前言

“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

写这样一本讲小人物，而且主要是讲当年被认为是“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但主要还是和我一向重视的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的观念有关。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无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多么复杂多样，相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过的大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会愿意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太过坎坷和复杂。但很可惜，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变化快得让人几乎来不及适应的时代。

撇开1949年以前将近半个世纪内乱、外侵、革命、战争持续不断的动荡历史不算，1949年发生的社会变动，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何况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运动之频繁，不仅震荡社会，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清扫出许多新的“牛鬼蛇神”出来。这些人，以及那些还够不上这等资格但身上“问题”多多、无法受到组织信任者，当年恐怕都可归入到社会边缘人的行列了。

本书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

由于本书的研究考察主要基于原始档案，故没有将从未被建立过个人档案的农村地富分子列入其中。本书考察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受过教育，多半都在1949年前有过工作经历，1949年以后或在政府机关，或在工矿企业，或在军事部门，或在学校医院，或在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单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不是给人做师爷，帮人做传记、证清白的，因此，我在交待说明他们当年的“问题”与他们坎坷命运的关系的时候，并不企图依照当下的观点，为他们做怎样的辩白。任何社会都有主流和边缘存在，边缘人融不进主流社会的原因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也很难一概而论。故本书所提供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历史的全部真相。此点还请读者鉴察。

作为一本多少带有一些传记性质的著述，本书理当更多地拓展资料的来源，比如应当尽可能去借助田野和口述史料等。可惜，对于故人过去的这些经历，多数当事人家属子女还不愿意触及，因此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有限。极少量的访谈内容及田野调查资料，也应当事人家属的要求，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在正文里，未能一一对应地加以注释说明。

这也包括本书所谈及的所有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姓名，或他们生活工作的单位及地点，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也都做了技术处理。

杨奎松

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代序[1]

一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现到我的眼前来。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他毕恭毕敬地弓背低首，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北京炮局看守所被拉回工厂去，挂上“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被批斗过，才给拉到这个新的地方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联想到革命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完全没有想要搭理他。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踏上用十几根高低不平的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床的里头。然后告诉我：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中间让给我睡。同时压低嗓门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定的各种规矩。如早上看守所的电铃一响就要起床；起床后要叠好被子放在床的里头；犯人白天不能站在床上或床头地上，必须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用后一定要盖严；每天上午饭后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跑步去甬道尽头的厕所倒净冲洗后返回号里；一周有两次放风，每次放风半小时，一个号一个号地放人出去，同样要跑步前进，进至指定的放风间，不许和其他号的犯人接触；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只有十八九岁。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1976年天安门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干，陪着师傅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意外赶上了清场，被抓了进来。尽管他只不过看个热闹，大概因为他师傅当晚帮抄诗的人大声念诗，因为要查他师傅的关系，他竟然也被陪关到现在。他进来后只被审了两三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师傅和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上床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着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去了什么方向。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就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窝头（每周日会给吃一个馒头），一碗“菜汤”。那汤不过是开水煮几片小菜叶，再加水面上浮着星星点点的明油罢了。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窝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十几岁的徒工就不行了。我进来后发现，老犯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窝头分一小半给他，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到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实，还在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大栅栏逛街，带买下乡用的棉大衣等。可就在公共汽车上，父亲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用来逛街、吃饭和买衣服的钱，包括全家人好不容易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结果，一家人街也没逛，东西也没买，就扫兴而归了。因此，对小偷，我是十分反感和愤恨的。当年看到街上愤怒的人们围殴从公共汽车上抓到的小偷时，总是觉得该打。可是，当这位称得上是惯偷的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了。

说来奇怪，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B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还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从此就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家教过严。他被抓后，母亲因自尊心过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父母坚持，经派出所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在那里，他有了更多的坏朋友，并且学会了更专业的偷窃手法，出来后真的成了小偷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来钱太容易，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行。终于，他在十五岁时赶上“严打”，被送去劳教了几年。出来后，生活无着，也无家可回，只能再度偷窃，再度被抓。后来又赶上新的“严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少年劳教的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七年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三十岁了，还是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无处立脚，又赶上战备疏散，街道上一纸报告，就把他定为“四类分子”，直接送去延庆山村里交给贫下中农实行管制劳动去了。

二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靠近陶然亭半步桥，因而又叫半步桥监狱看守所。这里有两座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关押犯人的旧牢房，一座从空中看上去是个K字形，因此叫“K字楼”，有四个甬道，上下四层；一座从空中看上去是五个爪形，像个王八，故犯人们都叫它“王八楼”，有五个甬道，上下两层。据说“K字楼”里主要关一些刑事犯人，而“王八楼”里主要关的是“反革命犯”。因此，老犯人的自述还是让我多少有些纳闷：他怎么会住到这个主要关押“反革命犯”的地方来了呢？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后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才能打开。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但因狱警全不知去了哪里，甬道里完全没有人回应，故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那个号里的小犯人也吓得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床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天白天一整天，老犯人一反往常嬉皮笑脸的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每次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没有回答什么。又过了一会儿，就听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六十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过到哪一天了。只知道有一天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是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一周多，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显得十分激动。他悄悄地告诉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国的惯例，他估计新的领导人应该会实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对自己得到特赦的可能性有些担心。他问我：“如果实行大赦，是不是应该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小犯人的释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样子，也听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释放的声音。但我还是告诉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这种小偷小摸的犯罪，应该都会被赦免。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被捕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犯了“反革命”罪！

一个小偷成了“反革命”，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上面交下来的“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是劣等种姓，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管着。他们所得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只要回到城里就行了，想着一路沿着交通线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自由中国”电台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反抗压迫。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为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听了老犯人讲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我怀疑他们这种人根本不会得到宽宥。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有没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也没有把握认定他的罪状会比我的轻，但他却明显地充满了幻想。他始终认为，他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四类分子”，实在活不下去，想用这个办法逃到境外去而已。并且他认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政府应当能够宽恕他。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了。以后，随着“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得到彻底平反，自那以后很长时间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1977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在一条胡同里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法院布告，赫然看到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尽管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但他名下的罪状，分明可以锁定是他无疑。罪状的大意是讲他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自封燕北支队参谋长，企图推翻共产党，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布告张贴出来之际，他已经被处决了。

他再度赶上了“严打”，也因此再度被“严判”。虽然，这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了。

三

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困惑。

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

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如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对待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以罪了。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换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够活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应当不会为他当年冲动和愚蠢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了。甚至，如果他再晚生十年、二十年，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因为偷窃而被“严打”去劳改，不会被定为“四类分子”，不会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因而也就不会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铤而走险，去做逃亡的尝试，以至惹上杀身之祸。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幸读了大学，甚至能够从事起非政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天安门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呢？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聪明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讲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本文原发表于《学问有道》（九州出版社，2009年）一书。

一、重归“人民”路

新政权对敌对分子定性、改造的个案研究

在新中国，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政治概念，想必就是“人民”了。我们的一切几乎都是以“人民”来定义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也叫“人民警察”。归根到底，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主张要实行“人民民主”，或曰“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何谓“人民”呢？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解释形同宪法的、由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的条文时，曾专门讲过它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阶级性，或曰政治性。周恩来说：“‘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1]换言之，“人民”不仅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且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在旧中国，一个人做一个国民也许就够了；在新中国，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强迫劳动，以便被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人民”和“国民”两者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新中国建立后对国人的政治鉴别工作不仅格外重要，而且也极其艰难、复杂。所以需要鉴别，是因为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共产党人相信，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还需要看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就选择了站在代表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边。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一方面新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旧政权下的旧职员，以保持政权转变过程的相对平稳，一方面则不得不对旧职员分批进行政治甄别与清查。

由于这样一种工作太过复杂，自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因此，中共建国后为此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持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从政治到思想，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甄别与清查，以求发现“人民”中间暗藏的，甚至是新生的各种“异己分子”。照李若建的说法，到19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被清查出来的这一部分人，应不少于全国人口总数的0.4‰。[2]

不难想象的是，在这些被划入另册的人当中，有些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周恩来所说的那种“新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过去旧政权中地位显赫，甚或在战场上与共产党真刀真枪地拼杀过的高级战犯。甚至就连当年帮助过日本侵华的伪满皇帝溥仪，据说都改过自新，回到人民中来了。问题是，更多普通人，有些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有些原本是“人民”，在鉴别、清查中划为异类者，他们中有多少人经过改造，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了呢？今天似乎还缺乏任何一种有效的统计和研究。

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可以证明这种改造对某些人并非毫无效力。本案中人名叫廖学昌，H省K市人，在国民党时期做过最反动的职务，是国民党一个区分部的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原本已经被接纳为人民，成为新政权下一名四级（后套改为十一级）技术员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被查出隐瞒了某些历史经历，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因无历史罪恶，因而未戴反革命帽子。1962年，由于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因过去的历史问题，连同工作中表现不佳，被打入另册，划成了“四类分子”，甚至被交单位管制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廖学昌此后确实有了很不一样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因此破罐破摔，或萎靡不振，反而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下成功改造敌对分子的一个典型。但是，与那些早在1959年以后就陆续被中央政府“特赦”的曾经被认定“罪大恶极”的高级战犯不同，他并没有因为积极表现就得到特赦了。甚至到“文革”结束后，他都还处在被管制的刑罚之中，而且始终没有能够摘掉头上那顶“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到1978年，他才以一种十分意外的方式，又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了。

侥幸漏网

廖学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铁路局警务处的一名警官，驻在W市。一个月后，解放军进占W市，廖等旧警察办理铁路警务交接后，被集中整训，集训完毕即被遣散。廖拿了遣散费，于1950年初返回了H省老家K市。经过一年左右的辗转周折，1951年3月他终于因懂得绘图勘测，在友人介绍之下，受聘于K市建设局下属的工务所，当上了二级助理技术员，成了新政府建设单位的一名干部。

1951年5月20日，他填写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难以数计的各种表格当中的第一张，即“干部简历卡片”。

他在“家庭成份”栏中填的是“城市贫民”；在“个人出身”栏中填的是“学界”；在“文化程度”栏中填的是“中等”。

在“有何特长”栏中填的是“测量绘图”。

在“家庭经济情况中”写的是：“无房产、田地，仅有百货物品计值人民币25万元（旧币，合新币25元）。全家六口，计父亲（65岁），爱人（27岁），长子（7岁），次子（4岁），三子（1岁），生活费用由父经营百货摊及本人负担，每月收入约计25万元，尚不敷出约10万元。”

在“参加过什么党派其他组织”栏中，他写明：“曾参加过伪国民党”，但又加上“现已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内容。

在“社会关系”栏内，他只举出两位一望而知成份较好者。其一是“前Y县乡师校长×××，系师生关系”；其二是他谋得这份工作的介绍人，“现任K市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程师×××同志，系同学关系”。

在“受过什么训练多少时间”栏中，他写的是：“W市解放人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

对于“从八岁到现在的简历”，他说明：曾在1923——1924年读过K市的私塾，1925——1930年读当地七小，1931——1933年读当地附中，1934——1936年读K市乡村师范。1937年以后曾在××国小和乡师教书两年，后因战争关系撤往西南，投入警校学习三年时间，1940年9月以后分配到G市警局从实习员做起。以后陆续又去了W市和F县警局，最高做到科长一职。1945年转至××铁路护路队及×××路警务处，做过队员和课员，直至解放。[3]

廖学昌参加“革命工作”后所填写的历史经历，基本上是属实的。由于新政权建政之初就公开宣布，凡担任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职务者，均须向各地相关部门自首登记。廖在1948年底1949年初很短一段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职，他最初填表时没有交待这一情况，但通过当时单位“镇反”运动教育学习，他还是很快在小组会上交待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由于廖主动进行了坦白，加之平日工作表现不错，故这时他服务的K市建设局工务所并没有因此对廖另眼相看。当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之际，对阶级斗争警惕性较高的人事部门还是对他的历史陈述存有一些怀疑。在依照规定对廖学昌进行的政治审查中，人事部门在《（廖学昌）政治材料及处理意见（表）》中特别注明：

“1.记录材料主要来源是靠他个人坦白、旁人说出及调查而来的。2.他的平时工作表现也占一部分，但政治上的证件（据）较少。3.我们对他的小结是经过慎重研究和考虑的，不轻率从事，特作声明。”

人事部门的分析认为：廖“初来时隐瞒历史，没有说出加入国民党，后在坦白（运）动时小组（会上）谈出，（承认）曾为区分部委员。但他说加入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工作。我们分析他为国民党警察的秘书，又是区分部委员，能不给国民党作事吗？他来工务所已有六个多月，在营建股工作每日出外查看，平日工作表现平常，不得罪人”。[4]

从上表内容可以看出，工务所人事政审人员对廖进所时没有主动交待加入过国民党和做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按政府要求进行悔过登记一事，是有所不满和戒备的。但从他随后填写的《干部材料登记表》中也可以看出，他这样做，也是害怕造成的。

廖在这份登记表中，一方面如实地填写了“在×××铁路服务时兼任伪六十区分部委员”的情况；一方面又用了较多看上去相当正面，实际上已颇难证明的经历，来强调自己历史上的“进步”。如说自己在“接近解放时秘密参加人民自卫队迎接解放”；W市解放后“任人民自卫队治安组干事”，“协助公安处人员办理调查登记事项”，包括曾“参加解放人员训练班学习四个月”等。

由于1951年的“镇反”运动主要目的是打击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强调“罪大恶极”，还未清理到“中层”（指干部队伍内）和“内层”（指党内），再加上廖学昌来所后工作较为肯干，为人处事也比较大方得体，工务所负责审干的“骨干小组”成员对其印象不差，故对他的政审也没有采取深追穷究的办法。不仅如此，小组认定：廖“参加工作后一般表现还可以，不特别积极也不特别消极，每天闷着干”，“能遵守各样制度，如学习、各项活动等，都能本着上边指示去作”。他“本身负担很重，自己是包干制，但并未因薪金问题而影响工作”。其初来时虽有隐瞒历史的情况，但在运动中主动进行了坦白交待，估计原因是因为怕丢掉建设局工作的饭碗而有所隐瞒。小组的评语中也说，他的坦白是否彻底，目前还很难确定，但小组认定：根据廖本人性格和现在表现来看，他“作警察工作时不会有啥大问题”。[5]

根据干部审查的要求，廖学昌这时还提交了一份《自传》。在“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大张旗鼓地大杀反革命分子的紧张空气下，廖在自传中更加努力地想要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对旧社会充满厌恶，而对新社会颇多拥护与热情的自新之人。他在自传中不断地说明自己家境的困苦，求学之艰难，称抗战开始后考取警校纯为解决学费，谋取生活。说自己在警校学习期间，从不关心政治，既不看时事刊物，也不读各种政治经济读物。“除注意功课外，也不知道学校有无政治团体派别的活动”。毕业分派到G市警局，后转F县警局工作，始终从事文牍事务，协助办理起草各种文稿，并因此兼理过秘书一职。1944年转去××铁路护路队（后改为×××铁路警务处）之后，从事过总务、司法和警事等项业务，但所做仍多为文牍工作，各种文稿内容也均已向解放后W市训练班登记备案。说因为注意到国民党的官员们唯利是图、贪污腐化，自己在解放前夕就已经希望国民党早点垮台了。说解放后“眼见全国经济稳定，封建把头推翻，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等等”；注意到新社会人人投身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轰轰烈烈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不讲究衣食住行，而刻苦为革命事业日夜工作着，以及市政建设突飞猛进”，都“使我敬仰共产党”。对于自己在警校加入国民党一事，他解释是因为集体参加，自己也不了解政治，“以为入党是一种形式，对思想没有感触，仅在学校里有所谓小组时事题目的讨论，我平时即寡言笑，也很少发言”。

在这份长达十六页的自传中，廖学昌谈到了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兼任委员一事。他对此自然轻描淡写，称“有一届我被选为区分部兼任委员”，说这不外因“我平时生活严谨，以及办球赛、合作社、伙食团等工作热心所致”。并强调说，因自己对党务工作不感兴趣，兼任期间实际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担任委员半年期间内，除应党员的要求办理过换发党证及党员转移手续外，不仅上级交办文件没有处理过，即小组会议（规定每月一次）及党员月捐等项，也从来没有办理过。”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再度说明了自己当年“进步”的表现情况。说解放前夕，自己在路局会计处中共地下党员××的邀请下，参加组织了以帮助护路和策动部分员警留守，以迎接解放军到来的“路局福利委员会”（解放后改名为人民自卫队），担任了治安组干事一职，解放军到来后协助公安处干部办理过各种登记及调查等工作。因此，解放人员训练班的审查结果，认为自己属于“历史交待清楚，政治上有了觉悟，思想上比较前进者”。[6]

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按照新政权所定标准，属于“反动党团骨干分子”。[7]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镇反运动中，廖身为一度隐瞒了自己反动党团骨干身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却被其所在单位轻轻放过，没有因此受罪，实属万幸。紧接着到来的1952年的“三反”运动，廖仍得以平安度过。在“三反”运动结束时填写的“干部鉴定表”中，他甚至没有再提到自己加入国民党和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历史。除了重申家境贫寒和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外，他着重说明了自己思想进步、生活作风俭朴正派、工作任劳任怨和注意照顾劳动人民困难的优长之处。至于缺点和不足，他承认的主要是：“斗争性不强”，“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执行政策有点束手束脚”，“缺乏勇敢负责态度”，平时小组会发言甚少，读书报主要侧重于技术学习，对“三反”运动及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一度了解不够等。

对于这样一份自我鉴定书，不仅工务所评审小组无意见通过，市政府建设局也签章批准认可了。[8]

厄运难逃

廖学昌的厄运是1955年“肃反”运动广泛掀起之后才逐渐开始的。此时，廖调至××区房管所。因为“肃反”运动发生在大规模清查社会上各种现行的和历史的“反革命分子”的“镇反”运动之后，重点转向了清查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像廖学昌这种已经上了榜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自然要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廖学昌在1955年5月18日曾填写过一份新的《干部履历表》。因为这时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尚未展开，又来到一个新单位，廖再度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做法，尽量避免重提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事。他只在表中说明：“1939年8月在C市集体参加伪国民党”，强调“现在已断绝关系”。对于表中要求填报的“历史上个人重大事件之经过及结论”，他也只写上“历史上个人曾在伪国民党统治时代担任过反动政府职务及证件等，于W市解放后参加学习时已全部交待清楚，并经组织上审核属实”一句，关于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事只字未提。[9]他丝毫没有料到，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1955年6月15日，由毛泽东作序并加写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出版。7月1日，中共中央紧接着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对敌情做了极其严重的估计，全国范围的“肃反”斗争迅速展开。

根据中共中央全面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精神，××区相关机构首先把目光放在了已知的干部队伍中存在重大历史疑点的人物身上，并为此成立了各类专门小组。房地局一下子就有十多人被停职反省，并被集中在一间库房里，统一看管，分别审查。

负责审查廖学昌的房地局专门小组细致地研究了廖以往历次交待的个人经历情况，决定对廖展开全面外调。小组决定的主要调查点在于：

1．在警校时是否有过活动？

2．在W市警局期间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不在该局继续干？

3．在F县警局任课长期间，包括兼理秘书阶段，做过哪些工作，有哪些镇压人民的罪恶活动？

4．在×××铁路警务处时是否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

5．1949年11月W市解放后留训三个月后是怎样回到K市来的，是否畏罪潜逃？

6．其学习经历上并无学过技术，怎么现在对技术那么熟习？所有这些疑点，都要求除与其本人进一步谈话外，“要扩大线索”，通过其关系人和了解其不同时间情况的熟习人等，获取资料。[10]

廖学昌深知此次审查非同小可，因此，专门小组刚一开始和他接触，他就积极主动地予以配合。专门小组讯问一次，他就写一次书面交待材料，尽力去回忆和补充。结果，专门小组审问了他四次，他就在1955年8月9日、8月26日、9月1日和3日，四度提交了六份补充材料。他在这些材料中详细交待了以往交待中没有谈到的各种细节问题，只是，涉及其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节的详情，他却始终没能提供更多的资料。[11]

根据廖学昌的补充交待，专门小组9月14日整理出长达十二页，近三十条重大疑点。主要要点如下：

廖交待在Y县师范曾参加过高中军事训练，因测量学得较好，曾应邀赴专署绘过一次地形图。专门小组质疑：“什么地形图？应谁的邀？从这时起是否就开始得到信任了？参加三青团没有？任什么职务？”

廖交待在任县立小学教员时曾率学生球队到县城及××两处比赛，还有过一次赴天津旅行。专门小组质疑：“廖任什么教员？那些学生是否由廖等发展，有多少三青团员？否则一个县立学校哪有很多经费到处比球和旅行？”

廖交待上警校时蒋介石等均亲临学校训话。专门小组质疑：“根据这些训话，当时廖的思想如何？表现如何？学校当局对廖态度如何？”

廖交待实习期间×××科长曾派他到训练班代授指纹课。专门小组质疑：“这是刚工作即能得到的信任吗？这种信任应与廖在警校时的表现联系起来。因此，不是廖自己所说的没办法才呆下去的鬼话，而是他对反动组织忠心耿耿，既学得好，又表现得好，才得此信任。”

廖交待曾会同督察长等在F县火车站背后调查过一次国民党士兵杀人放火案，将凶犯捕获送县府法办。专门小组质疑：“这怎么算是罪恶呢？按叙述岂不是对人民有利的吗？因此，可以断言，所谓凶犯不是什么伪国民党的士兵，到底是什么样的凶犯呢？”

廖交待到×××铁路局警务处后，交通警察局派来大批军统特务，自己任审核股科员，承办各段队办案批文的文稿，下半年还曾兼任铁路警察训练所教官一个学期。专门小组质疑：廖“一定要留下来与戴笠这些特务头子作联系，并由他们信任当教官，这些事都不是简单的”。

廖交待自己是被国民党基层党员大会推举为区党部委员的。专门小组质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骨干可以肯定亦是特务。”

专门小组最后的结论是：“根据九月三日廖坦白的材料中所提出的问题，总起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即（廖）是否特务？现有来信（举报——引者注）已证明廖是军统特务，我们即应根据他所谈的线索作追查。”[12]

根据上述疑问，专门小组最后归结为三个调查方向。即：（1）廖在担任F县警察局行政科长并兼代秘书期间，“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镇压人民的罪恶活动”？（2）廖从担任警务处课员到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期间，“是否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3）解放后廖是怎样回K市的，“是否畏罪潜逃回来的”？

数天之后，专门小组派往W市的一位外调人员取得了收获。他在报告称：（1）廖在F县警察局曾与人创办《警声》刊物，以警局球类为名，登有伪警察的好处，及“三青团”知识和警政事宜等内容，廖并曾直接指挥侦缉队查案拿案，包括他曾指派侦缉队拿办托派分子吴某。（2）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廖参加了军统，但廖只承认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却隐瞒了担任过区分部书记的情况。在警务处阶段，廖曾在1948年8月左右与人合办过两个穿黄军服的青年，当时说是逃兵，但也有说是因为怀疑有共产党嫌疑，因查得该两青年身上有东北流通券。廖等将二人解送至W市伪法院。（3）廖离开W市并非自主回乡，而是遣散回家。

报告的结论是：第一，从创办《警声》刊物到廖在警局当时所受到的重视，可以肯定廖是一贯忠实于国民党反动派并积极为之效劳，帮助其压迫人民的；第二，可以肯定廖曾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第三，廖逮捕两青年可以认为是廖的罪恶；第四，“廖是军统分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从现在调查的情况看还不能对廖是否参加军统问题做出最后结论”。[13]

进一步的外调、函调等也显示：廖的交待似存在许多避重就轻之处。如过去与廖一同当警察的同事就检举说，廖1941年在W市警局时就担任过户籍室主任，他还是督察处处长史铭的心腹，史系军统特务，当时关于党务及军统的秘密通讯等都是由史铭与广西最高特务机关头子苏秉光取得联系。在F县警局，廖曾任行政科长、秘书、司法科长等职。任职期间，局内一切对内对外工作都由他策划。他在局内并设有一个特务小队（约16人），直属警局指挥办理一切案件，此队工作都由他直接指派，如逮捕F县国民中学教师，所谓托派分子×××即是。1946年1月廖在警务处担任铁路特别党部警处区分部书记兼执行委员。[14]

根据上述材料，专门小组重又采取虚虚实实的讯问方法，对廖学昌面对面地进行了审问。惊惶不安，却不明就里的廖，虽搜肠刮肚，却还是不敢全盘交待过去的历史情况。1955年10月11、12日两天，廖又补充交待了许多当年所从事过的警务工作的细节，却并无多少专门小组希望得到的材料。小组对廖的交待极其不满，因此一面暗示敲打，一面政策施压。

10月13日，廖终于不得不补充交待了专门小组希望听到的种种“罪恶”，如在G市警局期间曾当过G市警备司令部特务人员训练班的教官，曾在××路各书局检查过进步书刊，曾在××分局逮捕过善良民众。在×××警处司法课期间，于1947年曾查获过身藏枪支零件的旅客，经审讯认定为共产党嫌疑，遂移送W市警备司令部处理；曾在1948年承办过××警务处送来的在车站附近徘徊的嫌疑犯一名，经审讯后认为有共产党嫌疑，亦移送W市警备司令部处置[15]；曾在1948年××菜市场附近发现穿着军服模样的嫌犯两人，身带东北流通券，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经同事审讯处理；曾在1949年以路局名义通知各车站注意防范“共匪”纵火破坏，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诽谤的宣传。[16]

一连四天持续不停的讯问中，廖把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各种事情都挤了出来。但是，廖仍旧没有提到专门小组最关心的军统特务问题，也始终不提担任过区分部书记的问题。

10月18日，廖被带到小组会上进行斗争，与会者明确指出了廖的特务嫌疑的问题。廖当即承认自己在谈到与特务关系问题时过于简单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解释。但他坚决表示：“关于参加特务组织的问题，经检查自己从未参加过。”[17]

10月24日、11月4日，廖学昌又一次次地再度补充各种能够回想起来的可能有问题的情况，却还是没有涉及区分部书记的问题。

经过再三再四的讯问，始终不能让廖交待出更严重的“反革命”罪行，甚至始终不交待担任过区分部书记职务的情况，这最终成为专门小组决心要正式逮捕廖学昌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11月中旬，廖才含糊其辞地表示，他实在记不住曾兼任过区分部书记的事，但如果组织上调查证实有这事，他也只能承认。廖的这种态度显然让专门小组无法接受。

11月20日，专门小组填报了《逮捕报告书》。内称：“廖在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党和组织的长期教育下，对其历史罪恶仍不彻底交待，企图长期隐瞒混入在我革命队伍中。现经我们调查查证，廖有如下主要历史罪恶和特嫌问题：一、1946年廖在×××铁路警务处任职时，曾担任特别党部第二区党部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书记。在此期间曾办过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和国民身份证。该员过去只交待任过区分部委员，这次经我们查证、开会、斗争，他才承认担任过书记。二、廖在×××警务处司法课任科员时，于1948年8月初与×××、×××抓获两个穿黄军服的青年，一说看情况像是逃兵，一则又说是共产党嫌疑，经审讯后移送法院。另一个是查获一个夹带枪支零件的旅客，经审讯认为是共产党嫌疑，移送法院。以上主要罪恶经查证后开会斗争，廖才承认。三、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廖是一贯忠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并担任要职，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帮助其镇压人民的。廖在F县警局任科长秘书时曾拟述局内奖惩办法及考勤工作细则，并与×××二人创办《警声》刊物，鼓吹伪警好处，并几次担任伪警教官，帮助国民党训练伪警人员。四、廖在1946年进伪×××警务处工作时，该处警员多系军统分子，而廖与这些分子的关系很好。而经我们调查，有在押犯×××说廖是军统分子，但曾犯所写材料说廖参加军统的情况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这份材料还不能最后肯定证实廖参加军统问题。此一问题尚待继续查证。”

考虑到廖学昌的特嫌问题尚未落实，反革命罪恶尚不够逮捕条件，逮捕廖学昌的报告书最终没有能够得到上级五人小组的批准。××区委五人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批示称：“廖其他的历史罪恶都已查清证实，对是否参加军统问题尚不能最后结论，因此我们意见是隔离反省，继续调查证实。”[18]

再躲一劫

1955年11月底，××区主管部门与房地局联合组成了一个专案组，专门负责调查廖学昌的特嫌问题。专案组提出的报告称：“廖系伪中央警校学生，在学习期间，蒋介石曾数次亲临讲话（内容是反共抗日），在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并参加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毕业后分发G市警局工作，又任W市警局科员，后任F县行政科长、秘书、司法科长。在任职期间，他在局内设立了一班特务小队（约16人），直属警局指挥，并负责搞了伪中央警官学校F县通讯社组织工作，经常将警局工作情况写稿投龙江日报。廖本人与×××二人创办了一个《警声》刊物，从廖在中央警校受训及以后所担任的一切重要职务，并且经常与特务彭逸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廖在受训和伪F县警局工作，很可能参加了特务组织或是特务外围组织。1946年×××铁路局合并，铁路局直属交警局领导，据本人交待，警局派来的很大部分是特务，特别是司法科全部都是特务。当时廖被留用任审核股课员、警训所教官，办理一切案情，但廖是警处处长史铭（军统特务）的心腹。当时关于党务及军统的秘密通讯等，都是廖与史铭及广东最高特务机关头子苏叶光（军统G市办事处主任）联系。根据廖本人的出身和他一系列的工作机关及职务，特别是伪×××督察室的一段情况与他接触的人都是特务，我们认为廖自从伪中央警校到解放前夕，是完全有条件参加特务组织的。现经初步调查，廖长期隐瞒重大的政治历史罪恶，拒不坦白交待，现已证实廖所隐瞒的历史，1946年在伪警务处任铁路特别党部警处分部书记兼执行委员，并已证实了其他罪恶，因此对此一问题需要建立专案继续查清：廖是否参加了特务组织。”

由于有新的揭发材料指认廖1938——1939年曾一度在中美合作所贵州息烽训练班第一、二期受训，报告人更加确信必须建立专案查清廖究竟参加特务组织或其外围组织没有、从事过罪恶活动没有。但是，报告人也承认：目前破案的新线索不多，只能在开始专案工作之前，由领导找廖本人谈话，要其交待新的线索或证明人。然后再据此派人全面外调各种关系人和知情人，争取用三周左右的时间完成调查工作。最后“由领导谈话开一次专案小组会进行审问”，并“开一次群众会以攻心斗智的方式证实结案”。[19]

然而，这新一轮的调查并没有能够按计划从11月20日进行到12月20日。还在11月底，上级部门就要求各单位将第一期“肃反”斗争迅速转到收尾定案阶段，以便总结经验，推动第二期“肃反”斗争的展开。受此影响，也加上分赴广州、衡阳等地的外调进展甚少，对廖学昌家的搜查也一无所获。进入12月初，专案组已经开始准备为廖学昌做定案工作了。

12月初，专案组先后对廖学昌进行了两次正式的审讯。专案组这次完全没有就特嫌问题对廖进行讯问。不仅如此，廖对专案组指认的几项罪行还表示出了相当的质疑。如他明确表示，关于有揭发说他下令给侦缉队逮捕F县国立中学吴姓教师的事，以及关于说他参与逮捕两名穿军服青年的事，均已记不十分清楚，只是因为看了检举材料，“本人提不出反证，同意组织根据检举材料处理”而已。包括对区分部书记职务的问题，他也辩解称：“我不是有意隐瞒，而是认为反正委员以上都是国民党的骨干”，并不以为两者有多少分别。[20]

审讯后，专案组整理出定案报告草稿，认定廖已承认专案组所举证的所有罪行，交予廖学昌签字确认。原稿称：“经过专案小组的追问斗争查对，审讯廖的罪证事实已基本查清了，并取得了旁证材料，肯定了廖的关键问题有如下几点：1. 1938年至1940年在C市伪警官学校第六期正科学习时，曾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及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2. 1942年9月至1944年3月，任F县警局行政科长兼秘书等职，并与×××创办《警声》刊物，借载警局球类为名，宣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知识及警政事宜，等等。3. 1946年元月至1949年，任×××铁路警务处司法科课员、警察训练所教官，并担任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第二区党部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书记。4. 1948年8月左右同×××、×××办过两个黄军服的青年。据当时情况说是逃兵，一时又说是共产党嫌疑。另一次查获一夹带驳壳枪支零件的旅客，经过审讯后认为是共产党嫌疑。此两案经审讯后移送法院。根据以上审问调查的材料，已可完全肯定廖学昌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应该查清及可能查清的罪证事实及情节已基本查清，没有新的线索发现，因此应进行结案定案工作。”[21]

对于专案组的定案报告草稿，廖学昌读过当天即提出几点质疑。他提出，关于区分部书记问题，现在已回忆起当时开过两次大会，“结果由副处长×××兼任书记，我和××兼任委员。当时×××很少理会这工作，是我与××分担”。故说事实上自己做过书记的工作可也，说自己兼任过书记一职，则不确。

对于前侦缉队旧同事揭发说他下令侦缉队监视捕人等事，廖亦明确否认。说明：第一，侦缉队系受局长×××直接控制和指挥，自己并无指挥调度之权。第二，说凡逮捕人犯，包括监视逮捕吴姓教师，均经自己指挥，更是与事实不符。因为“组织关系上我并没有监督或指挥侦缉队的职权，因此我从未召集他们开过会，或交待过任务”。他还表示相信“党一向是实事求是的”，因此“请求组织继续了解或分析这个问题，以明究竟”。[22]

专案组对廖学昌的申辩，自然十分不屑。在随后提交的结案报告中，专案组照样按照原定的内容为廖定罪。对廖的申辩，则表示相信有检举人的说法足以为证。但专案组也并非什么都信，像×××检举廖为军统特务分子一事，说廖曾参加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训等情况，即声明：经我们调查伪警务处工作人员，均未发现廖系军统特务，并且该警务处、督察室解放后被我们接收，其负责人向我们交出的军统名册中，亦没有廖的名字。“根据上列情况分析，廖之特嫌可以取消怀疑”。

当然，专案组相信，即使廖并非特务分子，亦应受到惩罚。这是因为，廖学昌解放前所任各种职务性质都表明，其“罪恶决非屈指可数。解放后隐瞒历史混进我革命队伍，几年来虽然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和审干、党的多次教育，廖对自己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职务及其罪恶事实，仍然长期隐瞒不作交待”，这些情况都十分恶劣，故“我们建议行政给予劳动教养处理”。[23]

由于认定廖学昌始终隐瞒历史，又加上廖对专案组指控的罪行等多方抗辩，这一回××区委相关领导人没有像此前那样宽容了。专案组提出的劳动教养处分，最终被提升为刑事判决管制一年。

1956年1月16日，××区人民法院正式向廖学昌下达了刑事处分书，管制一年并发派至H省某县从事农业开垦劳动。廖学昌接到此处分书后，最初没有提出上诉抗辩的要求，反而很快上书表示接受。他并“表示感谢”政府宽大，说政府“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保证在被管制期间“更应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并在‘生产战线上’等方面争取表现”。

在感谢和保证之余，廖仍不忘解释自己在“肃反”运动中没有积极主动交待问题的原因，称自己因为生性“容易忘事”和“沉默寡言”，故运动来时，对以往的事情总是想到就交待一点，想不到就算了。再加上自己痛恨旧社会，想要彻底割断过去的历史，许多事情不愿去想，几年来遗忘了很多。他说：“以我内心来说，并非知情不谈或存心隐瞒。”为了表示自己的坦白，他还进一步做了新的补充交待，最后还保证今后如果还能想到其他问题，亦当“即刻向组织上交待，免得再犯隐瞒的错误”。[24]

廖学昌还没有被遣送去某县，意外地读到了《H省日报》登载的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他注意到董在报告中强调，“肃反”运动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教育群众，划清敌我界限，惩办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廖内心里实在不认同组织上判定的罪行，他犹豫再三之后，还是决心冒险给上级主管部门上书，要求重新考虑对他的处理决定。

廖在信中写道：“董院长指示：‘对于那些历史上有一般反革命问题，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只要他们彻底交待了问题，就可以免予处刑或者宽大处理。’这次“肃反”运动既有免刑处分的规定，所以我特地提出请求再予宽大，撤销刑事处分，改作行政处分。”因为“我并非有意隐瞒历史”，且“我的伪党务工作并非专任，而是兼任，且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这样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职名问题，又无现行反革命活动及意图，是可以免刑处理的。何况自己的区分部委员名义早在历次运动中即作了坦白交待，已属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书记’名义是由于上述原因遗漏交待，况且‘书记’这个名义也并没有新的任务，似也不必罪加一等”。他宣称，自己并不惧怕去劳动垦荒，但鉴于自己已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成为四级技术员，并具备了数十元以上价值的房屋建筑工程技术书籍，稍微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如能在原有岗位上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更能好好地为人民做些事。如若从另外一样业务从头开始做起岂不又费时间及脑力吗？同时党的政策一再号召照顾少数民族，这次去××还未接到正式通知前，请组织研究处理”。[25]

廖学昌的上述请求，递得正是时候。原来，中共中央领导“肃反”斗争的“十人小组”这时恰好下发了《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该文件明确规定了反革命分子处以劳动教养的几条标准，其中恰好有一条与廖的情况很接近，即“隐瞒参加反动组织和反革命罪恶，情节虽不太严重，不够逮捕判刑，但在运动中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不能在机关继续留用的分子”。廖纵有隐瞒“书记”身份的情节，但早已坦白了“委员”身份，且以廖在运动中的表现，亦不能定性为“在运动中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故此条显然不适用于廖。考虑到廖属于少数民族（回民），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亦有特殊政策，××区委研究后最后决定，对廖的问题依据规定中“凡长期隐瞒政治历史问题，在运动中经过斗争才向组织交待，查明属实的，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的条文[26]进行处理，即撤销对廖的刑事处分，改为行政记大过处分。

廖学昌因此再逃一劫，也不必去劳改农场垦荒了。

意外之祸

廖学昌在“肃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行政记大过一次，对其技术干部身份及其在××区房地科的工作，没有发生重大影响。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廖自然老老实实，不声不响，因为埋头苦干，还在当年第二季度被评为单位里的优良工作者，得了十块钱奖金。[27]这反映出他在单位里也没有因此受到歧视，且有较好的人缘。

因为一再受到种种好命的眷顾，廖学昌对自己的“改造”自新也一度信心满满。

1958年，全国“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全民整风”，上级提倡走“干部上山下乡，又红又专”的道路，廖已年逾四十三，完全可以不必报名申请到农村下放劳动，但他却以戴罪立功的心态，于年初就主动要求下放，去了K市县城关大城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多数下放的干部都很年轻，廖岁数大，体力差，但为表现积极，因而不能不相当卖力气。由于农活儿到底靠的是力气，再加上下乡后全无回民伙食，饮食难以习惯，常常吃不饱饭，更拼不过那些年轻人。时间长了，廖还担心会生疏了技术，每每想要看看书，在当时那样一种集体劳动生活的环境中，看书不免还要藏着掖着，怕被人批评思想白专和不安心体力劳动，故他的这次下放劳动称得上是身心两方面都相当痛苦。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决心“改造”，他还是学着农民的样子，坚持天天下地，出全勤，干活儿不惜力。他在总结中说明了自己的劳动表现，其中包括：“1.下放不久就主动捡猪粪，风里雪里不间断。2.同社员五个人挑丝草到田间去，脚都划破了，不能继续工作，我包着脚的伤口，独自一人挑了三天，完成了任务。3.踩水车脚发肿，并没有灰心，刻苦锻炼自己。4. 主动协助社员做田埂，避免水的流失。5.主动找队上派工做，这工做完了，又自动找别的工做。”

对廖学昌的劳动表现，其所在小队干部其实也相当肯定，评价较高。但基于政治挂帅和阶级观点，他们给廖做的鉴定材料，仍旧表现出怀疑的态度。他们承认廖“劳动主动肯干，群众关系亦好，能服从组织纪律，贯彻三同亦好，亦能积极协助社队宣传等工作”。但9月“小队意见”却写上了这样一段话：“该同志在历史上有污点，曾受过人民的惩处……对下放认为是改变成份而镀金的好机会。在整风交心中其所交待在‘肃反’被审查处理而无抵触，小队认为这是不合逻辑和客观的。”[28]

不过，这个时候算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最松的几年时间，因此，大家看人的标准，也并不总是把政治标准挂得高高的。廖学昌在农村劳动锻炼的时间越久，周围人，包括下放干部们对廖的看法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半年之后，即1959年2月的小组鉴定，相比1958年9月的小组意见，就有了明显的改变。新的鉴定大体是正面的。鉴定说：“该同志在历史上有污点，曾受过人民惩处，在思想上对组织有一定的距离，平时不暴露思想，政治不开展。下放后劳动积极主动肯干，虽年龄较大，但能吃苦耐劳，并能协助房东家务劳动，态度和蔼，尚能联系群众，能积极协助社队宣传工作，但不能暴露思想，不敢大胆展开批评，个性沉默缺乏热情。”[29]

到1959年10月时，小组鉴定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了。内称：廖学昌“1.对过去历史错误有一定认识，有迫切改造好的信心，尚能敞开思想，锻炼中一直心情愉快，情绪饱满。2.服从组织分配，认真负责完成任务，积极主动反映右派分子情况。3.劳动一贯踏实肯干，认真负责，做到尽力而为，遵守组织纪律制度。4.能联系群众，关心周围事物，能展开批评，态度热情诚恳。5.关心政治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生活艰苦朴素”。鉴定中提到的缺点只是：争取领导教育不够；自卑心理较重，有时疑惑组织；处理问题不大胆、不尖锐，怕得罪人。[30]

但是，廖学昌在农村下放劳动过程中努力“改造”的良好表现，包括越来越好的肯定评价，却没有能够使他重新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不仅如此，他的命运此后还每况愈下了。

在农村下放劳动一年半之后，廖学昌回到了××区房地科，但他很快就又被以技术力量下乡的名义，派去支持乡下的建筑工程。一年后，他总算又回到房地科了，不久后却又被从区里调去了基层的房管所。

更让廖学昌万万想不到的是，此前的“历史污点”虽然一直影响着他的工作、生活和事业，路越走越窄，到底他还算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被打入另册。这时，他的政治生命，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都意外地改变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进入1960年以后，经济困难极端严重，组织上再度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基层展开的整社运动中，有廖学昌这种“历史污点”的人注定会成为重点整治对象。而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开始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后，各地越发开始“狠打”“严打”“地、富、反、坏”分子。在廖所在的房管所里，只有廖这一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因此，他当年就被所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送交法院，处以管制的刑罚。[31]其原本不高的工资，也随之被取消了，只发给用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费。[32]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导致廖的家人在邻居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孩子们的个人前途也备受影响。就连远在C市的胞弟，也因此与廖断绝了关系。这件事的发生，不能不让廖一度情绪极为抵触，再无“改造”和“自新”的热情了。

被下放到街道房管所后，廖学昌就很有情绪，工作态度变得比较消极，有时还会表现得不耐烦。其他成份好的工作人员不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惩罚，碰到他这种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就不一样了。房管所就严厉指责他“一点也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就像国民党的土匪一样”，动辄对群众“发脾气、瞪眼睛”。据此，所里还专门组织群众会对廖进行过批斗。被管制后，廖自然不敢表现出不耐烦了，但他还是得不到人们的宽恕。1963年所里的一份鉴定书还是认为：廖学昌依然如故。“从表面上看好像老实了点，在工作或说话方面也都谨慎得很，但实质的心是抵触的，对领导是不服的，领导决定和向他交待的问题，不执行，自知（置之）不理，采取阳丰（奉）阴违的态度。”[33]

在对敌对分子一切从严掌握的政治氛围下，表现不佳的廖学昌进一步被戴上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帽子。1963年4月，他更是被发配到了一个基层的泥木合作社去，其国家干部的身份也丢了。

作为一个有着“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背景的受管制的“四类分子”，廖学昌在一个基层合作社里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在紧接着到来的“四清”运动中，基层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对社里的“四类分子”几乎人人都高度警觉并自觉加以监督。在廖的个人档案中保存有大批群众监督检举的材料，这些材料绝大部分都只能进一步加重组织上对廖的恶感。

如有检举材料称：“廖在工作上是蒙哄群众，制造混乱，对组织是不满的。为什么呢？过去在工作中他只管估了账就万事大吉，有问题也好（指有的工程），款子收不回也好，他是不管的。更可恶的（是他）上班不到社（里）来，在屋内上班，目的何在呢？据我所知，×××、×××，还有原件厂的姓吴的一邦（帮）瞎子客，这些单干（分子）经常到他家找老廖吃吃喝喝。老廖给他们估账，我觉得老廖和他（们）是有鬼的。”[34]

有检举材料称：“老廖是四类分子，他还不老实，在群众中神气十足，到工地总是指手画脚。另外他的心也坏得很。有一次他跟我到税务所看一笔工程（款）（那单工程是让一个单干的人做的）。别人说要做洋灰的，他叫甲方用洋铁皮搞（铁皮爱上锈，过一段时间又重修），他就这样给单干拉生意。另外他是施工员，经常出入在炮校、飞机场，以及其他机要单位，这是不行的。”[35]

有检举材料称：“廖学昌反革命分子在工作中一贯是不老实的、不踏实的。工作经常在家中做私事作饭……他这种工作作风实在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种闲（闭）门造车、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什么（怎么）能够做好技术员的工作，作好估价单和结算单？他做的估算单从来是不交底的，施工员、材料员以及会计员都不知道，造成工人和社干的矛盾，造成施工员和材料员、会计员的矛盾，工人是盲目的开工，施工员是乱指挥，材料员是无底的备料……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他的工作方法问题，比较主观，不接受意见。现在通过运动提高政治觉悟，擦亮眼睛，他这不是一种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有意如此这样做的。”[36]

有检举材料称：廖一向喜欢“抬高自己身价，取得业主‘甲方’对他信任，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损失）或个人（工人）损失”；廖总是“别有用心，说假话”；廖“经常在家，借口工作安静些，但究竟在家搞了哪些工作”，有什么秘密？廖“反动品质‘态度’未变，对待干部工人大吼大叫”。廖“社教运动前强调工作忙，没有参加过劳动，但有一次在民航局干部撮虾子，有钱分，他就去了”。[37]

1963年，在廖被管制一年后，房管所党支部曾研究过要不要廖解除管制的问题，结论是：“需要继续管制，现不同意摘掉四类分子帽子，以观后效，再作处理。”[38] 1964年，“四清”社教运动期间，廖的摘帽和解除管制问题完全提不上日程。1965年，国内阶级斗争的空气更加紧张，对廖学昌的管制更不可能解除了。

1965年7月，泥木社和当时的社教工作组填报《四类分子审批表》，廖的问题主要被归为四个方面：“1.担任泥木社技术员期间，大搞资本主义经营作风，高估工价，有的高过190%之多。生产不讲质量，以高估工价分盈工拉拢工人，使之对其产生好感，请他吃喝。2.违反建筑设计规章，私自设计图纸，叫甲方在图纸上签字，因此造成返工，给国家和集体经济带来损失。3.在任职期间非法协作和私包工程的×××、×××以及×××等人估价设计，接受他人贿赂。另外又以介绍×××来社做工，接受××香烟半条。4.工作上一贯不负责任，消极怠工，不遵守制度，不接受改造。平时坐在办公室长期不深入工地，很少从事体力劳动，并经常强调‘社里吵，不安静，不好办公……’而借故在家里鬼混。到运动前期还不改正。”[39]

据此，社教工作组决定：廖学昌“经群众评审定为三类，继续代（戴）上四类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下放劳动生产，工资待遇由群众重新评定，给予生活出路。”[40]

不过，就像上面的鉴定材料里写的那样，廖虽然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受着群众管制，但无论是在泥木社领导眼里，还是在社员心目中，却也并不就显得低人三等似的。不仅如此，因为该社从领导到工人，识字的不多，文化水平都很低，廖是全社唯一懂技术和懂工程财务的人，因此，四类分子归四类分子，社里要想赚钱，还非得用好廖不可。这也就决定了廖无论在政治上受到何种压制，人身自由受到何种限制，在社里却不仅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还很受重用，工资待遇很低，生活却过得还不差。

廖学昌利用自己在技术上的专长，包括在业界较多的关系和交际的能力，帮助合作社取得了许多工程。社领导因此对他很看重，给他较多自由，包括允许他在家做文字工作，显然激起不少群众的极大不满。廖越是能干，越是受到他那种四类分子不该有的待遇，就越是容易受到忌妒。上述检举揭发材料，都是社员写的，多数连字都写不全，但种种猜忌与厌恶却溢于言表。

可以肯定，这段时间对廖的种种检举揭发，因与社领导的看法不同，对廖工作、生活的影响并不很大。而且，这些年来，特别是沦落到这种地位之后，对于这类指责，廖学昌本人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敏感和紧张了。每次讨论对他的管制问题，他都认认真真地表示：“绝对服从群众对我的专政、管制，保证不乱说、不乱动。”“保证遵守群众管制四类分子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汇报思想请假会客、评审等制度。”“积极学习政治，工余学习《毛著》，并定期汇报学习笔记，作为我改造思想的重要一环，争取劳动与学习双丰收，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41]但实际上，他对摘帽和回原单位，已经很少再抱什么幻想。

当然，廖学昌也还是尽可能地在按照他的保证在做。稍有错误言行，他就会马上做出检讨，要求立功赎罪。比如有工人揭发他经常接受工程客户的请吃请喝，且烟酒不分，虽然这也是业务上的一种必要的应酬，他还是马上承认这是“贪污腐化”行为，表示愿意受到惩罚。他虽然拿不出钱来补偿客户，但表示可以“交出手表壹个，作为退赃之用。如还是不足补偿，再由每个月工资中扣伍元，以扣完为止”。[42]

对于其他各种检举揭发，他也会用过去常用的“补充交待”的方式，一面在事实上做些辩解，一面无论对错都自我检讨。比如，一些工人看不惯他经常在家里“办公”，他先承认这是自己“好逸恶劳”本性的一种表现，检讨自己不应该惧怕干扰，然后又解释社里大量文牍工作，包括设计绘图、预算结算，都需要自己去做；由于社里找不到一个安静些的房间，才批准他就近在宿舍里工作。有人揭发他联系工程时假冒工程师和联社干部，他就“交待”称：“检查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自我介绍、吹嘘（以）工程师、联社干部自居。”如果存在这类情况，也多半只是客户的恭维抬举之词。当然，他表示：“既是别人恭维抬举，我也应立即向别人表白自己身份，建议对方更正，否则对方信任工程师及联社干部，也会相应有不同的要求，对工作也会造成不良印象。这说明我的社会（经历）带来虚荣心、态度不老实的残余思想，是应该受到严格批判的。”[43]

因公殉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廖学昌等早已定性且受管制的四类分子[44]，一时间不断成为各地区、各单位各种形式批判斗争大会的陪斗。陪斗之余，扫街、修路、掏厕所、喂猪，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都少不了要他们来承担。但廖学昌遭受如此对待的时间，严格说来并不算长。不久之后，泥木合作社并入住宅修建公司，廖则被放到第九施工队的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他接连转换了几个小队，都是当工人。只不过，因为他岁数太大，上不了脚手架，也干不了重体力活儿，因此小队也就让他运料管料，做些杂活儿。

从廖学昌1970年代以后每个月按规定提交给管制部门的《思想（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出，六十岁前后的廖，虽然依旧在被管制状态，但其心态较前已好了许多。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遵守政府的各项制度政策、法令法规，包括在思想道德层面上的要求，都远比许多工人和干部要自觉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

廖所在第二施工队常常亏损，有时一个季度要亏几十万元。他计算亏损原因，指出工人工资一般只占工程费10%——15%，各项材料和工具消耗占到85%——90%，因而认为减亏的关键在减少浪费和盗窃的损失。为此，他多次报告队部，说明工地材料和工具浪费、被盗的严重情况，要求制定办法减少浪费并制止工人小偷小摸、占公为私。他不仅这样提议，而且身体力行，想尽办法帮助队里解决问题。[45]

如有一次他发现工人为乘凉登上屋顶睡觉，踩坏许多房瓦，造成两个车间下雨漏水，不仅影响机器生锈，还造成浪费。为节约用工和材料，他利用天晴机会，不顾六十岁高龄和腿脚不便，自己爬上房去，将坏瓦一一换至边沿处，再将边沿处好瓦换至坏瓦处。第二年夏天，又有工人再将屋顶踩坏，他又再度爬上四楼屋顶进行修补。[46]

又如，为制止或减少偷窃，他不顾可能遭到政治报复，挺身而出抓小偷。某次，他发现两个工人“行动鬼祟”，有偷窃工料的嫌疑，他即悄悄注意。并在某一天这两个工人下手偷了钢筋，准备扔过围墙时，冲上去抓了个正着。[47]

又如，一次施工队去某军区工地施工，负责小队施工的某工头要求廖利用军队对用过的材料一向不大计较的情况，要求廖想办法多留下些剩余材料让他带走。廖不怕得罪该工头儿，“借词拒绝”了。他为此还专门在思想汇报中提出：“这种贪图小便宜的不正之风，还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拆芦席盖（自家）鸡舍，用草包装（自家）煤炭，以至于擅自扯用铁皮桶、白铁洒水壶，这本来是生产工具，而（一些工人却）私自做了生活用品了。尤其是洒水壶缺货，赶不上工作上的需要，而私自为自己留下的新的、旧的，估计有50个以上……类似的不正之风，提供组织参考，建议制止，来一个公物还家！”[48]

廖这时的思想觉悟远较一般工人干部为高，还可以从他坚持不懈地向组织汇报思想动态，特别是积极主动地检举批评他所看到的坏人坏事和坏思想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廖所在施工小队，有两个被“专政对象”，一个是他，另一位叫池慕江。两人虽一同被管制，但廖却对池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始终看不惯。原因很简单，他认为池没有尽心尽力改造自己。

如廖、池两人各管工地的部分区域，池所管的化粪池因管道不通已溢出粪便，池却不闻不问。廖实在看不惯，利用周日时间自己去疏通了化粪池的管道，并用水泥做了一个窨井盖。池路过看到，却不吭一声。而池负责的几个厕所，池也不经常打扫，以至于一些工人意见很大。检查卫生的干部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廖设法解决。廖只能自己动手，来一个大扫除。队里养了几头猪，用来给职工过年改善伙食。周日及假日工人休假，养猪的工友也回了家，队里安排廖和池留队负责喂猪。结果池总是找借口请假外出，廖则“毫不犹豫，勇敢承担”。廖常常在思想汇报中尖锐批评池这种“怕脏怕累怕死的思想”，称像他这样，“怎么谈得上什么为人民服务，如何转变世界观，改造好自己的思想？！”[49]

说廖学昌有较高觉悟，并不是因为他对和他一样的被专政对象敢于监督批评，而是对队里的党员干部，他也一样敢于提出批评。比如，某李姓共产党员，违反队里的规定，擅自领头将三层宿舍楼一会议室门撬开，将里面的铺板搬出给工人用。廖对此十分不满。他在汇报中不仅批评此事，还对李的其他一些行为进行了批评。他写道：“最近马队长开完会出队时，李在门房看报纸，马问李：‘你不上楼开会，而在这里看报？’可是李竟答称：‘开屁会！’云云。目前家机工地砌三层墙正紧张时刻，李却回乡拿米，几天才回队。在过去水运工地，基土班×××与赵书记大吵大闹时，×××曾宣称那次评比似乎不合理，而李背后宣传：‘不合理的事才多呢？’”廖在汇报中写道：“我本来没有权利谈论这些事，但我始终认为某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向组织反映，表示划清思想上的界限”，是必要的。[50]

廖学昌在“改造”问题上日渐高度自觉，既与年岁渐老、心态渐趋平和的生理状态有关，也和他心存某种感恩观念，满足于小队里干部工人不加歧视，大家关系比较融洽的情况有关。联想到历次运动中大批反革命分子或被镇压枪毙，或被判刑劳改，他不能不深感庆幸。用他的话来说：“像我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本应坚决镇压，死有余辜，反而受到党和毛主席的宽大处理，并给以生活出路，这无非是给予我代（戴）罪立功的机会。”[51]

严格地说，过去的廖学昌并不是一个十分恋家的人。许多年来，因为被管制等原因，廖所在施工队虽然离家不算很远，但他平日里几乎从不回家。就是节假日，他也照样帮人代班或留在宿舍，找些活儿干，或看书读报，包括给公安局或给本单位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随着年岁渐老，他对家庭和子女也渐渐重视了起来。在将近六十岁之前，他的思想汇报也好，其他文字交待材料也好，几乎从不主动提及家庭子女的情况。但1970年代初以后，他却频频提及这方面的情况，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家人的处境开始较多地给予关心，自己也从和家人十分短暂的相处中开始感受到某种亲情的温暖，并因为家人处境的转好而对政府感念不已。

如1975年2月，他在当月的思想汇报中较多地谈到了自己的孩子。说：“每逢春节我照例会联想到在旧社会的一段遭遇。”即1936年他从Y县师范毕业后，经老师介绍去M市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不想年三十离家赶到M市后，却未能被录用，以至不得不在冰天地冻的春节后，再度返回K市。他的结论是：“旧社会毕业即失业。而今年我的几个小孩都回家了，他们个个工作和学习都很好，身体及精神也都好。”再看“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春节期间“全家团聚外，又加上一个新媳妇，个个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无不称赞，这是托毛主席的福”。晚上全家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然后他又返回队里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两小时。他写道：如此“愉快地度过革命化的春节之余，不忘组织对我假日的照顾”，更感到“毛主席领导下教育人与改造人的政策，令人信服”。[52]

在这一年9月的汇报当中，廖学昌再一次动情地提到他最后一个在农村插队的儿子，被组织批准顶替退休的妻子在商店里做售货工作的事。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哪里去找这样的照顾？工人做不动活，还不是一脚踢开？尤其是我妻子，更体会到区别对待的照顾，非常感动，并一再勉励孩子们听党的话，不计较工种、待遇，踏踏实实为革命贡献青春。”如今，“我的四个小孩都有了工作，生活和学习都很好，这只能是对我这个被改造的人的很大的教育和鞭策。我更不能放松自我改造，更要努力，顽强地改造自己，以不阻碍他们的进步”。[53]

很明显，廖学昌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要改造好自己，不给家庭和子女再添麻烦。还在1974年底，队里针对四类分子的审查会上，有工人批评廖最近几个月纪律性不强，说他节假日较过去回家的时间明显增多了。廖马上就感到了压力。他当即表态接受工人们敲的警钟。为什么过去很少回家，而最近几个月却频繁利用周日回家去呢？他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儿子即将结婚，想回去协助料理；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明显放松了。他表示：今后将严守纪律和规章制度，“下功夫做出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1975年元旦，廖即没有回家，“在队协助厨房，修理炉灶，并主动清除炉灶和积水，并用油毛毡盖好存放露天的电动机。晚上看报，读书学习，听元旦社论广播，并准备在三天内写好12月份思想汇报，并计划在五天内向街道居委会、派出所写好一年来思想改造汇报。从此恢复前阶段每逢星期例假做一件与人民有益的事，以后过革命化的年节的战斗姿态，迎接1975年加速自己的改造”。[54]

长时间维系着这样一种心态，再加上其年岁的渐老，难免会使像廖学昌这样的人逐渐把某种思想上的被动，转变成为一种思想和行动的双重“自觉”。按照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理论，廖显然已经真心相信“自己旧思想意识浓厚，满脑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骨子里都含有资产阶级毒素”，“非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可。如果说过去他对自己的改造还做不到十分自觉，那么到1970年代中期，他已经认识到，过去单纯“为了摘帽”而积极“改造”，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的“改造”应该不单纯是为了摘帽，而应更进一步，即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55]

无论廖学昌的思想自觉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极表现远远超过了多数非四类分子，就是当年各种“先进”恐怕也望尘莫及。他除了日常的生产劳动以外，其余时间，包括工余以及节日、星期例假，都坚持学习和劳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不分份内份外，不分上班下班，争取一切时间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只要力所能及，就努力去干，“能挑一百，不挑九十九”。[56]

廖学昌的努力，在“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之后，终于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事的肯定。有工人就在审查会上公开肯定廖的工作态度，说他从不请假，小伤小病不停止工作，凡是队里的事情，都积极主动热情去做，不分份内份外。

比如人们谈到，一次运送玻璃条，由于三轮车半路坏了，同行的工人师傅要他先就近运回队部，次日再叫汽车拉去工地，然后就离开了。而他想到汽车运送固然省事，但一来工地需此料甚急，二来用汽车运此三四百斤玻璃条太过浪费，何况汽车运送还容易把玻璃条颠碎。最后，他硬是自己推着坏了的三轮车，艰难地走了几个小时，把这些玻璃条送到了工地上。

比如人们谈到，疏通粪便坑位，挖下水管道，运豆渣，喂猪食，搞环境卫生等，廖都是主动利用假日或休息日，即用业余时间去做。施工队大院内化粪池经常粪便四溢，臭不可闻，数年不能解决，他经过几次努力，疏通、翻修、砌明沟，做窨井盖，总算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当这些事开始受到队里的表扬时，廖在思想汇报中也做了很直白的解释。他说：“我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给工人群众多做有益的事，即多作贡献，争取人民群众对我的谅解。”[57]争取群众的谅解，这固然依旧可以理解为是廖的强烈负罪感在起作用，但不容否认，他经年累月地这样做，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了。

其实，不论廖还抱不抱希望，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四类分子在政治上的解脱已经指日可待了。廖学昌为此等了十六年，而如果从最早戴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的帽子算起，他已经等了差不多有二十七年之久了。然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摘掉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58]的一年前，即1978年1月9日，他却因为跟车运送木材去工地，因颠簸不慎从车顶上摔了下来，经抢救无效，死了。这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廖学昌突然死亡，直接面临着如何为其安葬和写悼词等一系列问题。考虑到廖的表现，他死后一个月，他所在施工队每年负责评审专政对象的几位工人师傅推动队里的干部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解除廖的管制，摘掉他四类分子帽子的问题。很显然，工人们多数对廖学昌的死抱以相当同情的态度，希望他死后能像一个正常的工人那样得到应有的尊重，并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可以不再受四类分子家属这一政治阴影的困扰。

在这次会上，几位工人师傅众口一词地给了廖学昌以较高的评价。大家历数了廖不辞劳苦、不怕脏臭，不分份内份外，不管上班下班，年复一年地为队里排忧解难，时时处处为国家财产着想的种种事迹，一致认为廖已经得到了改造。他们都委婉地表示，尽管廖“死前还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认为要为他的后代着想”，要考虑到他已经“接受了改造”，“给他摘帽子”。

队里的干部最后半总结半表态地肯定了与会者的意见，说：“廖学昌从改造的过程来看，是在逐年进步的，工作比较主动，一切为国家财产着想。这次因公死亡也是为公。不管到什么场合去工作，他首先要对别人讲清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督管制之下。对工作，分配和不分配都总是在工作，故群众认为根据党的政策可以给他摘帽子。”[59]

经过施工队队部领导、公司相关部门和当地派出所进一步沟通和研究，1978年3月13日，即中共中央宣布摘掉所有“四类分子”帽子的九个月前，施工队为廖学昌填报了最后一份“四类分子审批表”。内中说明应为廖摘帽的理由是这样写的：

“该廖自代（戴）帽管制以来，能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认罪守法，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每次年终评审逐步前进。如去年年终经群众评审为×（缺字——引者注）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发现其它政（治）历（史）问题和不认罪守法的情况。

“该廖在代（戴）帽管制期间，一、能坚持学习，看书读报，抓紧对思想的改造。为了更好改造自己，重做新人，私人订有报纸、购有毛选及其学习资料。在学习中能联系思想找差距，写学习心得，按月写思想汇报以及年终思想总结汇报，节假日一般不外出，坚持了半日学习、半日做院内卫生和负责喂猪等规划。二、劳动能服从分配，主动踏实，领导叫干什么或没有叫他干的，都能主动去干，除日常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打扫环境卫生，修理厕所、电灯、疏通下水道、拉豆渣喂猪等。三、能遵守制度守纪律，劳动上能做到早上班晚下班，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无政府思想泛滥之时，队里职工有时有提前下班的情况下，他也能坚持工作到下班后再走，有时领导叫他走才走。思想改造上能按月汇报，有事能做到请假。四、能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督管制之下，以利对自己的监督改造，如不管在什么地方去劳动，首先对生人讲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以便让不了解他的群众好对他进行监督。”

施工队的意见是：“根据廖学昌的政治表现，经群众及监改小组讨论，认为可以摘掉四类分子帽子。”

中共K市第二住宅修建公司委员会3月24日的批示是：“经公司党委研究，同意摘掉廖学昌反革命分子帽子，请公安机关审批。”

经过上级主管部门与当地公安机关审批，廖学昌死后终于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归到了“人民”的行列里来了。

[1]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2] 　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3] 　《干部简历卡片》，1950年5月2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 　《政治材料及处理意见》，1951年6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 　《干部材料登记表》，1951年6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6] 　《自传》，1951年6月3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7] 　参见《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治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年3月10日）中的解释。内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队副）以上及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的骨干分子。”

[8] 　《干部鉴定表》，1952年6月27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9] 　《干部履历表》，1955年5月1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0] 　《廖学昌历史审查记录》，1955年8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1] 　《补充材料》，1955年8月9日、26日，9月1日、3日；《坦白交待个人历史及政治问题》，1955年9月3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2] 　《廖学昌的历史问题》，1955年9月14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3] 　《调查人于永生关于廖学昌历史问题的外出调查报告》，1955年9月1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4] 　《关于廖学昌的情况》，1955年9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5] 　10月18日补充交待时，廖学昌说明，关于此人的情况所说不确，现回想起来，经讯问后认为罪证不足，已将此人释放了。

[16] 　《补充坦白材料》，1955年10月11、12、13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7] 　《补充材料》，1955年10月1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8] 　《逮捕报告书》，1955年11月2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19] 　《廖学昌专案报告》，1955年11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0] 　《审讯廖学昌笔录》，1955年12月3、4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1] 　《廖学昌定案报告草稿》，1955年12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2] 　《补充材料》，1955年12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3] 　《对廖学昌案件结案报告书》，1955年12月，《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4] 　《补充材料》，1956年1月2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5] 　《申请复议书》，1956年2月2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6] 　《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草案）》，1955年12月。

[27] 　《干部整风总结及又红又专规划》，1958年9月1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8] 　《干部整风总结及又红又专规划》，1958年9月1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29] 　《劳动锻炼鉴定表》，1959年2月2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0] 　《干部劳动鉴定表》，1959年10月2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1] 　1963年3月22日《四类分子审批表》注明为管制一年，1978年2月22日《四类分子审批表》则注明为管制二年，《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2] 　国务院在1957年8月9日正式通过了一项规定，要求对留用的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在管制期间只能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发给相当的工资”。而在实际掌握中，各基层部门多按最低标准进行掌握。

[33] 　《四类分子审批表》，1963年3月22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4] 　《×××检举材料》，1963年5月1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5] 　《×××反映廖学昌情况》，1964年12月3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6] 　《×××揭发材料》，1965年6月27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7] 　《×××检举廖学昌各项问题材料》，1965年6月2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38] 　《四类分子审批表》，1963年3月22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据1978年2月22日《四类分子审批表》，廖这时不仅没有被解除管制，而且还又被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

[39] 　《四类分子审批表》，1965年7月24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0] 　同上引注。

[41] 　《改造思想立功计划》，1965年7月2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2] 　同上引注。

[43] 　《补充材料》，1965年7月19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4] 　当时已称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

[45] 　《四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5月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6] 　同上引注。并见《六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6月3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7] 　《十一月份思想汇报》，1976年12月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8] 　《元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1月3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49] 　《三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3月31日，《五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5月3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0] 　《五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5月31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1] 　《1975年思想改造汇报》，1975年12月10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2] 　《二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2月2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3] 　《九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9月2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4] 　《十二月思想汇报》，1975年1月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5] 　《1976年思想改造规划》，1976年1月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6] 　同上引注。

[57] 　《八月思想改造汇报》，1977年8月25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58] 　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9日。

[59] 　《九月份思想汇报》，1975年9月28日，《廖学昌档案》（无页码）。

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一名工人干部被定性为“坏分子”的经过

“坏分子”这个词，早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使用过，当时泛指一切腐化、恶化、投机分子，以后成为中共文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党内党外一切作风恶劣、思想不纯，对党的事业具有破坏作用的分子。

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曾发出正式文件，试图具体界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不同。但文件依旧强调：“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在此基础上解释说，所谓“其他坏分子”是指除已被查明确系“反革命分子”以外的“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等。[1]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中，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大致确定在刑事犯的范围之内。其原话是，对一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实行专政”。[2]虽然，相对而言，因为“坏分子”多是间接“破坏社会秩序”，与直接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同，因此对“坏分子”的定罪量刑一般略轻于“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坏分子”仍被划入“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之列，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新政权仍旧是把这些人与阶级敌对分子视为一丘之貉的。结果，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本质上和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没有两样。这也正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地、富、反、坏”统称为“四类分子”[3]，除枪毙或判刑者外，一般仍会长期实行剥夺这些人的政治与人身自由权利，交基层政权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做法。

不过，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坏分子”的定义也显得太过宽泛，而且能够参与定罪的因素也太多、太复杂。多数触犯刑法的犯罪者不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而且不少人本质上可能并无“坏”的故意。更何况当年一些人的“坏”，还是和当时的制度及政策缺陷密切相关的，故当年被定罪为“坏分子”者，是不是真的“坏”，或“坏”到何种程度，该不该被判刑和打入另册，在今天来看，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因为，无论是对新政权，还是就他个人对这个新社会的感情而言，他至少曾经不“坏”。那么，他又是如何变“坏”的呢？

前途似锦

李乐生，1925年8月26日出生于J省L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亲在县政府田赋征收处（又名赋税管理处）做一个管理交粮收据的低层小职员。1937年战乱期间死了生母，父亲又娶了继母，家里还有弟妹，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收入度日。李只上到初中半年，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开始独自谋生了。他从十五岁开始，先后进过纸烟厂和袜厂门店做学徒，几度做过小摊贩，在××公路局做过练习生，当过公交车的售票员。生活一直十分困苦。1949年上海解放，李乐生刚好二十四周岁，应征到L县粮食局的辅助征粮工作，参加了训练班。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熏陶，也是因为感受到新政府领导下社会的新气象，李乐生工作表现十分积极，并且主动要求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4]

1951年4月，即李乐生将要到二十六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进了M市××厂做临时工，因为工作积极，又是青年团员，很快就转了正。入厂后，恰好赶上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大义灭亲，主动检举了自己进厂的介绍人×××躲到M市来的地主亲戚，并检举了抗战后自己无依无靠时两度帮自己找到工作的堂舅江涛私藏有枪支的情况。[5]他这时还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初高中课程。不仅自己实习，并且积极参与了工厂工人的扫盲工作。在1954——1956年，他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优秀扫盲教师”。他也因此被推举为厂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还在1953年民主改革运动后，代理过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1956年，××厂根据上级安排，由M市内迁Y市。[6]李乐生新婚不久，妻子在毛绒厂做档车工，刚刚生了孩子，条件相当困难，无法随迁。但李是团干部，厂党支部书记一向又较信任他。因此，他自然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响应，并以身作则。当时，他的妻子生孩子才几个月，按照职工迁厂照顾的规定，他是有条件要求留在M市的，但他没有向厂里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在工厂搬迁过程中，他也总是能克服困难，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每每能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在工厂迁到Y市后，他很快又被推举做了厂工会的副主席，还成了Y市第四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1957年得了“工会积极分子二等奖”。[7]

李乐生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折，是迁厂之后，也就是在他人生迈上政治舞台的最高一层台阶的时候。因为厂党支部书记换人，加上迁厂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工人不满，上级这时恰好发动整风运动，号召群众起来给干部提意见，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李乐生一时间头脑发热，犯了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原本不该犯的错误。

内心有鬼

李乐生个头不高，细长眼，有点笑模样，是那种看上去就很随和的样子。但他平时话并不多，人其实较敏感，自尊心强，遇到问题常常会患得患失，在他历年填写的表格里，谈到自己的缺点时，他也都会写上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患得患失思想”，“受不起打击”，“有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组织上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即认为他平时“要求进步”，“生产积极”，但“斗争信心不强”，尤其是“受不起批评”，“有些小资产阶级思想”。[8]

李的这种性格，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

自李入团、进厂、担任团干部，虽然历经“镇反”“肃反”等各种重大政治运动，他填写的个人经历始终如一，都是：

1938.9——1940.6 因日寇侵华失学；

1940.9——1942.6 在L县模范小学，读书，毕业；

1942.9——1944.6 在L县师范初中读书，因家庭困难失学；

1944.10——1945.6 M市××袜厂，学徒，受不起压迫离开；

1945.9——1946.8 R县章镇平民医院，护士生，后被解雇；

1947.1——1948.6 公路局××汽车站，练习生，后被解雇；

1948.7——1949.3 失业，做小贩；

1949.8——1951.4 L县粮食局及城区政府，编造册串整账、夏收秋收助征；

1951.4——　，入M市××厂，模具部洗版。[9]

但实际上，只有李乐生自己知道，他隐瞒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而隐瞒历史，这在“镇反”“三反”“民改”“肃反”历次运动再三要求每一个人向党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的情况下，对李的思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1953年初，李乐生被厂里推举为团支部组织委员，让一直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他很有一种满足感。然而，越是出人头地，越是容易被上级政治部门所关注，他对自己隐瞒历史的问题就越是紧张。因此，他虽然很想更积极地表现，却又总是感到心惊胆战，尤其害怕到团工委去与上级领导谈话。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憋到这一年5月初，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给团工委写了一封辞职信，托辞称：

自己“缺乏政治理论水平与工作经验，对工作不能推展，形成对工作抱无信心态度。而自己夜晚学习文化，往往与会议时间冲突，因上学期民改缺课很多，文化根基不巩固，校中成绩很差，所以对十分重要会议往往缺席。平时与群众联系时间少，不能深入，引起群众脱离之严重现象，因之团内对我之意见很多。有人说我只管自己学习，自私自利。而我去年结婚后，家庭问题很多，有部分时间被它占去了。综上原因造成我思想上苦闷，对工作更为消极。现在为了对工作负责起见，要求免除团内职务，由支部另选组织委员，领导团员青工学习，共同进步，搞好群众工作”。[10]

在当时条件下，像××厂这样的中小型私企，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都很低，工人多半是文盲，能达到小学文化程度的寥寥无几，像李乐生这样能够小学毕业，又上过初中，入厂后一直坚持上夜校，修完了初中学业，已经读到高中，能够流畅自如地写报告的年轻工人，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厂党支部万××书记专门找他谈了话，又是开导，又是鼓励。万书记还专门抽业余时间到年轻工人当中去，和李乐生等一起打乒乓球，说说笑笑，以身示范，帮助李推展在青工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不得不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又开始努力做团的工作，并且还被指定代理了团支书的职务。即便如此，坚持了不到一年之后，他还是因为心理上太过紧张，遂以超龄为由，坚持退团了事，重新又回到普通工人的位置上来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做过团支书的经历，还是使他变得不同于一般工人了。1955年1月，李被要求填写了一份干部履历表。这意味着，在工厂人事组织管理层面，李其实已经有了和他的工人身份不同的一种政治符号。一有机会，组织人事部门就会把他提升到干部的岗位上去，而这却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全面展开。和镇反运动专门针对社会上各种恶霸及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不同，“肃反”运动是专门针对党政工矿各级干部队伍中的一次政治清查和整肃的运动。一切在历史上有污点或可疑之处，处于一级领导岗位的人员，都在全面清查的范围之中。作为普通工人，李乐生原本不大会受到运动的直接冲击。然而他自己心虚，又被厂组织人事部门列入干部管理的对象，“肃反”运动一来，他就不免会疑心生暗鬼，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联想到自己的问题上来。眼见各单位各部门，包括自己熟悉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揭出历史问题，李乐生到底顶不住了。1956年9月，他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坦白书”。他写道：

我在解放初期入团时，因受到的教育少，认识低，在入团填表时将自己的历史隐瞒了。……在民（主）改（革）时期知道自己也有些问题，可是那时候我是团的支委，又是学习组长，我怕把问题交待出来后会失去领导上的信任，又怕群众对我歧视，对我讥讽，说起来团员也有问题，怪难听，多失面子。我自己安慰自己，原谅自己，认为过去历史问题很小，自己不是学徒，就是失业。在外面也只钻在一个小圈子里，对党不但没有认识，而且连听也没听到过。同时过去自己也是受苦的人，也是为了生活和环境被迫在那边工作的，自己没干过反党、反人民的事，就是被发现了，也会原谅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工作也就算了。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作怪，所以再也鼓不起勇气交待出来。

民改后，领导上叫我代理支书。可是越是得到领导信任，心里越是充满着一种复杂的痛苦和羞惭的感觉。我惧怕被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后会怀疑我钻进组织，不是问题要变严重了吗？因此对工作、学习、生产都不安心。在1954年退团，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有的时候蛮好，劲道十足，可是想到了不可见人的心事，又颓丧了。

他在最后写道：为了彻底洗刷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带给自己的这些历史污点，他今天下决心“向组织上坦白交待”。[11]

历史见光

李乐生“不可见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什么呢？据他坦白，主要就是如下几条：

（1）“因为在日伪时期怕抽壮丁，故报小了两年，一直没有改正。”

（2）抗战期间曾经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做过卫生队的看护，跑掉后出于糊口的需要，自己又主动去国民党军队的卫生队里做过一段看护，并经人介绍又帮助做过一段征税的工作。

（3）在此期间，他和同事结拜过“十兄弟”，还认过一个“老头子”。

依据新交待的历史，他重新说明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新的个人履历和之前报告的个人履历有了明显的不同：

1932.8——1937.6 L县师范附小五年级

1937.8——1938.6 ××乡避战乱

1938.8——1940.6 模范小学毕业，L县师范一年级

1940.6——1940.9 失学在家

1940.9——1940.11 在M市××烟厂学徒

1940.11——1941.8 失业在家

1941.8——1942.6 M市××袜厂学徒

1942.6——1943.4 R县章镇八九团平民医院看护

1943.5——1943.9 失业在家

1943.9——1944.6 S县田家山八八团后方医院看护

1944.6——1944.8 失业在家

1944.8——1945.1 ×县金鸡山八八团税务组

1945.1——1945.5 失业在外

1945.5——1946.4 失业在家

1946.5——1947.1 E市小贩

1947.1——1948.6 ××公路局练习生

1948.7——1949.3 ××交通车售票

1949.4——1949.8 L县香烟摊贩

1949.8——1951.4 L县粮食局助征

1951.4——入厂。[12]

对于自己坦白的这段历史，李乐生自然还是想要做些辩解的。他强调，他加入的这支国民党军队当时是坚持在敌后抗日的，且他第一次加入是在离开M市××袜厂后去Z省J市找亲戚的路上，由×县乘船到章镇时被国民党卅师八九团的巡查抓去，送去卫生队当看护的。几个月后他就逃跑回家了。只是因为和后母难以相处，又受不了邻里的白眼，跑出来找不到工作，才又为了糊口，再度进到八八团卫生队去做了几个月的看护。因为看护太苦，通过工作中认识的朋友，他又找到了征税的工作，但也只做了三个月时间，也因为随时有被日军和汪伪“和平军”抓住的危险，故很快就又跑掉不干了。

李乐生之所以害怕交待这段历史，一是因为当过国民党军的看护，他知道这一经历毕竟是“不好的”。虽然他加入的是抗日期间坚持敌后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时间很短，从未拿过枪，打过仗，但他还是害怕会被组织上视为历史污点。二也是更重要的，即当兵时间不长，却与人结拜过“十兄弟”，并且拜国民党军官俞某为“老头子”。按照“镇反”运动以及“民改”运动的经验，这也是要被调查的。即使没有血债和罪恶，也要被算成是加入过反动帮会的。这一条更为严重。故李在坦白书中特别注意强调自己当时年少无知、不懂事的情况，说“结拜动机是由于过去受了旧小说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绿林中的豪杰行为，拜俞为老头子的动机是认为他是没有向敌人低头的英雄人物，流传的青帮红帮也驱使我的好奇心，我很想了解这中间的内幕”。

这个时候的李乐生，因为在厂领导当中人缘一向较好，与党支部书记的关系又不错，因此他多少还是对坦白后的情况抱有较多幻想。他在文中还特别写道：“我要求组织上能对我宽大处理，并希望能多教育和多帮助。”并在反复犹豫之后，还在后面专门加上了一句话，即希望组织考虑能否不公开他的坦白，说：“如果能够不公开，请勿公开，以照顾我少受些精神上的痛苦。”[13]

自找麻烦

李乐生向组织上坦白交待的时间，恰好是××厂开始按照上级安排全厂动员准备由M市内迁H省Y市的时候。李自然表现更加积极，全力配合，并以身作则。数月后，××厂正式迁往Y市新厂，各种事情千头万绪，工厂各相关部门显然也顾不上李乐生的事情。不仅如此，厂方还指望李能够起带头作用，安抚大批内迁的工人，帮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这也是李到Y市后不仅没有因为历史问题的交待而受到贬斥和审查，反而一度荣升工会副主席，代表××厂出席Y市工会代表大会，并荣获工会积极分子称号的原因所在。一年左右时间没有人追究李的历史问题，还在厂里受到更多的重视和提升，这多少让李乐生有些忘乎所以了。

××厂由M市那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内迁到Y市这样一个当时还十分落后闭塞的中小城市，不可避免地会让众多工人很不习惯，并面临很多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迁厂前，牛××厂长在动员报告中把Y市新厂说得天花乱坠、前途似锦，甚至声称Y市城市小，物价便宜，什么都方便。但工人们从M市来到Y市，却发现不仅这里的许多东西卖得比M市还贵，而且新厂被建在满目农田的郊区，距离市区有十余里之遥，不仅交通极其不便，生活设施也极差，连生病去趟医院都很困难。绝大多数职工都是单身迁来，下班后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娱乐条件，许多工人不免大闹情绪，吵着闹着要回M市。

李乐生作为厂工会副主席，既要帮着厂里安抚工人，又要帮着工人说话。而这个时候，过去对他十分信任的范书记调走了，新来的邓荣先书记和工会干部的关系一来就不大融洽。邓到厂后很少和工人接触，下车伊始就批评工会只知道关心工人福利，不知道教育群众，指责目前厂里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工会负有责任。李本来就不大看得起这位又瘦又小的新书记，又听说是从一个垮掉的窑厂来的，就更听不得书记的批评。

恰好这个时候上面部署大鸣大放，鼓励群众对干部提意见和反对官僚主义，本来就强烈不满的工人们马上一哄而起，纷纷给厂领导贴大字报。

李自尊心本来就强，帮着厂里做工人的安抚工作，已经遭到一些工人的辱骂，再加上自己不是党员，许多重要会议不能参加，明知会议中的一些决定对工人不利，也没处说话，内心也窝火。在这种情况下，受到部分工人的推动，高中文化程度的李乐生自然就成了工人中的一个笔杆子。在小组会上，李整理了工人们的几十条意见，还找来会画画的工人在大字报上画了几幅漫画，讽刺牛厂长。根据从报纸上看到的大字报内容，他自己也写了一篇批评邓书记的大字报，说是邓过去再有功劳，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养老，光靠听汇报，不下车间，在窑厂都搞不好，到××厂也注定搞不好。

地方基层工厂的整风运动发生在全国性反右运动之后，但它紧跟着的也同样是反右。和全国性反右运动一样，厂党支部先是再三鼓励厂里工人出来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反官僚主义，有意让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不满分子充分暴露出来。这之后，随着上面一声令下，厂党支部又马上领导运动转入到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之中来了。厂里几个最活跃，且提意见最极端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还有几位没有贴过大字报，但一贯表现不好，运动中上蹿下跳者，则被打成了坏分子。

作为工会副主席的李乐生并没有过分尖锐的言论，因此逃过了这一劫，但他也还是逃不过要做检讨。他在书面检讨中讲述了自己写批评领导的大字报的动机和经过，说明了自己对邓书记有意见的原因，写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请邓书记深入车间联系群众。因为当时邓书记来厂约几个礼拜了，就只由××陪着到绘画车间看了一下，转了一个圈”。

当然，他也承认：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下写这种大字报，说明“自己政治觉悟很低，右倾思想严重，分不清是非”，“有些地方还与右派坏分子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次运动，恐怕发展下去也很危险”。但同时，他也把自己过去一贯站在党和政府一边，大义灭亲，积极参加各项工作，担任过各种职务和在工人闹事时始终帮助党做工作等等摆出来，说明自己虽然“能力差，不会讲话，没有经验”，但政治立场始终是坚定的，“一直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从没有和右派及坏分子商量过如何向党向领导进攻，和他们绝无串连活动”，写大字报绝对“不是向党进攻”。据此，他声明愿意接受党的严格审查。[14]

有惊无险

厂里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运动就又来了。全厂上下又轰轰烈烈地忙于开大小会、表决心、加班加点，“插红旗，拔白旗”，拼命干革命。文化水平较高的肖××也被调去工会，脱产搞各种生产报道和技术革命的日报、简报等。紧接着的两年，因为经济形势严峻，人祸天灾，饥荒肆虐，李乐生虽然从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下来了，但还是在车间里做记录和核算之类的属于干部性质的工作，因此他的历史问题没有被组织上摆上议事日程。

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变化。1959年8月24日，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坏分子”的季××写了一份“检举信”，内中称李乐生在整风运动开展的时候，利用工会副主席的权利，污蔑领导，写了很多大字报、漫画等（后来都推到小组里），称：“他曾亲自对我讲说邓书记的工作作风非常恶劣，第一次召开工厂委员会议，不分清（青）红皂白就批评工厂（会）委员。像这种党支部书记，作风要好好改变，否则××厂同样像窑厂一样要搞垮的。同时（他）还骂邓书记……是鸦片鬼。种（总）的讲，他对邓书记是非常不满的，经常川（串）通唐××、万××，不知他们经常讲须（些）什么话。”[15]

根据这封检举信，1960年底，××厂党支部结合李乐生自己过去交待但始终未能深入核实的历史问题，认定李政治上有严重问题，故展开了对李乐生政治历史的外调工作。[16]

根据该支部拟定的外调计划可知，他们根据张1956年坦白书中提供的相关历史证明人的线索，设计好了准备分别向各关系人提出并核实的主要问题：

李在Z县、X县工作时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担任什么职务，有无罪恶？

结拜十兄弟之名称，在什么情况下结拜的，结拜十兄弟的目的是啥？拜俞××为老头子后，靠老头子的势力做过些啥？

1942年6月至1944年9月，李在R县章镇和S县田家山国民党医院参加过什么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有何政治背景，有无罪恶？

1944年8月至1945年1月，李在X县金鸡山税务组时任何职，是否参加过其他反动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有啥活动？

李是否参加过青年战地服务队，担任过什么职务，进行过哪些活动，有无罪恶？

1945年1月至5月，李在Z县和R县失业时具体情况如何，是否做过其他工作，都和谁在一起，干些什么，生活来源依靠啥，是否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17]

和李乐生有过长期工作关系的厂工会主席王××是第一个被外派去调查李的历史情况的。他此行近两月，查找的结果，多数证明人均未找到。找到的一位当年和李一同在国民党军队卫生队共事的冀××，证实李所交待的两度做看护和一度做征税员的情况，都基本属实。[18]然而，王不敢轻下结论，他在如实报告了调查结果后，仍旧强调对李交待的历史还是要抱以怀疑的态度，不能轻信。

他写道：“过去和李有关人员一般都有不同的罪恶和反动身份，所以有的被镇压，有的被劳改过，又跑往外地，有的在劳改中死亡，也有的逃往台湾和逃跑于江西一带，还有个别人下落不明等，故未能寻找到。但经各有关地方党组了解，此类人员过去一般都是在反动政府参加各种反动组织活动和勾结土匪和恶霸地主等。”他的看法是：李“参加反动组织活动时年纪较青（轻），参加的时间不太长，所任职务可能是一般爪牙，与李同事人洪××了解未发现李有什么罪恶和参加过其他什么反动组织。但是李如何与这些反动人物和恶霸地主接洽，并且结拜为弟兄关系，尤其是在旧社会反动派时代一般说来是不容易和这些人勾结得上的。同时这些人那时都有些恶势力，而李在交待中未谈到一点依靠恶势力牌头。同时李说那时生活困难，又无职业，从客观分析和个人的主观看法，所谓称拜弟兄，目的就是同艰苦共患难，以恶势力的背景作为靠山，可是李所交待的毫无沾染。此事个人看法是值得怀疑的”。[19]

由于王××的调查没有结果，厂党支部又进一步派出人员四出查找关系人。这一次虽然找到了一位关系人的儿子，但几度谈话的结果，该人只表示亲眼见过李到服务队来找工作，却无法证明李参加过青年战地服务队。[20]再加上李所接触过的这一青年战地服务队在当地停留时间不过两三个月，故调查人员相信李应该没有参加过青年服务队。[21]

而另一位李乐生在以前的坦白书中提到的，可以证明他1945年上半年失业在外的查××，厂方从江西一直找到新疆，花了数月之久才得知该人因犯案已被遣送到新疆劳改。但函调结果，查一口咬定：“李乐生者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人。”[22]这让厂党支部很是纳闷，颇不能信，故又进一步通过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去函新疆查××所在地相关机构要求配合调查，而查态度不变。等到几个月后委托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再函当地相关机构，该地检察院竟回函通告称：“查在医院内脱窥潜逃”，“如果该犯捕回，我们可以再通知你们”。[23]

至此，对李乐生的政治历史调查工作遂陷入了死胡同，不得不停顿下来。

站队站错

1962年下半年，李乐生被调去另一车间担任生产组长。因为他的同乡陈××做了车间主任，李仅仅在车间一线参加生产不过十个月，就又被调了出来。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从1964年开始，正式以工代干，做了车间的技术员，制作车间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管调度、质量、工艺规程等种种技术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不过，李乐生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是对他的升迁任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0年代末之前，李在政治上明显是受到信任的，其一步步从团支部代书记直到工会副主席、工会代表，厂支部书记基本上是信任他的。在他的历史问题出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贴了新任书记的大字报之后，他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受到怀疑。即使是其同乡升任车间主任，后来又升任厂党总支书记，李虽然因为文化程度高，又是老工人，在技术上仍旧受到重用，但在厂和车间政治分类排队却只被排在二类，支部组织的党课和各种骨干会从来也不通知他参加，过去曾经参加过的种种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竞赛评比工作等，也都没有机会再参与其间了。[24]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Y市很快出现了两大派：一派以红卫兵司令部为代表，一派以“八三一”造反司令部为代表。李乐生一开始就参加了赤卫队组织，因为他实在看不上跟着“八三一”的“造总”，认为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发牢骚”“对领导不礼貌”的工人成不了气候，相信“和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在一起不会错”[25]。事实上，“八三一”一派一度也确实遭到了镇压。但想不到的是，“八三一”派得到上面的支持，结果××厂的“造总”一下子翻了过来，并全面夺权，打倒了以牛××和陈××为首的当权派。这样一来，从上到下所有稍有权力者，凡站在红卫兵司令部立场上的，都成了打击斗争的对象。本来就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李乐生就因此被揪了出来。

李乐生最初被揪出来，表面上是因为陈××的关系。因为陈××这时已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不断地进行批斗，李乐生在群众不断的揭发中也被当做陈××的“亲信”，遭到了猛烈的“炮轰”。

为避免与陈××一同掉进政治深渊，李赶快开始写揭发批判陈的大字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在斗争会上当面向陈进行“斗争”。直到一些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了自己，造反派点了他的名，他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解释自己和陈××的关系。

他强调，自己只是在小时候与陈同住一条街，小学同过二年级，后来一直没有接触过，直到1951年进厂才知道他也在这个厂里。即使在厂里，两个人也很少接触，甚至没有和陈一起玩过。只是1960年代初，陈进了科室，后来又做了车间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调他出来培训并做车间技术员，才有两年左右时间经常在一起。涉及党内的事情，陈一概不和他讲，因此自己主要只是在技术工作上帮助陈××推行了修正主义的各种制度，如帮助搞生产岗位责任制等等。[26]

这个时候的李乐生还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与造反派对他的关注联系起来。他在检查中反复说明：“我也是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十五岁那年失学到M市一个商店里学徒，挨打挨骂，受尽了旧社会非人待遇，解放后终于找到了正式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旧社会做奴隶，新社会当主人，因此我对旧社会是痛恨的，对新社会是热爱的。”只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领导只知盲从，一切照办，中刘少奇臭修养毒较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因此，自己完全能够“在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深刻的认识自己的严重错误，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27]

吞吞吐吐

1968年5月31日晚，李乐生被造反派的工人叫到一间办公室，勒令“交待问题”。李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吞吞吐吐，“表现不好”，当晚被规定不许回宿舍，住到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专门用来让嫌疑人写交待材料的厂防空洞里。

李原本就心虚、紧张，生怕第二天会挨打，左思右想，终于在第二天凌晨3点钟逃出工厂，步行跑到韩庄镇，乘火车逃离了Y市。

6月1日中午，李到某站后下车，因无处可去，且没有带多余的钱，因此打电话给还在学习中的弟弟。弟弟接电话后再三劝阻，李想来想去，当晚还是听从弟弟的劝告返回了厂里。次日，李写了一份向全厂革命职工的检查书，承认自己逃跑是“不相信群众的又一表现”，并且“给阶级敌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空隙以此达攻击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造反派的目的”。[28]

6月3日，内心恐惧的他又给负责看管他的车间勤务组写了一份补充检查，说明自己实在是“心里害怕，怕挨打”，再加“蚊子一群群的”，住在防空洞里“和犯人一样，想想心里难受”。而对于陈××，虽然两人确是同乡，一般人认为自己知道很多情况，实际上自4月底陈××被打倒后，他就一直在检讨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一直站错队，和陈××划不清界限”。“知道只有彻底和陈××划清界线，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就是想不出啥重要东西来。再加上“自己讲话不大会讲，大会上揭发，不发言吧，人家说我没有划清界限；发言吧，心一慌，啥都讲不出，也讲不好”。知道有些事情一上纲就严重了，心里更害怕，才会想“一跑了事”。[29]

因为想要划清界限，赶紧结束被审查和关防空洞的处境，李乐生开始冥思苦想多年来和陈××工作生活接触中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接二连三地写出揭发材料。

6月9、10日，李两天里密密麻麻地写出了长达18页信纸的揭发材料，揭发陈××“搞资本主义复辟”，交待自己和陈××的关系。举出的种种例子都是陈如何小恩小惠、封官许愿、拉帮结派，“腐蚀工人革命意志”，和“文革”以来陈都讲过什么话，发过什么牢骚等等。但最严重的揭发，也只是陈1965年在组长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即“人要靠教育，就像白菜要用大粪来浇一样”。李说，这是把党的阳光雨露比做大粪，“真是反动透顶”。[30]

然而，造反派想从李乐生嘴里得出来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6月11日，造反派的讯问人员旁敲侧击地对李乐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敲打”，问题都和陈××无关，影影绰绰全都指向李自身，而且说得十分严重，上纲上线，要求李必须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政治问题讲清楚。整个一晚上，李苦苦煎熬，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想，到底是什么问题被人揭发了出来。最后，他找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可能会犯，也是最不那么严重的一个“政治错误”来交待。他在次日的“自我检查”里写道：“在1967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听了三次苏修广播。第一次是偶然听到的，抱着一种好奇心听听看。第二、第三次又收听了，当时我认为只要带着批判的心理去收听是没有关系的”，“没有认识到这是严重的错误”，“长时间的收听下去，就会滑到苏修的立场上，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就会和敌人同流合污，就会变成修正主义”。[31]

这样的交待当然不会让造反派工人们满意。因此，批斗会不可避免。由于批斗会上的群众并不了解李的历史问题，因此揭发批斗的内容仍旧是围绕着李在“文革”中的问题。李也因此又详详细细地交待了自己参加赤卫队等组织，反对“八三一”革命造反派的种种言行。但因为李本来就不是头头，因此这些言行，包括“一直和陈勾勾搭搭”等等的交待，就是再上纲上线，也还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32]

6月下旬，造反派组织批斗，要求李乐生交待历史问题。李于月底写了书面交待材料交给革委会。7月间又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全厂“革命群众”再做交待。然而，这些交待并不能让造反派满意。

注意到手边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当权的造反派们暂时把李乐生放回车间劳动，同时再度开始了对李乐生历史问题的外调工作。

节外生枝

本来，李的历史问题并不特别严重。他充其量不过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军卫生队的看护，帮着征过两三个月的税，连正式的国民党兵都算不上。虽跟人结拜“十兄弟”和拜过“老头子”，也没有用来进行过任何活动。然而，造反派们像过去邓书记当政时的党支部一样，并不相信问题会如此简单。只不过，过去的外调着重于怀疑李拜“十兄弟”、拜“老头子”的问题，而新一轮外调却意外地发现了新的更为严重的情况，使李的问题一下子升级了。

这一轮外调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收获，来自李的堂舅江涛。他在交待时讲到了一个情况，即：“1948年时，J省公路局正局长赵××发给各站许多表格，介绍吸收参加国民党。当时站中他和何××二人问我：‘要不要填表’，问我参加不参加。我回答说：‘副局长是无党派的，我对这一套不感兴趣。这次又不是杨要我们参加，可以不理他。’因此我们三人都没有填表参加。好像当时李乐生说过：‘参加不参加没有什么意思，我参加过三青团，一点意思作用也没有。’当时是在讨论闲谈要不要填表时随便说起的，我没有追问他底细在什么地方参加的，站中当时有毛本庆亦在。”[33]

罗××提供的这一情况，其实最早还是来自罗××单位的外调人员向李乐生的询问。李当时提起，当年在公路局工作时，看到过省公路局寄来的一封信，内有国民党员登记表格，“记得罗××当时说过，要参加国民党的话早就参加了，我是不相信什么党派的”。因此，“罗××也没有动员我们参加”。[34]对此，罗××被问到与李的关系时，自然也不能不提及此事。只是，李的表述对罗并无多少不利的情况，而罗的表述却让李陷入了危机。

为了印证罗的揭发是否属实，厂造反派很快又派人再度前往M市向罗核实这一供述。但这一次罗的回答又多少含混了起来，说：“原话记不清”了，称“在我当时的领会，他是加入过青年团的。但没有追问个究竟，所以不能肯定”。[35]

尽管要想证明李参加过国民党，包括参加过三青团，并不容易，但利用这一线索向李乐生展开斗争，无疑成了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了。

1968年11月下旬，厂造反派再度组织群众批斗大会，要求李乐生交待反动历史。李在11月25日、12月4日、12月25日和12月30日接连三度写出交待材料，仍旧重复过去的陈述。

他在11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革命群众向我提出的历史问题，我在M市时已主动的用书面向人保科详细交待过。每一个时期干啥，证明的人和证明人住址都有明确的交待。在今年六月底又写了书面向革委会喷花分会交待过。在今年七月份用大字报向全厂革命群众交待过，没有任何隐瞒的地方。现再次交待让革命群众审查。”他并发誓称：“如发现我有隐瞒历史和罪恶活动，后果自负，愿受严重处分。”[36]

由于讯问人员有进一步提问，李在12月4日又有过一个补充交待，说明除拜过“十兄弟”和拜过“老头子”外，其他反动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结拜时也只有一起工作的两个人认识，拜“老头子”也只见过两次面，没有任何活动，更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如我的交待不真实，在外调人员落实后，我愿受严厉处分。”[37]

眼看李拒不自动交待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的问题，讯问人员只能单刀直入，把问题挑明了。对此，李接连两度写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交待材料，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在江涛处工作时的情况。明确讲：“要是我是个国民党员，1948年8月裁人也就不会裁掉，也不会一年半多些老是一个练习生”了。他并一一列举了当时曾经同在公路局工作过的人员，要求组织上进行调查。他并再度“向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我过去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道会组织、特务及外围等组织，过去没有过任何政治活动或参与过什么活动，从没有过武器。老头子见过一面后从未联系过，结拜兄弟除金鸡山外的几个人，其他五个人只有见过二次面，一次是结拜时，一次是拜老头子时，没有任何活动和一起干什么坏事；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工作过，而隐瞒了不交待”。“如调查落实后发现不符合，愿受抗拒从严的处分。”

当然，他也极尽卑恭地承认道：自己不该去给国民党军队去当看护兵和征税员，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到处流窜，“吃老百姓的粮食，欺压人民，从来不打日本鬼子，这个军队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是他们的工具，所以是极端反动的”。“给他们的兵当看护，换药打针，在税务组帮助他们欺压人民，收刮民脂民膏，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为法西斯卖力，是反革命的行为。又参加了十兄弟，拜老头子，结成流氓集团，更是罪恶重大，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向广大革命人民认罪。这次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接受组织上对我应有的处分。”[38]

就在全力批斗李乐生，逼问其参加国民党党团组织问题的同时，造反派组织的外调工作也在继续进行中。但却毫无进展。外调人员没有能够找到江涛提到的当时在场的毛本庆，询问其他当时与李做过同事的人，均表示没有听说李加入国民党党团组织的情况。而进一步把调查扩展到抗战期间李有过接触的有三青团背景的青年战地服务队负责人员，这些人也明确表示在当时的组织人员中并无李乐生其人。[39]

对李乐生的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讯问和调查，至此再度陷入了僵局。

畏罪自杀

李乐生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政治历史问题无法查证和定案，就不了了之了。李的许多问题随着李被列入监督管制对象，都在不断地被检举和揭露出来。1970年初，中共中央掀起全国范围的“一打三反”运动[40]，重点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和刑事犯罪，李乐生因此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又被一同揪了出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连批带斗，成为××厂打击震慑一切破坏活动的对象之一。

由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之一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一时抓不住李乐生的政治问题，革委会就把审查李乐生等人的经济问题当成了突破口，并很快就从过去与李关系较好的工友那里得到了线索。说是李在1962年曾通过当时管食堂的朋友用粗粮票换过两三次小米，并利用职权帮助该人争得困难补助款，然后再用该人的名义借钱买收音机自己听。

据此，经过讯问人员连敲带诈，李不得不承认困难时期确有“多吃多占损人利己，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的问题。他承认，当时利用工会和车间的名义，多要过本应凭票供应的香烟；多领过每人二角的营养票；利用厂里面盆便宜，通过送人换了一些主副食品；从食堂借过几十张馒头券未还，白拿过食堂的食油等。[41]

紧接着，李乐生偷听敌台广播的事情也有了进一步的揭发材料了。李不得不承认，早在1960年6月就曾在一工人家先后两次收听过“敌台广播”。原因是当时该工友新买了收音机，说能收到很多电台，当时就试着播了几个台，有“美国之音”、台湾“自由中国”和苏修电台等。当时没有听内容，第二次收M市台时，听了台湾电台，但没听几句就关掉了。1962年9月，自己把那架收音机买了下来，出于好奇在10月连续听了几次，台湾台因杂音太大没有多听，但“美国之音”声音清楚，听过两次。1967年1月听过三次苏修电台，记得内容是吹嘘苏联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如何美好，和苏联参观团到中国没有行动自由等。只是，他保证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和别人一起收听过敌台，也从来没有主动向任何人讲过听到的内容。[42]

但最让李乐生无地自容和痛苦万分的，还是被人揭露出来的所谓“流氓罪行”。

实际上，早在1942年第一次被抓去国民党军队卫生队做看护时，他就曾被卫生队担架排的一个国民党排长强行鸡奸过。以后，臧逐渐发现自己有了同性恋的倾向。尽管在离开国民党连队后结了婚，生了孩子，这种倾向得到了抑制，但三十岁以后因为工厂搬迁造成长期分居，他实际上又逐渐开始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了。因此，李在面对组织的时候，除了有一个历史问题的隐忧外，一个更大的隐忧和恐惧，则是来自这一问题。在他1956年把隐瞒的历史问题坦白出来之后，他仍旧无法面对上级组织，每到运动必会紧张万分，全都是为此。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就一直想方设法和有过性关系的男性朋友私下里打招呼，统一口径，生怕这件事情穿帮。为此仅两三年时间里，他就与12个人就此通信34次，面谈了32次之多。[43]

然而，因为心虚，还在1968年12月初，他其实在讯问人员的诈问之下，就已经半遮半掩、吞吞吐吐地做了一点交待。当时他在被问到历年来与哪些人同过房时，就曾表示说：“我在生活作风上没有其他问题，但曾摸过男同志的生殖器，这是极其恶劣的低级下流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一定痛改前非。”[44]

在工人单身宿舍中发生类似的一些情况，在工厂里并不是非常稀罕的一件事，存在这类迹象，工人们通常也就是心照不宣或背后议论一下而已。1968年造反派讯问李乐生与谁有过同室关系时，就是因为对李在这方面的事情早有所风闻。只是当时着眼于李的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件事情没有特别下工夫去查。而现在，在“一打三反”的情况下，政治问题落实不了，这种可以上升到“流氓罪”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了厂革委会用以打击坏人的重要突破口了。

经过对与李有过同室关系和来往较密切的工人一一排查讯问之后，革委会很快就落实了几个与李有过同性关系的人。

5月25日上午，车间党支部找李谈话，明确点出他乱搞同性关系的违法乱纪罪行影响极为恶劣，必须老老实实交待清楚。眼见最见不得人的“丑事”将要曝光，李乐生的紧张、恐惧和羞愧无以复加，他再也承受不住精神上的压力和刺激，在痛苦地熬过白天之后，他当晚就选择了服毒自杀，想一了百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给家属和孩子留下了一份遗书，表示自己犯了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希望他们今后一定要吸取自己的教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45]

但是，李乐生并没有死成。他痛苦挣扎的声音被人听到，马上被弄去医院抢救，又捡回一条命来。

竹筒倒豆

1970年6月21日，刚从医院里出来的李乐生，被厂革委会与其他一些集中办“学习班”的各种分子一道，用车拉到Y市召开的落实政策兑现大会上，去接受坦白从宽的现场教育。

回来之后，李乐生反复考虑了两天时间，最终选择了再一次坦白。

他在坦白书中写道，我脑子里一直有两种恐惧，一是怕全部交待出来问题极为严重，不好办；二是怕因为我的错误连累好些人，感到对不起他们。“这两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我头脑中翻腾、斗争，不彻底交待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包袱背得越来越重，使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萎靡不振。”

“这次党给了我肉体上的第二次生命，特别是在政治上为了挽救和改造一个人，对我极大关怀，多次反复交待政策，叫我参加大小会议，帮助我提高政治觉悟。在生活上也对我很大照顾，叫我好好休息，恢复身体。如果我对组织上还不忠诚老实，怎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46]

但是，李乐生还是心存侥幸，还是坚不吐口，只承认了几个离得较远的同性关系，害怕伤害了最近的一些朋友。厂革委会自然信不过李乐生的口供，进一步按图索骥，并扩大范围，放手约谈可疑对象。7月21、27日，厂革委会又两次把他拉去市反革命分子落实党的政策兑现大会现场受“教育”，回来后军代表武书记并亲自向“学习班”的各种分子交待政策。时至于此，李终于不得不挤牙膏式地一次一次艰难地把问题“挤”了出来。

1970年7月底，他被迫承认曾与十余人有过同性关系。

1970年8月上旬，他又被迫补充承认曾与萧××、徐××、凡××有过同性关系。

8月下旬，厂革委会根据李的供述与同案人核实案情时，有的朋友愤而否认与李有过同性关系，并指责他“陷害”。这种情况使李乐生再度陷入悔恨和沮丧之中，再度钻到自杀想法的牛角尖里去了。26日，他乘人不备，偷偷跑出厂区，想要去市区投湖。但走到半途中想起两天前小组会上讨论自杀身亡的张××定案问题，提到要对家属有所交待的情况，他又犹豫了起来，最后打消了死的念头。

1970年9月初，李乐生接受了群众的揭批斗争。眼见发言者慷慨激昂，一些批判者连蒙带猜，连没影子的事情都“揭”出来了[47]，他开始明白，再不竹筒倒豆子，可能牵扯的人更多，许多事情更说不清楚。因此他狠下一条心，对自己在“生活作风上的犯罪事实”做了一个“系统交待”。

他承认：从1940年代末，和他先后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就有二十人之多。他的记性实在是好，具体哪年，甚至哪月，包括在什么地点，怎样发生的性关系，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一交待了出来。[48]

9月16日，李乐生写下了他到这时为止写得最长的，也是最沉痛的一份思想检查。他写道：

我虽然在旧军队里的时间不长，可是坏作风的占（沾）染和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卫生队担架排的一个排长聂××乘我睡熟之际，对我强行鸡奸。他欺我年幼不敢反抗，又有多次的鸡奸和手淫。我受了他的害，可是我那时年青无知，对同性关系不以为然，只是认为无聊而已。就在这种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为发泄性欲，以后自己也开始手淫。至此，受到坏影响而中了毒，上了圈套……以后又看了一些黄色小说，如《清宫秘史》、《今古奇观》、《性的知识》等等，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都有，内容极为下流，使我接受了这方面的理性认识。这些帝修封的黑货一点一点的灌进了我的头脑，一步一步的占领了我的思想阵地，在我的思想上深深的打下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烙印。在解放前一年（48年）我在昆山汽车站当售票员，与一司机助手徐××相处很好，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我已二十二岁了，彼此年龄相仿，大家都未结婚，但却有了性欲的要求，因为我在思想上已经中了毒，有了坏思想，所以在我的引诱下，同徐××发生了同性关系，犯下了第一次罪。不过事实发生在旧社会，在旧社会里受到坏影响的重重包围（自己被奸、黄色小说的引诱等），加之年青无知，没有认识到这是犯罪行为，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也情有可原，一切可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但解放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从苦难的生活里救了出来，生活上有了保障，政治上也有了地位，我理应当很好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投入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中去，做新社会的新人，可是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就是还有那么一些人偏不愿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李××就是这样一种人。1950年在L县助征的共事期间，他不仅对我进行鸡奸，并对我多次吞奸，这使我思想深处又进一步受了毒。它对我以后走上犯罪道路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按照毛泽东关于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教导，李的检查突出检讨了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他认为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一个“私”字。说正是因为自己私心特别严重，根深蒂固，因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革命。“上了几年夜中学，不是为革命，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升工资、有地位；钻研生产技术，不是为了搞好工会工作，而是利用职权和熟人关系开后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发生不正常的同性关系，甚至以同性关系代替了正常的夫妇关系，堕落成为犯罪分子，凡此种种，都是我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表现，即也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我所追求的。”他还上纲上线地指责自己，因为腐朽堕落，“不惜偷听敌台上的爵士音乐，并且造成多次偷听敌台的反革命行为，当了帝、修、反的别动队，我已经完完全全堕落成为思想上落后，生活上腐化，政治上糊涂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49]

“摘帽”劳动

不管李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有多少疑问，光是一个“流氓罪”，就足以让李乐生受到和历史反革命一样重的处罚了。因此，1970年秋冬，李的案子在厂方即告结案，转报市公安局军管会审定并决定处罚意见。而李则被宣布交群众暂行管制，监督劳动。

1971年8月，Y市公安局开始接手李乐生的案件。李又重新开始一遍一遍地向公安局审讯人员交待犯案经过情形，并一次又一次地写出正式交待材料。整个讯问过程前后不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结束了。然后就是按照规定，在监督劳动的过程中每月定期向厂方写出思想汇报，同时等待市公安局的处理结果。李乐生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他对政府惩处的希望和态度。

他写道：“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其性质已是属于敌我矛盾，成为人民的敌人，将失去作为人民的资格。我渴望能受到政府的宽大，不按敌我矛盾处理，那末即使受到政府的最高处分，如开除厂籍、留厂察看、降职降薪、只拿生活费，或者遣送边疆开荒，或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都十分愿意和感激。但如果政府对我判刑、戴帽，也是罪有应得，决无怨言。”[50]

实际上，经市公安局查案讯问，已认定李乐生案没有判刑的必要，因此很快即发还市轻工业局专案组，主张交由单位自行定案处罚。

1972年1月，市轻工业局专案组审定了××厂报送的案情内容，并派人交李过目认可。李只对文内关于他因不满迁厂，认为“没出路”，利用整风运动，恶毒攻击邓书记，向党猖狂进攻等不实指控，做了辩解。[51]

1972年4月14日，经过与市轻工业局专案组协商，厂党总支出面做出对李乐生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正式上报Y市公安机关批准。“审查结论”称：

李乐生，一九四二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在国民党陆军30师89团、88团担任过看护中士和税务员，并与项××（敌少校军官）、童××（解放后被我镇压）、朱××（现在台湾）等人结拜“十兄弟”，拜R县敌国民兵团左地区指挥官俞××为“老头子”。李任伪职期间，有强收所谓税款等行为，还同敌卫生队排长聂××搞过鸡奸。一九四七年，李在J省伪KTL汽车公司当随车售票员时期，和徐××相互多次手淫或坐污；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李在J省L县粮食局工作时，曾将张××玩弄、手淫；并把张××用酒灌醉进行吞奸。一九五一年进我厂后流氓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底止，被李玩弄、手淫、鸡奸、坐污、吞奸过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达二十余人。其中鸡奸七人，吞奸五人，坐污三人，调戏女工一人。工人樊××下放时，李催樊归还工会借款，并约樊到他住室去玩，去其住室又被留宿，深夜将樊玩弄、坐污，而后李给樊的肛门涂上凡士林进行鸡奸。樊被鸡奸后大便不止，未走到厕所就要拉到裤子里。李还以开玩笑等手段，把同宿舍一个青年工人多次玩弄、手淫，使该人一度遗精。

此外，李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间，先后在陆××的家里和他宿舍中，多次偷听美帝、蒋帮、苏修等敌台广播。

上述问题，除了历史问题李于一九五六年主动坦白外，偷听敌台是被人揭发后才交待的；坐污鸡奸等流氓犯罪活动，李肆意掩盖，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到处串连，订立攻守同盟。组织上给他指出后，李又以自杀和逃跑进行对抗。后来，经领导批评教育，群众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才作了交待。

厂党总支做出的“处理意见”是：

李乐生系旧职员，曾结拜“十兄弟”和“老头子”，任反动职务期间，有一定罪恶。解放后，继续胡作非为，偷听敌台广播，大搞坐污、鸡奸、吞奸等流氓犯罪活动长达20年之久，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已构成刑事犯罪。但鉴于李尚能交待问题，经职工讨论，厂党总支委员会研究，定为坏分子，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52]

但是，市公安局认为李的政治历史没有明显罪恶，偷听敌台亦无反动目的，而同性之间自愿发生性关系，不仅在工人中较为多见，而且最高法院有过明文告诫此种行为“以不办罪为宜”[53]，故在无证据表明李有强迫进行性侵害等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公安局主张应以教育为主。故市公安局建议不必将李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对此，厂党总支不服，经上级部门屡次和公安局进行沟通交涉，最终双方各让一步，公安局同意划“坏分子”，厂方同意不戴帽子，留厂劳动改造。

1972年8月2日，Y市公安局正式发文：把李乐生划为“坏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54]

自陷牢笼

在等候处理、监督劳动期间，厂里安排李乐生等的工作都是粗工和力气活儿，包括发配到窑厂去推近千斤重的砖坯车等。正式处理意见下来后，厂里根据李的技术能力，安排他到喷花车间做了拼粉工。

但是，从1968年到1972年，长达四年左右的时间受审查，甚至被关、管和监督劳动改造，李虽然熬过来了，却被彻底剥夺了探亲的权利，其性压抑一直无处释放。何况，重新回归社会，又可以自由活动之后，压抑了太久的李又难免动起了找性伴侣的念头。可是，过去的同性朋友已经伤害到极点，再也没有人敢同他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免与在厂里同样被订为“坏分子”的刘××一拍即合。这是因为，刘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也有过和李类似的经历。加入解放军，并转业来到××厂后，刘也一直与厂内同性工人在发生性关系。他也是因此而被定罪的。

从1973年8月开始，到1976年7月，李和刘先后在厂传达室、防空洞、茶炉房和磨粉间等处发生性关系十余次。但刘其实并不是李理想中的性伴侣，故无法满足的李乐生1976年还同厂职工子弟肖××发生了性关系。李对与肖的性关系十分痴迷，甚至多次利用厂休跑到肖在Z县农村的家里去与肖发生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李乐生的所作所为再度被人注意到并被揭发出来。时至于此，李再也无法逃脱被判刑的可能了。

1976年7月，李乐生的行为暴露，再度被厂方提讯。李当即承认了与刘、肖两人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厂党总支及厂领导几乎可以说是怒不可遏。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工人中因性关系引发的问题较多，男性工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早就成了Y市××厂这种内迁厂工人中一个颇为让人头疼的问题，厂方已为此处理过多人，并显然认为祸根就出在像李乐生、刘××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道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身上。他们马上就做出了要求将李乐生、刘××告示逮捕法办的决定。其关于李乐生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写道：李乐生虽经宽大处理，却不肯改悔，从恶如流，严重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鉴于上述情况，李实属累教不改的坏家伙，必须予以严惩。经全厂职工讨论，党总支、革委会研究，建议司法部门将李乐生逮捕法办，判有期徒刑，以平民愤。”[55]

12月8日，市刑警大队对李乐生进行了预审。预审员还是本着公安系统对此类生活作风问题原则上不追究刑事罪的原则，在审问结束后只对李进行了“政策教育”，然后就让其回厂听候处理了。

案发后再度陷入恐慌的李乐生一时间“万分激动，一直不能平静”。这是因为，预审员对他态度和蔼，还鼓励他要放下包袱，努力改造，争取从宽处理。他在随后给厂里写的思想汇中写道：我“感到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不是一棍子把我打死，党的各级领导仍然对我耐心教育挽救，给我指明方向，真正做到仁至义尽，我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无比英明伟大”。因此，他“再次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刻抓紧世界观的改造，重新做人”。[56]

李乐生显然过于乐观了。市刑警大队放得过他，厂里无论如何也放不过他。经过厂方的再三说明和坚持，公安局最终还是接受了厂方的意见。

12月27日，李乐生的同案犯刘××突然被公开逮捕了。厂里为此专门召开了逮捕和公审大会，刘××被工人民兵押上台按住脑袋“低头认罪”，同车间的工友当场愤怒地宣读揭批稿，然后由警察当场给刘戴上手铐，推上警车押走，全场几百名工人齐声鼓掌表示欢呼。

刘××的被捕和公审，让李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

1977年1月20日，他得知厂里又要处理一批犯罪分子。次日，又听说他所在的岗位将要新调来一人。李知道自己的期限到了。

22日，他告诉妹妹自己可能就要被捕入狱了。当晚，他叮嘱弟弟在他入狱后要尽可能克服困难，争取能回老家L县去看望看望父母。

这时，已经有过太多惊吓和恐惧经历的李乐生反倒开始冷静下来了，不仅不再想自杀的事情，他甚至于暗自希望，服刑之后，还能再回厂里来工作。[57]

就在刘××被公开逮捕后一个月，李乐生也被公开逮捕了。形式与刘××一样，也是开全厂大会，批判公审并贴出布告。逮捕李乐生的布告说：

李乐生屡教不改，罪大恶极，思想反动，品质败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混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四人帮”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经厂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开除李乐生厂籍、会籍，呈请公安机关逮捕法办。[58]

又经过长达近三个月预审和定罪过程，1977年4月21日，Y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乐生做出了刑事判决。判决书认定：

李犯在旧社会沾染上鸡奸恶习，解放后不知悔改，在被划为坏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仍一犯再犯，实属淫恶成性。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打击流氓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罪犯李乐生有期徒刑七年。[59]

李乐生的刑期比刘××的要长，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算一算，1977年4月被判刑时李乐生已是五十二岁了，七年刑期后已届六十岁。已被公开宣布开除了厂籍的他，显然是再也回不了××厂了。

[1] 　《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治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年3月1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J163/4/167/13——16。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6页。

[3] 　“右派分子”出来后，很多地方又有了“五类分子”的提法。

[4] 　《履历卡片》，时间不详，《李乐生档案》（1），第12页。

[5] 　《坦白登记材料》，1958年7月，《李乐生档案》（1），第14页。

[6] 　该厂1956年5月经上级决定内迁Y市，7月在Y市南郊破土动工建新厂，1957年2月第一批职工迁来Y，4月新厂落成并开工。

[7] 　《履历登记表》，1958年（？），《李乐生档案》（1），第89页。

[8] 　《干部登记表》，1953年1月5日；《职工登记表》，1957年1月24日，《李乐生档案》（1），第18、27页。

[9] 　《干部登记表》，1953年1月5日，《李乐生档案》（1），第27页。

[10] 　《报告书》，1953年5月3日，《李乐生档案》（1），第27页。

[11]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2]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3] 　《坦白书》，1956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28页。

[14] 　《坦白登记材料》，1958年7月，《李乐生档案》（1），第14页。

[15] 　《检举李乐生》，1959年8月24日，《李乐生档案》（1），第15页。

[16] 　《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附《调查线索》，1960年12月20、22日，《李乐生档案》（2）（无页码）。

[17] 　《调查线索表》，1960年，《李乐生档案》（1），第94页。

[18] 　《冀××情况介绍》，1960年12月17日，《李乐生档案》（1），第58页。

[19] 　《王××调查报告》，1961年2月1日，《李乐生档案》（1），第59——60页。

[20] 　《骆××证明李乐生的材料》，1961年4月6日、8月2日，《李乐生档案》（1），第70、71页。

[21] 　《张××对李乐生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2日，《李乐生档案》（1），第91页。

[22] 　《查××笔述》，1961年9月23日，《李乐生档案》（1），第66页。

[23] 　《中共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函》，1961年8月5日，1962年2月16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致中共Y市委工业系统审干办公室函》，1961年10月19日，1962年4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73、79、80页。

[24] 　《我和陈××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李乐生档案》（2）。

[25] 　《我的思想认识》，1968年4月26日，《李乐生档案》（2）。

[26] 　《我和陈××的关系问题》；《我的思想认识》；《揭发批判三反分子陈××》，1968年4月26、28日，《李乐生档案》（2）。

[27] 　《自我检查》，1968年5月1日，《李乐生档案》（2）。

[28] 　《向全厂革命职工检查》，1968年6月2日，《李乐生档案》（2）。

[29] 　《关于我逃跑时的思想情况》，1968年6月3日，《李乐生档案》（2）。

[30] 　《揭发陈××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文化大革命中和陈××的接触》；《我和陈××的关系问题》，1968年6月9、10日，《李乐生档案》（2）。

[31] 　《自我检查》，1968年6月12日，《李乐生档案》（2）。

[32] 　《自我检查》，1968年6月17日，《李乐生档案》（2）。

[33] 　《江××笔录》，1968年9月16日，《李乐生档案》（2）。

[34] 　《个人历史交待》，1968年12月25日，《李乐生档案》（2）。

[35] 　《有关李乐生的情况交待》，1968年11月5日，《李乐生档案》（2）。

[36] 　《关于我历史问题的交待》，1968年11月25日，《李乐生档案》（2）。

[37] 　《补充材料》，1968年12月4日，《李乐生档案》（2）。

[38] 　《个人历史交待》，1968年12月25、30日，《李乐生档案》（2）。

[39] 　《张××关于伪S县南池区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1969年1月18日；《楼××关于伪南池区青年战地服务队情况》，1969年1月19日；《骆××证明材料》，1969年1月17日，《李乐生档案》（3）；徐××：《关于李乐生问题的答复》，1969年2月3日，《李乐生档案》（2）。

[40] 　“一打三反”，即基于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三个文件所发动的一场旨在镇压一切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因为中共中央突出强调要进行“严打”，因此运动期间各地“杀”“关”“管”了一大批人。

[41] 　《自我交待》，1970年6月17日，《李乐生档案》（3）（无页码）。

[42] 　《关于收听敌台广播的交待》，1970年8月7日，《李乐生档案》（3）。

[43] 　《情况说明》，1970年9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42——43页。

[44] 　《补充说明》，1968年12月4日，《李乐生档案》（2）。

[45] 　《李乐生致市轻工业局专案组》，1972年1月22日，《李乐生档案》（1），第46页。

[46] 　《坦白书》，1970年6月23日，《李乐生档案》（2）。

[47] 　9月初的一次批判会上有人揭发李乐生还玩弄青少年，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李事后仔细回忆，始终不曾想起有过此种行为。见《交待材料》，1970年10月7日，《李乐生档案》（1），第40页。

[48] 　《我在生活作风上的犯罪事实系统交待》，1970年9月10日，《李乐生档案》（2）。

[49] 　《我犯严重罪行的根源》，1970年9月16日，《李乐生档案》（1），第29——39页。

[50] 　《思想汇报》，1971年10月3日，《李乐生档案》（1），第61页。

[51] 　《李乐生致市轻工业局专案组》，1972年1月22日，《李乐生档案》（1），第46页。

[52] 　《关于李乐生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1972年4月14日，《李乐生档案》（1），第54——55页。

[5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问题的批复》，1957年3月19日，转见www.chinabaike.com/law/zhishi/yf/1421055.html。

[54] 　见《布告》，1977年1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3页。

[55] 　《关于李乐生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76年8月，《李乐生档案》（1），第4——5页。

[56] 　《思想汇报》，1977年1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26页。

[57] 　《思想汇报》，1977年1月25日，《李乐生档案》（1），第26页。

[58] 　《布告》，1977年1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3页。

[59] 　《N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7）法刑字第55号》，1977年4月21日，《李乐生档案》（1），第1页。

三、摘不掉的帽子

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后半生

1949年12月29日下午，一个身着海青色中式长袍，体形魁梧、方头大脑，脸上架着一副圆边眼镜的北方汉子，来到N市公安局一分局“反动党团会分子悔过登记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毕恭毕敬地交上自己填好的登记表格，并当场用毛笔规规整整地书写了“悔过书”。两周后，他又按照分局要求，出现在自己所住街道的公安局派出所，领取并填交了“反动党团会负责人登记表”和“特种户口登记表”等，算是完成了向新政权坦白悔过并登记在册的过程。根据填报，可知他名叫方立仁，三十岁出头，职业是一名中医，前来登记的原因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属于新政府所认定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这个时候，距离刘伯承的部队攻占T市的时间4月24日，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之久。N市占领当天，中共军政部门即宣告成立了N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就颁布了三道布告，第二、三号就是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民族革命同志会、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均为反革命组织，着即予以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和凡蒋阎匪各组织所属一切特务机关之成员“应立即向本会所指定之N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所属之公安分局，申请悔过登记”。[1]5月19日，鉴于前来登记者和掌握的情况严重不符，军管会再度发出更严厉的通告，警告尚未登记者：6月2日前“倘若再拒绝登记，从事破坏活动，人民政府定予严惩，绝不宽贷”。几天后，前来登记人员数量就从原来的数十人增加到两百余人。[2]

方立仁所以拖到这时才来登记，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军管会此前明令必须前往登记者主要是指特务分子，并且具体写明了六种特务机关的名称，即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政卫组和侍参室及其所属组织。[3]他是参加过中统下属组织的，非常害怕一去登记，就会被当成特务分子，即使不被逮捕，这饭碗也砸了。因此，他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不过只在县党部干过中统的通讯员，而且干了不到一年时间，并且1948年就脱离国民党，自谋生计了，不去登记应该不算大问题。

半年后，即12月10日，N市军管会又发出“反动党团人员履行登记实施办法”布告，这次明令凡属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者，“自布告之日起，应即持本人国民身份证、户口簿及二寸免冠相片两张，向所在区之公安局申请登记。交出尚存之全部证件、文件、秘属党团员名册、档案、武器、电台密码及各项公产公物等项，不得再有延误”。[4]这回方立仁是躲不过去了。他虽然也犹豫再三，但在和几位一同在Q县党部工作过的旧同事聊过之后，他清楚地知道这次非去“登记”不可了。

对于这种心理活动，他在登记表中就有所说明。他解释说，军管会12月10日发出布告后，他最初也还是打不定主意。只因周围亲友“三四次的劝告”，才“喜天欢地”地前来登记了。所谓“喜天欢地”，自然不是真心话，但犹豫担心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越犹豫、越害怕，照理方立仁填表及行文就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千方百计不要留下漏洞和矛盾才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从他所填各表的内容看，他固然很想通过登记取得政府信任，态度方面表现得很积极，但其行文措辞却又很不慎重，连一些基本信息的填报也表现得很随意，甚至有的地方还填得颠三倒四。只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太多[5]，没有重大问题线索，公安部门这时根本顾不过来，没有人逐一审核，这才没有给他惹来麻烦。

比如，前后两周左右时间，方立仁三次填表，他弟弟的工作、身份和处所就变了三次。头一次是在家务农；第二次是在H省Q县督察专署任科员；第三次是在B省R县任广播干事。自己的岁数，他也一会儿填三十二岁，一会儿填三十五岁，两周长了三岁。对于他原来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同事，也是同在N市的最好的朋友×××现在的职业，他一会儿填“织工”，一会填“商人”。包括“特种户口登记表”“备考”一栏，原本不是用来表态的，他为了强调自己的认罪态度，特别填写了一段认罪的话。但对照两周前他填过的“悔过登记表”，可知他只是把那张表里“自己有那（哪）些破坏事实”一栏中填过的文字，一字不落地在这里抄了一遍。

中共建政之后，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五种人，即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别警惕并高度戒备防范，不仅严查严管，而且各种部门会依据此五种人员流动情况，随时互相提醒跟进。这方面最基本的管理资料，就是不同时期形成的个人档案。五种人在新政权下留下的最初的基础档案资料，主要就是1949、1950年这些人在政府要求下填报的这类“向人民低头认罪”的白纸黑字的自我登记及其所提供的历史线索了。

鉴于当年有系统地留存下来的五种人1949、1950年“悔过登记”档案文献较少披露，这里不妨将方立仁1949年底1950年初按照新政府要求填报的几种主要表格提供出来，供读者了解参考。

悔过登记

N市公安局一分局悔过登记办公室要求方立仁填报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是“反动党团会人员悔过书”，一是“反动党团会人员悔过登记表”。

要求政治对手写“悔过书”，曾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用来对付被捕共产党人的一种办法，如今被共产党反过来用到国民党人身上来了。鉴于今人很少有机会看到这类材料，这里不妨把方立仁填写的悔过书和几张表格照录于下，以供参考。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方的文化程度以及在农村接受教育的性质。

“悔过书”较简单，仅一页纸，要求有一位保人即可。方立仁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道：

具悔过书人方立仁曾参加国民党在S县党部任助理干事兼执委因已往一贯服务于国民党反动匪帮为其卖力违反人民今在人民面前坦白悔过重新作人自即日起建立我的劳动观念彻底为人民服务倘后如有虚伪不实等情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保证人 王子明（印） 悔过人 方立仁（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6]

“悔过登记表”要填写的内容较多，原表为一联三页。以下为原表格式及方立仁填报的内容：[7]

除了在公安分局登记填报悔过外，方立仁还得去所住街道派出所登记填报。在派出所填写的主要也是两张登记表：一种是“公安第一分局第三派出所管内反动党团会负责人登记表”；一种是“特种户口调查表”。由于两表调查项目不尽相同，再加上不是同一天填报，方立仁填报的内容不仅详略不同，而且有的信息出入亦较大。[8]

方立仁所填“公安第一分局第三派出所管内反动党团会负责人登记表”内容如下：

方立仁所填“特种户口调查表（党会性质 第130号）”[9]内容如下：

干部隐患

按照方立仁登记说明的历史情况可知，他还是隐瞒了曾经加入过中统组织的情况。他填报的主要问题是1944年加入国民党，1948年3——4月兼过一个月左右国民党县党部执委。由于这时没有其他人的举报揭发以及相关材料牵连，方自己亦誓言“绝对坦白”，“如有不实等情愿受严厉之制裁”，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因悔过登记受到任何影响。

但是，1950年底至1951年狂风暴雨般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是经常吓得方心惊胆战。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里，受过洗礼，小时候天天念经做弥撒。以后学医，师徒们也是天主教徒。他过去去教堂不多，但内心里宗教观念较重。这时因为内心恐惧，几乎天天都要去教堂求天主保佑。[10]他后来写道：“镇压反革命时期，一看到枪决国民党、特务的布告，我就心慌害怕。我认为我是被镇压的对象，硬着头皮等，也没有地方去躲。”毕竟自己解放前在国民党里干了好几年，做了很多想起来就心虚的、很丑陋的事情。因此，“一看到别人，再想到自己，就觉得无地自容，更觉得自己丑恶和未来的可怕”。[11]

1950年下半年，方立仁除了在药庄坐堂外，已开始在市职工疗养院兼做针灸治疗，接着就正式受聘到疗养院工作了。这种改变让他深感庆幸。因为在他看来，成为公家的人，无论如何比散在社会上，整天被公安局派出所盯着要好。在公家的医院工作，家也住在里边，一举一动大家都知道，“这样做起来，也就是我成为好人的一个机会”了。[12]

也因此，他第一次开始主动帮助新政府做事情了。1951年秋冬，他所在区组织天主教三自革新工作，专门找到他去参与。在看了报刊大量的宣传材料后，他很认真地承担起了争取S省大学、××中学等爱国教徒的串连和宣传工作，也因此结识了同为天主教徒的女朋友。两人最后和反对三自革新运动的神甫们断绝了关系，一起站到了政府一边。[13]

这之后，方立仁在中医针灸方面的特长又被N市职工医院看中，并于1953年初正式将他调入，方从此也就成为了职工医院的一位全职医师了。

1951年，方立仁受聘于疗养院时，曾搬过一次家。公安局一分局即按规定迅速跟进，将他的登记材料复制转发给了他新迁住地的派出所。[14]1953年方立仁正式调入职工医院，再搬家至职工医院宿舍时，公安局一分局马上报告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立即跟进，将公安局一分局掌握的方立仁的登记材料复制转送职工医院保卫科，请其建档，同时要求职工医院保卫科：（1）将方立仁住宿信息及掌握情况通报市公安局；（2）该人再有变动，请来函说明以便掌握。[15]对此，职工医院保卫科亦很快做出答复，说明了方的住宿信息，并通报了医院所掌握的方的历史情况：方立仁“曾参加反动组织国民党兼任助理干事，也参加过三青团”。[16]

事实上，自从进入职工医院后，方立仁就正式取得了国家职工的身份。而他的医师资格，亦使他被列入国家干部队伍之中。进入到政府单位中来，他就主要不再是公安局监视的对象，而成了他所在单位要严密审查、考核的对象了。

对干部的把关审查，在各个国家部门和单位，都是内部组织部门掌握的，而且填报表和考核是定期都要进行的。对像方立仁这样有着历史问题的新人的审查，自然就更加严格和严密了。因此，方两进不同的单位，还要经历两度审干的过程。

1951年6月，他入疗养院不久，就经历过一次专门针对他的干部审查鉴定，写过详细的审干自传。1953年再进到N市职工医院后，10月开始又经历了二度更全面的干部审查鉴定。

1951年6月那次审查鉴定，恰恰发生在“镇反”运动高潮将落之际。接连不断的杀、关、管布告和公审大会，还使他处在高度恐惧之中。因此，他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吞吞吐吐地想要表现得诚实一点，最后还是没讲出任何具体的事情来。用他后来的话来说，“那时我刚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已往的害怕恐惧，压住了思想。想到谈到历史和身份，加上严重的罪恶，是不会宽大的……结果隐瞒了下去，未作交待，逃避了运动”。[17]

1953年10月再做干部审查鉴定时，社会上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已过。方立仁原来就盼着局势安定下来后，共产党就不再追问历史上的事了，这时自然更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因此，他还是选择了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轻描淡写的做法。

但是，由于方立仁心里有“鬼”，同时做事又较随意、不仔细，因此，即使想要躲，却也还是容易给自己留下日后会让组织上生疑的地方。比如，方立仁这时的自传中就又给自己弄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新说法。

像1951年填报干部自传时，他已不再说自己是1926年8月八岁入本村初小，四年没有毕业，而是说自己“1929年6月八岁入本村初级小学，到1933年遭洪水淹没，就失学了，是小学三年级生。在家自修了两年，现在等于高小程度”。到1953年10月再填报时，他干脆改称自己“1929年6月至1935年在本村两级学校毕业”。

因为说1929年自己才八岁，自然也就必须要修改自己原来所报的年龄。1949年底1950年初他虽然填报过差距很大的两个年龄，写入学经历时却都是以1926年八岁，即1918年出生为基础的。而且岁数是尽量往大里填，因而前一个报的是三十一岁，后一个报的是三十五岁。1951年6月登记时，他填报的年龄就变得小多了，前一个成了“现年三十岁”，出生年变成了1921年；后一个报的是“三十一岁”，出生年又往后了一年，变成1922年了。

过去他在填报材料中说自己十四岁学医，二十二岁学成。1951年填报却说十四岁学医，“整六年学成”，“十九岁到太谷祥和药店当任医生”，自己计算上都出了差错。

1950年初他填报“反动党团会负责人登记表”时，说自己是1944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拉进国民党，1945年才知道的；1951年写干部自传时则变成了1941年被人拉进国民党，1943年他才知道这件事。

1950年初填报时他说1948年3月党团合并时自己被委任为执行委员，4月自己就辞职去了N市，当执委不过一个月时间；1951年写自传却成了1947年党团合并，合并前一个月突然由省党部相关机构宣布委任自己为县党部执委，到1948年4月离开时，他这个执委至少干了将近半年了。

如果说上述信息多半还只是时间上的变化与矛盾，未必十分重要的话，以下两则信息在组织部门看来就很重要了。一个是他在1951年干部自传中第一次提到，他在1946年8月曾到N市参加过一个党政人员特种训练班，受训十五天；一个是他在干部自传中第一次提到，他曾在1946年被人拉进过三青团。[18]

1951、1953年对方立仁的两度审查鉴定表面上似乎对方的影响都不大，尤其是第二次，对方立仁的触动好像更少。但他不了解的是，职工医院组织部门对方的看法却不好，总结评价也有些负面。

在对方立仁的审干总结材料里，组织部门明确认为方的历史虽大致清楚，但“1941年参加国民党，1946年参加三青团，在县党部任佐理员，对蒋系国民党、三青团非常忠实，并积极工作”，“政治不清白”。尤其是审干中发言明显有顾虑，表现出对党的政策有怀疑，经帮助后虽能对自己的历史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但态度上还不够忠诚老实。对于方立仁来院近一年的工作表现，组织部门的批评也较多。它借病员的口批评方：“作风轻浮、讲话随便，不注意场合，表现在对女休养员随便说话，遇事不够冷静，好动感情，不能从理智出发（病人反映不耐心）。”[19]

1955年全国性“肃反”运动发动之初，方立仁在职工医院都还不属于重点调查对象，至少在保卫部门看来，他只应列在“备查对象”中。在保卫科整理上报的材料里明确写道：

该人出身于自由职业者，虽任过一段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但没有显著的罪恶活动，解放后全部交待了，同时多次交待基本相同。根据每次运动中的结论：“历史基本清楚”，解放后也再未发现过其反动的行为，虽然思想落后，主要是旧社会对其影响较深，应加强教育，故可列为建档备查。

今后意见：（1）建议所在单位加强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胆使用。（2）向Q县发信了解方任国民党县党部执委的情况，证实其交待材料。[20]

但是，随着运动的火势越烧越大，P县“肃反”所得线索中不少都指向了方立仁。到12月初，方立仁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被立为专案审查对象了。院方立案的理由是：

1. 方1941年即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历任P县国民党部执行委员、党团股长等职，曾积极发展国民党员，并于1947年受阎匪特种训练一次，训毕参加了阎匪P县审讯组。据其当时填写登记表称：“曾查（察）觉共党十数人，已交政府处理”，故疑其有重大罪恶。

2. 方一贯为国民党做情报工作，并于1947年参加“党调”（即国民党党员监督调查局）组织，并由其选择了六十名国民党员为监察员，均由方具体领导。

3. 1948年P县解放前夕，方即携带秘密文件逃来N市，突然转明为暗。解放后一贯隐瞒其特务身份和主要罪恶活动，且与天主教公青分子关系密切，并曾泄露过我院秘密，故有重大的潜伏特务嫌疑。[21]

“肃反”降临

方立仁最害怕的，就是一直隐瞒未报自己在1947年曾经兼任过中统局在县党部的通讯员这件事。当年中统局改称党员通讯局，各省、市党部调统室改称为党员通讯组，公开设置，因而亦开始在区以下各级国民党部设置委任通讯员。方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要求兼任通讯员的。这件事自1949年N市军管会发令要求特务人员悔过登记以来，始终是方的一块极大的心病。越不报，就越不敢报，因而每逢有政治运动发生，他也就越会寝食不安，神经高度紧张。

职工医院是N市第二批肃反单位，运动开始稍晚。当1956年下半年运动逐渐推开后，前面各地各单位运动中追查出来的问题已经发展到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地步了，各单位得到的涉及本单位嫌疑人的问题线索已经非常之多。而从Q县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自然对方立仁极端不利。

据1956年8月8日医院党委关于方立仁的立案材料报告显示，院方已经从Q县拿到了相当多的立案依据。

第一是“反动身份”。报告称：

据我Q县公安局敌伪档案证明：一九四四年四月方任国民党县党部第二分部后补执行委员、录事等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直接承办县党部党员监察网工作。且公安局犯人×××、×××等反省材料证明：一九四七年党团合并后方任党团股股长。据×××、×××、×××等人证明：方在一九四七年二、三月参加了“中统”特务，直接负责“调统”工作，并负责领导文化、妇女、农工和青年等四个运动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十月奉省党部令赴N市参加了马匪的特工组织技术训练，训后规定一般是每月开两次军、政、党、团会议，讨论本县共产党活动情况汇报上级，而方等另有密本。

第二是“罪恶活动”。报告称：

据Q县×××、×××、×××等人证明：方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及“调统”工作时，忠实与国民党部书记长出席会议，以行医为掩护搜集我方及日本军事、政治等情报，并负责发展其组织……日本投降后方的特务活动更加猖狂，一九四六年曾以毒化手段将我县生产部工作员×××瓦解，方亲自领其到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履行了自首手续。从此×××在绥署二处保密局驻Q小组长领导下积极搜集我方情报，出卖组织与同志……一九四八年Q县快解放时，×××与方带“调统”主要文件一同逃往N市……但方突然由一个特务政治人员做了本市私人药庄医生……[22]

11月28日，卫生局五人小组认为方“有潜伏特务之重大嫌疑”，决定组织一由四人组成的专案组，“进行专案调查和讯问访问工作”。同时提出主要斗争办法为：“通过和平谈判，专案讯问和访问，采取攻心斗智的方法启发其交待”，“如遇顽抗时则转以小组斗争给以必要的压力，迫其对每段的罪恶及证明人彻底交待清楚”，同时“取得保卫机关的支援，开展秘密调查，并根据需要进行技术侦察，以取得更广泛的材料，搞清全案”。[23]

所谓开展秘密调查，就包括了安排专门人对方立仁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在进行专案斗争的春节期间，更要有专人监视方立仁在宿舍活动的情况。以下略举几则监视汇报的文字：

元月三十日。晚上我值宿没有回家。据了解，下班后没有出去，在家里准备过年，作饺子等。

元月三十一日正月初一日。中午十一点前后去他家一次，他才闹的吃饭，搞了四个菜，喝酒、吃饺子（我还喝了两杯酒）。据他谈，今天不会出去，好好的休息，早上睡的快十点了，才起来。晚上七点前后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说明天计划进城跑一跑，去中医院及中医疗养院等。在下午五点左右看见他家有两个客人，听说两三点就来了，是他外甥和外甥媳妇。六点前后走的。他外甥是在钢铁厂工作。

二月一日正月初二日。我值班，看见来了一个客人，是在下午一点左右。回去看了一趟，他已经进了城。他女人说在十二点前后走的，并说是城里有人捎来一个条子，连饭也吃不在心上，很快就走了。下午八点前后回来，晚上八点多我在他家坐了一会儿，他说跑了一天，在中医院、中医疗养院等还有几个朋友、亲戚家里，明天不去了，在家休息，后天再进城去跑一跑。

二月二日正月初三日。白天晚上都是我值班，我在中午十二时回去看了一趟，他在家里睡觉，说了几句话，我说我要去值班，是回来吃饭的，并将昨晚借的他的一本书给了他。他又在睡。我去了医院。下午六点半我回去吃饭时，他不在家，在七点十分我去医院时在院里看见他回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的，也不知是去什么地方。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日。我交了班后在十时前后回去，那时他全家已经走了，可能是进城。到晚上十时前后老方才回来，他女人小孩们都没有回来。一天没有接头谈话。[24]

实际上，从1956年12月中旬开始，方立仁就已经被要求半日工作，半日向专案小组交待历史问题了。在此之前，看到报纸上各种“肃反”的消息后，方立仁就已经恐惧得不得了了。10月28日全院进行肃反动员，书记动员报告后的第二天，方就主动上门找到党委，承认自己有隐瞒罪恶历史的情况，交待自己在1947年10月曾参加过中统下属的组织。[25]因此，不难想象，专案小组刚一把他控制起来，开始讯问，他就慌了，又想讲，又害怕讲错了罪责更重，危险更大。

他承认，1949年底1950年初悔过登记时虽然主动承认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的事实，但没有如实承认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时间，也隐瞒了入过“三青团”的情况。1951、1953年两度审干过程中虽然补充交待了1941年即被吸收进国民党，1946年又被吸收进“三青团”等情况，但仍旧隐瞒了1947年曾经做过“三青团”区队长，参加过阎伪组织的党团特种训练班，出任过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局下属Q县党部通讯员，因怀疑而密报过某小学教员，代表党部参加过一次“肃伪”会议，会上曾通过处决某农会主任等。

由于怕特务问题说不清楚，尤其怕把别人的罪恶最后都弄到自己头上来，怕被法办了老婆孩子无人照管，在具体交待其在国民党党团及特务组织中的活动时，方立仁还是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挤牙膏”的过程。有的确是因为记忆不清，在“肃反”小组反复提示下才想起来的；有的则是方内心深感耻辱，一直不想讲出来的事情，最后迫不得已才交待出来了。

专案小组则从一开始就软硬兼施，针对方怕群众斗争伤面子，怕讲了严重的事情要受处分，专案组特地请院长出面与方个别谈话，告诉他好好交待可以不上小组会斗争；交待得彻底、态度好，可以争取从轻处理等等。并通过“秘密耳目”私下给他吹风，让他明白：“有问题早晚脱不了交待，迟了不如早了好，不然越被动。”而专案组成员则摆出一副冷面孔：“你不愿交待就不用来说了，不要和我们磨时间！”最终，方立仁总算“竹筒倒豆子”，“一锅端”了。[26]

方立仁交待的职务行为，主要有：任执委期间，在县各机关中成立过五个党团干事会，组建了工会、工农运动委员会等组织；任调统局通讯员期间，参加组织过党员监察网，在党员中、商人中打听中共军队的活动情况、斗地主情况，然后写成党团工作汇报，上交省党部。另外，1947年阎锡山到Q县时，为了保护阎的安全，县党部和县政府还联合组织了一个政治工作队，他不仅参与组织了一个中队，下设五个小组，还自任其中一组的组长，负责两条街道治安有一个月之久。[27]

有的事情，方立仁确实没有印象。比如，外调材料所称×××被方立仁瓦解，向国民党自首并出卖和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他就根本否认，称不记得有这回事。

方立仁最耻于讲的一个情况，是他当年背着当事人“介绍”国民党员的事情。用他后来的话来说：他被拉进国民党，就是亲戚祖康瞒着他填报上去的，两年多他自己都不知道。等到他做了国民党县党部的佐理员，他却也干了同样卑鄙的事情。“我介绍过40名党员，都是劳动人民，有老教师……有农民……他们都是我母系亲戚。我昧了良心，瞒着他们，都把他们报成党员，给他们清白的历史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在国民党员总清查时，我推说不便通知，自己冒充填表，按指印，混了过去。直到“肃反”运动中，我才如实交待了。”[28]

方立仁的历史问题，很快就弄清楚了。1957年6月20日医院党委五人小组对方立仁专案做了审查结案请示报告，并上报给市委五人小组。内称：“经过专案斗争和查证结果”，已证实方立仁系1941年10月经祖康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历任县党部录事、第二区分部候补执委，1942年以国民党员代表出席了县党部选举执委的会议，被选为监察委员（后因伪中央未批准未成立）。此后，以行医为名在Q县做国民党的地下工作，搜集日伪和我党活动情况，并以理教会名义发展国民党员三十余名。1945年10月方任县党部佐理员（实为助理干事），并兼第一区分部书记、候补执行、农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46年曾任“三青团”分队附（自称区队长），但无活动。1947年担任了县党部执委，同时组织领导了妇女、农工等动员委员会，并曾在各机关组织了九个党团。方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我方军、政情报，参与组织了党员监察网，网员六十人，并负责办理表报，主要监督国民党内部。当年10月赴N市参加了特种训练班，同时加入了中统组织，任通讯员。方立仁主要罪恶，一是1946年密报小学教员×××有嫌疑，致其被扣押一个月之久，二是在他代表党员出席的一次“肃伪”会议上曾通过处死我方农会主任一名的决定。但经查该农会主任并未被杀，而是在狱中病故。另外，所谓有我党某干部被方瓦解后自首并帮助国民党捕捉我方人员一事，经查并非方立仁所为，故应否定。有关方潜伏嫌疑问题，经查亦不实，方去N市及转行为坐堂医生，确系因生活所迫之为。

故报告最后认定：除此之外，方立仁并无其他疑点，“我们认为应以历史特务分子进行结案”。[29]

根据上述报告结论，五人小组的处理意见是：

方立仁来厂后将其主要身份与罪恶活动长期作了隐瞒，运动初期自动交待了密报×××和参加中统特务通讯员问题，后经群众帮助才将以上问题作了基本交待，据此建议政府从宽给予判刑二年缓期执行的处分。[30]

1957年7月4日，市委专案组批准结案。[31] 9月25日，市委五人小组对方立仁处理问题作出了批复，内称：

方立仁在运动前只交待了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三青团员等身份，但隐瞒了1945年任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三青团分队付（附）和以行医为名收集我方军政情报等活动，并隐瞒了受特种训练和1947年参加中统任通讯员的特务身份，又隐瞒了报告×××（后释放）之罪恶。据此，方应属中统特务分子，此次运动中经过帮助，尚能交待问题，罪恶也较轻微，故建议行政免予处分。[32]

可以看出，无论医院专案组、五人小组，还是市委五人小组，都认为方立仁的问题不甚严重，罪恶不大，因此处罚意见一级比一级轻。这也难怪，这时院方领导甚至当面告诉方立仁称：“你的历史已搞清楚，给你已做了结论，在历史上是够了格的，但经党委研究后，按坦白从宽的政策不给你处分，不戴帽子。你要好好工作，感谢党和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人事处长也告诉方，等市里的正式结论下来后，就会让他看结论，并会在大会上宣布。[33]

经过与公安局等部门沟通之后，职工医院五人小组于10月19日和12月19日先后通过了对方立仁肃反问题的审查结案材料和处理结论。[34] N市市委五人小组于1958年3月25日正式作了批复，称：

该人有不少罪恶，但比较一般。运动中能自动交待，你处定为历史特务分子，免予行政处分也为合适，可不再处分。[35]

这一处理办法对方立仁原本已是再好不过的一种结果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方立仁这时却意外地在科内挑起了一场争执，闹得沸沸扬扬。这就不免会让医院主持“肃反”的五人小组大为震怒了。

惩罚升级

方立仁学医有家传渊源，父母两家都有一些人是从医的，他的父亲还在日本留过学，既懂中医又通西医，因而回国后就在大城市开诊所，中共建国前即受聘于华北军区陆军总医院。方本人在职工医院中医科无论医术还是组织，也较有能力，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很多，再加上他为人随和，爱开玩笑，在科里和病人中人缘一般也比较好。但正因为方立仁过去经历较丰富，业务能力较强，自视甚高，性格上又易感情用事，因此也容易闹意气，甚至看不起人。[36]这一次，就是因为对科里调资事认为不公平，再加上对中医科某负责人一直不满，因而带头主张另立针灸科，弄出事来的。[37]

一个“肃反”重点对象，且定性为“历史特务分子”的人，在“肃反”期间竟会惹出这样的事情，其后果可想而知。

1958年10月5日，院五人小组重新审查方的问题后做出结论：“在运动结束后，该反动本性未变，不但没有低头认罪，重新作人，反而工作消极怠工，闹独立、争领导、争工资，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离间了同志之间的关系。为了纯洁工人阶级队伍，严正国法，建议政府依法判处其管制三年，送劳动机关执行。”在等候上级批复期间，按方立仁原工资60%发放生活费46.50元。[38]

对于这一建议，N市市委五人小组权衡比较各方面情况后没有完全同意。其批复加重了刑罚，但不赞成“送劳动机关执行”，而是改为“给予徒刑二年缓期执行处分”。[39]

据此，1959年3月8日，医院党委五人小组正式做出决定：“同意市委五人小组批示意见，不予刑事处分，留厂监督使用，工资已降，不再变动。”[40]

这件事发生时，恰值全国“大跃进”运动兴起，各地正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在各个山头、村落、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插红旗、拔白旗”的指示[41]，在本单位本部门找“红”“白”典型，大树、大批。此事马上就被院方当成阶级敌人插“白旗”的典型事例，方被斥责为在肃反和“大跃进”期间带头闹不团结，争夺中医科领导权，因而不仅在全院范围内受到批判，还两度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斗争过。

1959年6月9日，有关方立仁的处理决定正式下达，内称：

历史反革命分子方立仁，男，现年三十八岁，原籍S省Q县西关镇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医生），文化成（程）度高小。1953年2月由工人疗养院调来我院，现任医院中医师。

该1941年起即为国民党效劳，做地下工作，收集我方工作人员情况，四次由Q县到孝义汇报。由于忠实于敌人，日寇投降后继任了Q县党部党团股长，兼区党部书记及三青团分队长（自称区队长）。此后更加积极，先后发展国民党员三十余人，三青团员五人，曾参加组织过国民党监察网，收集过我Q县民兵及军政情况，向伪省党部报告。1946年出席Q县肃伪会议，参与决定处死我农会主席等人，密报我小学教员，致该教员被捕，受到严行拷打，释放后精神失常。1948年又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肃反运动中定为历史特务分子，未给处分。运动结束后，该反动本质未变，不但没有低头认罪，重新作人，反而工作消极怠工，闹独立、争领导、争工资，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等行为。领导发觉后准备严加处理，但因该在拔白旗运动中经群众批判后表现尚好，愿意低头认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根据本人上述罪恶事实及表现，故决定给予该降职处分，工资由原77.50元降为49.50元。由文到之日起执行。（原执行工资差数不再补发）[42]

重新做人

自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方立仁一直提心吊胆，思想上起起伏伏，是可想而知的。但因为有一技之长，社会需要，无论在哪儿，他的生活总体上还过得较平稳、顺利。他在1952年结了婚，和妻子接连生了一儿一女，同时把农村中残疾的母亲接进城来，几口人靠两人不多的工资，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把过去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后，方内心里也踏实了许多，思想上没有过去那样的负担了。1958年处理决定下来后，他更是彻底放松下来。但也正是因此，一时的感情冲动，忘乎所以，导致他和中医科领导之间发生了那样一场激烈冲突。

好在方立仁见多识广，较能适应环境，夫妻两人又都是天主教徒，家庭关系比较稳定；再加上他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因此，这次政治上、经济上的重挫，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反而让他在性格上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了。

按照单位管制的要求，他需要随时随地接受党支部、保卫组、群众管教小组的监督和管教。1959年6月，方立仁新的处理决定正式下达后，三方面一起找方立仁当面宣布了处理决定，并对其进行了训诫和教育，制定了“三包一保”[43]的“包夹”监督办法。方立仁很快也制订出了第一份自我改造计划，郑重做出保证。

从这一年第三季度开始，他就每月按时给党支部和保卫组提交一篇“自我改造小结”，每个季度提交一篇季度“自我改造总结”，每年再提交一篇年度“自我改造总结”和一篇下一年度改造规划。由于他照常看病接诊，参加会议，平常出入及行动需要报告管教小组外，并不受限制，因此他的日常生活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因为要加强自我改造的关系，他平时花在阅读报纸、毛选等政治理论和时事读物方面的时间较前要多得多了。他的几乎每一份自我改造小结等，主要谈的都是学习认识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提高与变化。改造规划自然也是如此。

以下简单摘录方立仁1960年10月22日提交的改造计划，即可见一斑：

他的自我改造目标，是要“重新作人”。制定的主要政治学习计划是两项，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学习当时的重要文件（每日读报）”。

他在政治方面表态决心做到的，主要是“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认识，争取党对我的及时教育，指示我方向”；“经常向管教小组汇报思想工作，争取群众监督，便于迅速的纠正错误，促进自我改造”；“每月作出改造小结，每季作出工作总结，交支部和院保卫组，请求小组鉴定”。

具体学习时间的安排，其计划是：“理论学习：周一、二、三晚上为读毛主席著作及政治书籍时间”；“中午为读报时间，重要报告读不完时，晚上读”；“周四、五、六晚上作为业务学习，即中医温课时间”。

他对工作上的规划是：“在诊疗工作上，学习先进方法和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数量和质量，消灭差错，每日完成医疗人数50名以上”；“积极认真地执行党交给的任务，辅导青年中医和实习医士，把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业余时间对急病上和工人家属困难来院的病人，不论夜间白天，随叫随到”；“尽力开展科研，把自己经验和体会多加总结，供给医院保健并继续研究”。[44]

方立仁这样规划，也努力坚持按规划去做。他每天除按时读报、学习政治读物外，因住在院内，经常不分上班时间和业余时间，都在诊治病人。每天看门诊平均都在五十人以上，下班后也常常到门诊来看诊。每月业余时间看诊的病人数量，最少数十，多至一二百。1960年里，他还研制成经络测定仪图等多种科研成果，制成针对职业病的中成药两种并成功应用于临床，同时交出治疗效果较好的民间验方十余种，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浮肿病一百八十余人。在参加抢救集体性苍耳中毒病人中，他用针灸抢救小儿中毒性抽风，用中药治疗肝大儿童，都取得了相当明显的疗效。[45]

当然，在党支部和管教小组成员的眼里，对于像方立仁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最初肯定是看不惯的。但尽管如此，通过他们给方立仁的鉴定或管教报告可以看出，他们最后也不能不承认方立仁自1959年二季度后的自我改造和本职工作基本上是好的，而且是有相当成绩的。

比如，1959年上半年保卫科做出的鉴定报告还在讲：“方立仁在改造期间不能规规矩矩，在中医科和×××闹不团结和工资，工作中不老实，但经批判后是有好转。但在工作中，对工人和干部不同对待，工作中不大胆。技术革新中表现积极，但在工作中发冷热病。”支部的意见更激进，称：“该人在科室闹不团结、工资，虽经批判后有所好转，但表现有冷热病。该人既无真才实学，又不够规定条件，同意清除出厂。”[46]

然而，过了几个月，大家的看法就都变了。

1959年底，中医科的评鉴总结就已经开始强调认为方立仁“1959年以来一直表现对自己的错误和改造认识比较明确，从思想上接受了改造”。特别称赞方在工作和科研上逐渐大胆放手，写出了用中药治慢性肝炎和支气管哮喘等经验介绍七篇；用针灸治愈了一位聋哑少年；挽救并治愈了两位外科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基本放弃治疗的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使用自己研制的中草药在慢性肝炎治疗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并且为开展经络研究近来每晚都工作到十二点以后；等等。[47]据此，他们已经明确建议应该摘掉方立仁的反革命帽子。[48]

1960年3月28日，科室支部和管教小组给出的鉴定意见仍旧如此，称：

该人在第一季度内在我科表现良好，思想上对改造积极，除及时向支部和管教人员汇报他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外，在科内能和同志们团结一起，虚心听取套牢意见。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脏，对科内工作积极，主动制定计划和科学研究。在一季内做出了成绩，对运动积极参加，如储蓄任务超额完成，太阳化中自己从高空掉下来，摔的能，他也坚持苦战。日常工作除完成自己的以外，能帮助科室领导和其他人的工作。[49]

4月底，管教小组的报告对方立仁人的表现讲得更具体。报告说他，

思想方面：每月25日以后能按时写出每月的小结材料，还督促让科室给他开会鉴定，政治学习每日都能按时参加。

工作方面：（1959年）第二季度以来比以前有很大改变，主要是经过每月同志们的帮助，给他指出存在的问题，如工作中缩手缩脚等。在4月以后克服了以上缺点。在工作上做出了一些显著的成绩，如配合内、妇、皮科开展了各种治疗，效果良好。如妇科的阴道滴虫治疗、外科的瘢痕治疗等，都收到了良好效果。最近又拟定了全年科学研究分析工作计划，如最近要和内科开展慢性肝炎的治疗等。

在帮助西医学习中医方面能主动的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来讲课和辅导。如每周二、五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医士班讲针灸，早上七时至九时也来帮助西医学中医学概论。科内现在工程师缺乏，老医生年龄大，不大能做多的工作，他能主动的多做些工作，如在门诊部几个徒弟的教学完全放在他身上，他每星期三、四下午完成门诊工作外，都给徒弟讲课，表现积极认真。还能主动帮助科里做关于科室工作计划等。

劳动方面：每天早上八时三十分至九时打扫室内卫生，准备开诊，工作积极。下班后也能积极打扫，表现参加劳动积极。

缺点：工作态度不太踏实。如科内同志对他有个感觉，上班时间一时一时经常出去，不知那里去了，有时一走半个小时。抓的紧就老实些，抓的不紧就有些滑头。[50]

因为方立仁各方面表现较好，在科室及门诊中作用益见突破，他也意外地为自己多赢得了几年留院工作的时间。

这是因为，1960年下半年，职工医院肃反运动基本结束，在研究处理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各种所谓反革命分子时，因为中共中央和S省委有过一个处理内部留用的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的政策规定[51]，故院党委一度考虑应按规定将方立仁“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然而，门诊部支部这时却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支部认为，方自被管制以来，一贯表现较好，能力较强，在门诊工作上也是重要骨干医生，应继续留院监督改造。院党委重新研究后，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在院党委1960年11月18日上报上级党委的呈请书中对此一情况讲得清楚：

党委研究，依照省委政策规定，决定送方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现经门诊党支部提出，方从上次与×××闹不团结，进行了批判与斗争后，还能接受改造，在技术革新中有创造，确定还有中医诊病之特长之处，而且在群众中有些信任，在改造期间还能将自己思想向支部汇报等。根据门诊部党支部的建议，经党委研究，同意留本单位监督改造。[52]

经公文旅行一番之后，1961年8月5日，中共N市市委五人小组最终批准：“同意留厂继续监督劳动改造。”[53]

霉运当头

1960年11月院党委改变送方立仁回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方立仁未必了解，但他的胆子明显地变小了。用他1962年8月与院党委负责人谈话时的说法就是：因为担心再出错，“工作上不能大胆，怕出事故；在同志们谈话的时候自己即躲开，怕人说自己在打听什么；食堂库房等地更不敢去，怕出了问题，分不出自己；连人少地方的公共厕所也不敢去，怕有反动标语等，惹出麻烦”。就连“蒋匪叫嚣窜犯大陆，当时从思想上也认识到是不可能的”，但“思想上确实害怕”，担心“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时局紧张，怕先紧到我的头上，害怕会不会被关起来，会不会失业，会不会受到镇压，思想顾虑很多”。[54]

从1959年被进一步处分之后，方立仁各方面中规中矩，因为一心想做出业绩来，因此，他在技术、业务上的表现较前突出得多。他在中医科临床和中西医结合诊治一些老大难病症方面，设法创新，屡有突破。三年困难时期，他利用自己对经络学的研究所得，结合针灸手法上的特长，包括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动脉硬化、高血压、半身不遂、慢性肝炎，特别是在治愈少腹疽、脱骨疽、胆囊炎、荐椎神经炎等病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使他声名鹊起。1961、1962年，从院到省，已经有不少患有疑难杂症的领导干部纷纷找他来诊治，且众口一词地肯定其疗效。

为了能让更多病人受益，他一直坚持在科内对青年中医做定期辅导，介绍他用针灸治疗几种病症的具体心得和手法。根据医院的要求，他还定期去中医班授课，除系统讲授经络学与针灸法以外，还毫不保留地通过自制的针灸图，把自己针灸诊治的心得与经验传授给学员，并对学员一一做临床指导。对于一些不能来门诊就诊或不能来院住院治疗的领导干部，为不影响正常门诊和病房工作，他始终坚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出诊。门诊部也专门为他配备了年轻助手，一面做他的徒弟，跟他学习；一面协助他观察病人和做好诊治的各种记录，帮助他积累总结病例。

从1960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分批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55]；1961年，中共中央又大量开始为1959年以来党的各级干部中被定性为右倾分子者摘帽子。在此情况下，各机关单位也纷纷开始为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良好者摘帽。方立仁1962年初就有幸被医院列入计划摘帽的对象中来了。

2月3日，门诊支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并提出这方面的书面意见。意见称：

该自1957年受监管以来，一贯表现接受改造，认识罪恶，感激党对其问题的宽大处理。为了决心改造自己，重新作人，对各种政治学习都能积极认真的参加。……几年来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为了更好的改造自己，除能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外，并能定期向组织汇报自己的工作及思想等情况，主动靠近组织，几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一切为了病人出发。如有时在科内病人多，大夫少的情况下，他多是坚持不让限额挂号，忙的不能按时下班，却从不叫苦叫累。……夜间有人来求，他不分三更半夜，总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特别是为了解除患者痛苦，经过多方刻苦钻研，使三例聋哑症治疗成功，使两名肾功能衰竭病人由危转安，使病人深怀感激。该对祖国后代十分关心，热情带徒，传授技术，近年来出师四名青年中医，走上了临床工作，成绩也很突出。……根据以上几年来工作思想表现，结合党的政策，经我们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应该取掉对其监管处分，是否妥当，请上级党委指正。[56]

3月13日，经院党委同意，保卫科就方立仁摘帽问题也拟出正式报告，称：

该人自公开戴帽子以来，表现一贯尚好。在改造过程中能及时暴露思想，主动认真贯彻月小结、季鉴定等改造制度，对他的历史罪恶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在日常工作中钻研技术，业务水平有显著提高，使治疗工作成绩突出。如1961年12月17日至1962年2月20日，给×××治疗脊椎炎，据西医诊看，此病发展为关节强直不能动，15天用针灸，现已痊愈，效果突出。又如，1959年4月治疗×××聋哑症，患者当年才十六岁，四岁前由于患中风症遗疾聋哑，1958年10月参加工作后曾在市内治疗多次无效，方用中医补虚泻实活血通窍的疗法，只经两次针灸，即已治好。经过反复试验，患者听力、语音已经恢复。当时×已能呼出“毛主席万岁”。

该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基本树立，决心改造好自己。业余时间也给病人看病，并多次发表先进疗法，有将功赎罪的表现，用医疗解决了病人的疾苦，得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经研究了解，同意摘掉方立仁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取消监督劳动的处分，并给定级，由原生活费46.50元，调整为67元（医务17级）。[57]

两周后，卫生局党委对此也作出了肯定的批复：“同意摘掉该人反革命分子帽子，其工资调为67元。”[58]然而，这一意见进一步转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后，却被拖了下来。一个重要背景，是毛泽东此前已经在对大量摘掉这些人的政治帽子的做法表示担心，不主张多摘帽子。[59]这一年，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讲得更多、更尖锐。8月中央工作会议，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又把阶级斗争提到决定一切的高度，公开要求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60]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方立仁的监督改造小组、门诊支部及保卫科仍旧相信应该摘掉方的反革命帽子。1963年1月29日，在再度填写方的评审处理批审表时，监督改造小组就再度肯定方立仁的各方面表现，保卫组3月也再度表态并起草了专门的报告称，鉴于方“一贯表现积极”，“工作主动负责，并有一定成绩，经研究，同意摘掉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连医院党委也于9月9日批示“同意”。[61]但报到市公安局二处，回复却是：“经局长审查，意见是暂不予摘掉，应在这次四清中考虑。”[62]

只不过，这时整个形势阶级斗争重又趋紧，中共中央又在开始推行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了。

1964年，原本主要集中在农村，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社教运动，也开始转入到城市工厂、机关中来了。“四清”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整顿清理党的各种基层组织，基层领导干部要人人过关，“洗手洗澡”。运动的基本方式，是阶级斗争开道，先拿单位中管制的四类分子开刀，清查、批判并进行“说理斗争”。[63]因为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党的基层干部，因此，所有开始运动的单位部门，都由上级领导机关派驻有专门的由军人、工人、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本单位党政领导基本上处于靠边站，等候清理和重组。方立仁所在医院的运动，也是一样。运动期间一切由“四清”工作队说了算，实际上是“四清”工作队队长说了算。

方立仁在院里管制留用的四类分子中间，问题不算是最大、最严重的。因此，“四清”运动虽然不可避免地对他有斗争、有冲击，但那也只是运动开始时的事情。随着运动矛头转向院里各级领导干部和贪污分子，他也就基本解脱，照常工作了。1965年初夏进入到运动后期，人人开始总结检查时，他也被要求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检查材料，供全科“四清”小组研究和鉴定用。在这份检查中，他系统总结了自戴帽以来的改造心得及努力经过。

他上来就承认“我是人民的罪人、历史反革命分子”，然后历数了自己以往的“罪恶事实”，说自己的“罪恶”在全院“算是最大、最严重的，个人在党的宽大下，不镇压，就是党的恩惠，就是仁至义尽了”。因此，他对党感恩戴德，决心要把改造行动落实到生命的各个方面去。他接着讲了自己怎么读毛选，怎么学政治，怎么随时随地向党组织、保卫科和管教小组请示汇报，以保证不走弯路。同时他也介绍了自己如何努力在业务工作上落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改造目标，细数了几年来他最看重的几件工作成绩：

（1）自1958年以来，在西医大夫及本科同志的协助下，经领导同意，主要使用中医疗法，将两位病患从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危重情况下抢救过来，经两年多调治，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1960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配合下，参加了对近一百五十名苍耳子中毒的儿童的抢救工作，使用中药、针灸等办法，使全部儿童脱险，并恢复了健康。

（3）1961年，用针灸和中药相结合，治愈了某十六岁少年的聋哑病。

（4）经过两年时间，用中医的办法，成功抢救并治愈了一位肾炎已至严重腹水的女患者，使之恢复了健康。

（5）经过四年之久，摸索使用各种针灸疗法，基本治愈了一位男性患者的半身不遂和强直性痉挛。

（6）在对祖国医学经络学的长期研究及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整理出“经穴汇集”一册，拓展了以往的知识，提出了较新的针灸平衡刺激的治疗方法；整理出治疗各种病症的心得体会十二篇；研制出并已经用于临床的中成药多种。

但在检讨中，他也没有忘记检讨自己存在的问题。他特别检讨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自家的私利，“不是规规矩矩，不是安分守己，而是破坏国家的有计划的供应政策”，“偷偷摸摸的走后门”，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也严重违反了医生的操守。他交待的事实，主要是通过病人，可以买到好一点的肉，可以不排队，包括买过超出规定数量的萝卜，对领导干部往往特殊对待，提供便利。尽管不少时候是牺牲业余时间，甚至饿着肚子去出诊，但有时心里想的却是这样就能买到缝纫机，能割到好肉，等等。[64]

方立仁交上这份检查的时间是1965年6月16日，五天后，内科“四清”小组即召开大会，再度讨论评审方立仁的摘帽问题。因为书面检查已经分发给与会者，方只做了扼要的陈述和检查。与会者对他的批评仍很尖锐，不仅批评他“走后门”，认为他说一套，做一套，“尤其目前‘四清’运动中还走后门，这是与检查不符，表里不一”的表现。而且还批评他“老老实实工作是不够的”，说他“没有好好动脑子”，特别是对工人的态度就不如对领导干部：“如有个病人，有深部溃疡，用炙来治，我认为很不慎重，对工人的同情感不够。”因此，发言者中间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摘掉帽子”，有人表示“最好等一个时期再摘”。结果是门诊部支部负责人出面讲话，要求大家看主流，意见才大体上统一了。与会六十五人，六十四人同意摘掉帽子，只有一人表示不同意摘。[65]

内科“四清”小组综合各方反映和大会发言，做出了评审鉴定材料。内中写道：

历史反革命分子方立仁……几年来在改造期间，思想工作各方面经群众讨论，有以下几点：

（1）思想方面：能够接受改造，按时汇报，每月按时写出改造小结，在改造中比较老实，没有破坏活动及反动言论，没有参加任何不正当的组织派别，思想表现一般，经常能够接受管教组意见，并能克服（不足）。

（2）工作方面：表现积极主动，有立功赎罪的行动。工作上能想办法，及时总结治疗经验，并能写出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主动贡献单方秘方。如有一患者哑巴，多年不能说话，经方治疗后，能说简单言语，喊出“毛主席万岁”。方并能长期做到患者随叫随诊，在日常工作中能够遵守医疗制度，服从分配，完成工作任务。

（3）存在问题：在党困难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有走后门现象。在治疗中有时工人干部不能一视同仁。

全组65人，有64人同意摘掉帽子；有1人不同意摘掉帽子。[66]

门诊党支部的批复意见可想而知，同样是“同意摘掉帽子”。[67]“四清”工作队也很快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通过了为方立仁摘掉帽子的意见书。

意见书对方立仁几年来改造的表现也予以了充分肯定，强调他能够遵守执行改造制度，指出他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业余花很多时间为患者诊疗，治好了聋哑病人，使半身不遂者能下床能说话，此外还特别指出：“几年来经他治的重病人，达200余名，其中起死回生的4名。”还献出了自己的秘方，为相关杂志写了十几篇论文，并能够把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因此在群众中曾受到多次表扬”。[68]

据此，“参加评审会议人员，一致认为该从1959年受了处分以后六年多时间里表现转好，拟摘掉方立仁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经队委会讨论，同意群众评审意见，给其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69]

1965年7月8日，“四清”工作队与医院党委进一步联合拟定了为方立仁摘帽的意见报告。称：“该从公开戴帽后，虽有一度表现不好，但经过教育有改正的决心。几年来工作中表现较好，能遵守执行改造制度，做出了一定成绩，看病中有时虽存在重干部轻工人的思想意识，在困难时期有走后门的行为，但现还未发现有破坏活动和不服从改造的表现。‘四清’运动中根据政策，该属评审对象，现根据党的政策精神及评审中群众的意见，结合该的思想工作表现，经研究，拟摘掉反革命的帽子。”[70]

但是，这份意见报告对方立仁历史罪恶及其本人改造态度的说明，明显对方不利。文称：

该参加过三青团，任过三青团分队长（自称区队长）；参加过国民党，任过Q县党部党团股长，兼区党部书记，参加组织过国民党监察网，收集过我当地民兵及军政情报，向伪省党部报告过；一九四六年出席过Q县肃伪会议，参与决定处死我农会主席××等人，密报过我小学教师；一九四八年又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运动中被定为历史特务分子，但因能主动交待问题，态度老实，免于处分。但是，由于这个反革命的本质未变，在宽大处理后，又继续进行活动，因此在一九五九年公开给其戴上帽子，监督改造。……一九五九年交群众监督改造后，该不低头，不认罪，并在职工中公开说：戴上帽子关系不大，这是领导和我过不去，在群众中煽动，说工作太累，不如回农村种地等。为了制服敌人，一九六〇年对该用各种不同的大小会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群众性的说理斗争，先后经过三次，才使这个又有身份又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低了头，认了罪，并表示决心说：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实实，服从监督改造。从此后逐渐由坏变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各个运动中表现较好，工作中较认真负责，并有一定成绩。[71]

比较1959年7月门诊部党支部对方当时态度的鉴定表，1962年3月13日医院保卫科申请为方立仁摘帽的意见申请，和前述同一天中共“四清”工作队委员会关于给方立仁摘帽的评审意见，对方1959年被加重处罚，戴上帽子后的表现，都是予以肯定的，从没有出现过1959年方被交群众监督改造后，仍不低头、不认罪，有所谓不怕戴帽子、在这里还不如回农村种地这类挑衅语言的记述。可以想见，将方立仁定性为中统特务分子，认定其参与过处决中共农会主席等人，组织过情报网，收集过中共军政情报，已经罪恶深重了。再把方的处理分成三次叙述，说先被宽大，因“反革命的本质未变”，“继续进行活动”，才被戴上帽子，监督改造；如此方仍不低头、不认罪，煽动群众并向政府挑衅，直到1960年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才认罪服软，任何审读者大概都不会对方产生好印象。

负责领导医院“四清”的社教工作团阅后批示称：

经工作团党委讨论，方立仁历史罪恶严重，在改造期间虽工作表现不坏，但其政治态度不明，还应继续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监督改造，从其思想上进一步考察。[72]

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文革”起来后各地方、各单位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批斗、驱赶所谓“黑五类”。方立仁等在院的戴帽管制分子，自7月以后都相继被赶去农村。9月上旬，他也被强行送回到老家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并实行劳动改造去了。包括八十多岁残疾的老母亲在内，连同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只能靠妻子六十元工资在城里维持生活。

申诉之路

自从被赶回农村老家后，一两年时间方立仁不敢轻举妄动。大队虽然有保健站，但保健站大夫的岗位却不是给他这种戴帽反革命分子安排的。不仅如此，由于大队保健站大夫医疗水平较低，向他求助的社员干部越来越多，这反而引起了保健站大夫和一些大队干部的不满，常常找碴儿整治他。一向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方立仁，到农村后不仅天天出工劳动，还被罚和其他五类分子一道，扫街、起粪、挖土方。

“文革”最初的风头在农村吹过之后，他就开始一遍一遍地写信给医院党委提出申诉，要求改变对他的政治处分。在他看来，自己目前的处境，都是头上戴的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造成的，不摘掉这顶帽子就根本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他反反复复地思考自己从免予处分到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的过程，总觉得过程中有问题。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党委书记当面对自己讲过，组织上的政治结论和处理意见会给他看并签名盖章、大会宣布的。而他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过组织结论，更不用说签名盖章了。[73]

由于“文革”期间各单位造反、夺权、再造反，医院本身领导机关始终稳定不下来，方立仁的申诉信一直没人理睬。直到1973年8月29日，我们终于看到医院方面有了回应。但这份由院党委盖章的复查报告明确宣称：“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布告精神，经院党委研究决定，不予返厂复工，继续留在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74]

这里提到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布告，指的是《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内中宣布：凡“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包括摘了帽子的五类分子，都不得回京；已回京的，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75]方立仁这时不仅仍戴着帽子，处于被管制状态下，而且他从他所在大队所能得到的政治评鉴，无疑也只会是“表现不好的”一类。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方立仁无论如何申诉，要想回城，都是做不到的。

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后，方立仁又接二连三地开始给单位写信申诉。特别是得知各地普遍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并给五类分子摘帽后，他也把申诉信分别寄给了S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日报社等可能有助于引起上面领导重视的重要部门。他写道：“我虽然有较为严重的历史问题，但在肃反运动中已做了交待，组织上也有结论，既无隐瞒，也无遗漏，积极工作，认真改造，从未犯过任何新的错误。”“为把自己的全部医疗技术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把祖国医学传播给广大医务工作者”，同时也为照顾我全家都在N市，“请按党的政策，（将我）迁回N市，重新安排工作”。[76]

到1978年，方立仁被遣送回乡已经十二个年头了，这时他已经变成六十六岁的老人，并且患上了心脏病。最为不幸的是留在N市的一家人：老母亲“文革”后期去世了；妻子患有慢性肝炎及贫血症；儿子1974年因公致残，高位截瘫，这时刚刚送去上海诊治；女儿虽然当了工人，但因三班倒，工厂离家甚远，每天只能住在厂里。一家四口人，非病即残，而且天各一方，不免困难重重。

为了帮助方立仁的儿子尽可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厂方应家属要求，除将方子送去上海诊治外，还开证明同意让方立仁请假去上海陪护，希望方能用针灸的办法帮助治疗。与此同时，在得到方立仁新的申诉，同时也得知了方家的情况后，1978年5月24日，医院党委再度研究了方立仁的情况，做出了如下决定：

方立仁属于戴帽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共S省委×发（××）××号文件第五条第十款规定，“对于定为敌性，但其中个别确有技术专长，而又表现较好者，经批准准其回原单位安排适当工作”；“老、弱、病、残，原籍无依无靠，不能单独生活，在城市确有亲属抚养”的精神，一九七八年五月廿四日院党委讨论，方立仁家在本市，本人系中医师，我们意见，让方立仁回单位安排中医工作。[77]

据此，医院即派人前往Q县公安部门索取相关材料，以便综合整理报告报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但是，方立仁所在大队党支部及革委会给出的“证明材料”却非常不利。内称：

兹证明我大队方立仁，现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从1966年回到大队后即不服从改造，违犯大队治保制度，私自给社员看病。大队发现后进行游斗，1971、1974年两度评审摘帽工作，都没有给方立仁摘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前几年他儿子在工厂工伤，在大队政保会只请假十几天，结果一年多才回到大队，没有履行请假手续，在守法上和劳动上表现一般。特此证明。[78]

在当时条件下，由于对方立仁政治身份的认定还是“历史反革命”，只是承认他“是属于摘戴帽子不清的，应按不戴帽子对待”，故还是要得到负责方立仁管制问题的大队党政一方说得过去的证明材料，才便于为方办理后续的相关手续。得不到“表现较好”的鉴定意见，方立仁回城的大门虽然打开，回城的步子却明显受阻了。

面对这种情况，方家人自然心急如焚。方立仁这时还在上海陪诊，方的妻子只好叫女儿代父亲向有关各方申诉。方女很快写信给各相关部门，说明了其父在大队业余诊病受到本队、邻村，甚至公社，甚至外县干部社员欢迎的情况，以及与大队干部之间关系复杂的原因，“恳切地请求省市领导给予解决我父的问题”。[79]

9月下旬，方立仁得讯赶回到大队，也马上写信给医院党委，重申自己的态度和请求。信中特别介绍了家人及其生活方面的艰难情况，恳切说明：以目前情况，家人困难重重，“我在农村既不能帮助体弱多病的爱人的困难，也不能解决已成残废的儿子的任何痛苦，也无法分担女儿对其母、对哥哥、对父亲的忧虑。为此请求领导把我调回来，一面努力工作，把自己四十多年的医疗技术献给四化；一面和爱人两人好照顾孩子，为孩子创造条件，使孩子能够活下去，也使爱人、女儿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可以分担领导、单位和同志们对我儿子的负担”。[80]

11月10日，院党委在研究了方立仁所在大队的证明材料后，最后还是决定要将复查报告上报求批。因此，他们再度派人将同意方立仁复户复工的书面报告送给方本人过目。方毫不犹豫地签字同意。11月29日，卫生局党委及中共N市市委工交政治部也作出了正式的批复：“方立仁复工复户，恢复原工资级别。”[81]这样，方立仁所在大队的阻力基本上被克服了。

实际上，过了仅仅一个多月，中共中央的政策也开始全面改变了。1979年初，中共中央和公安部接连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82]这一年10月20日，公安部又发出进一步指示，督促各地落实四类分子摘帽工作。方立仁也终于接获了一纸“摘掉四类分子帽子通知书”。

1979年春，方立仁终于重又迁回了N市。一年后，他重新恢复了职工医院的医生身份。这个时候的方立仁已经将近六十九岁了，能够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家里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83]

但是，自三十岁以来，他提心吊胆了三十年，如今至少不必再害怕什么了。

[1] 　《N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颁布〈N市蒋阎匪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的布告》，1949年，N市档案馆编：《解放N市》，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2] 　《N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蒋阎军特务分子须履行登记手续的布告》，1949年5月19日，《解放N市》，第237页；并见谷峰：《N市解放初期警备治安工作追记》，《××文史资料》1996年第4期（总106期）。

[3] 　《N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蒋阎军特务分子须履行登记手续的布告》，1949年5月19日，《解放N市》，第250页。

[4] 　《N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反动党团会人员履行登记实施办法〉的布告》，1949年12月10日，《解放N市》，第248——249页。

[5] 　据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介绍，建国初仅自首登记教育释放的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就有近一百万，另外还有五百万左右的反动党团分子，近百万的反动军官等。见罗瑞卿：《进一步加强人民公安工作为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而斗争——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1954年5月1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2/2/286/30。

[6] 　《反动党团会人员悔过书》，1949年12月29日，N市职工医院保卫科制：《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5页。注：这里的文字无标点且有错字，惟为呈现原貌，故未改动。以下凡直接引文及表格有此情况者，均系照录原文。同时凡原文中有人名或省市县名者，均以符号代之，特此说明，不另注。

[7] 　《反动党团会人员悔过登记表》，1949年12月28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3页。

[8] 　《公安第一分局第三派出所管内反动党团会负责人登记表》，1950年1月11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4页。

[9] 　《特种户口调查表（党会性质130号）》，1951年1月，《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1页。

[10] 　方立仁：《放包袱、揭盖子材料——天主教训练班》，1966年3月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2页。

[11] 　方立仁：《我的检查》，1965年6月1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7页。

[12] 　同上引注。

[13] 　方立仁：《放包袱、揭盖子材料——天主教训练班》，1966年3月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3页。

[14] 　《N市市公安局第一分局特种人口迁移通报书》，1951年12月14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0页。

[15] 　《N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致职工医院公函》，1954年1月8日；《N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线索材料介绍书》，1954年1月9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49、252页。

[16] 　《N职工医院公函》，1954年1月23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48页。

[17] 　方立仁：《我的检查》，1965年6月1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8页。

[18] 　《审干自传》，1951年6月；《干部登记表》，1953年10月，《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58——263页。

[19] 　《方立仁总结材料》，1953年11月，《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65——266页。

[20] 　保卫科：《对备查对象方立仁的材料整理》，1955年5月26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41——247页。

[21] 　《专案登记表》，1955年12月5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12——113页。

[22] 　《中共N市职工医院党委五人小组关于方立仁立案材料报告》，1956年8月8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495——499页。

[23] 　《中共卫生局委员会五人小组关于对方立仁成立肃反专案的请示报告》，1956年11月28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01——105页。

[24] 　《×××汇报在春节放假期间关于了解方立仁之情况》，1957年，《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320——322页。

[25] 　《中共卫生局委员会五人小组关于对方立仁成立肃反专案的请示报告》，1956年11月28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01——105页。

[26] 　《五人小组对方立仁中统潜伏特务嫌疑案进行专案斗争的小结报告》，1957年2月6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72——84页。

[27] 　《中共N市职工医院委员会五人小组专案指导组对反革命分子方立仁肃反专案审查结案请示报告》，1957年6月20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500——505页。

[28] 　方立仁：《我的检查》，1965年6月1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6页。

[29] 　《中共N市职工医院委员会五人小组专案指导组对反革命分子方立仁肃反专案审查结案请示报告》，1957年6月20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500——505页。

[30] 　《五人小组肃反问题审查处理结论》，1957年7月22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30、566——567页。

[31] 　《市委专案组同意方立仁专案结案的批复》，1957年7月4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41页。

[32] 　《中共N市市委五人小组肃反问题审查处理结论》，1957年9月25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40页。

[33] 　《方立仁致中共××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信》，1978年4月10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79页。

[34] 　《方立仁肃反问题审查处理结论》，1957年10月19日；《方立仁肃反问题审查结案材料》，1957年12月19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9、21——26页。

[35] 　《中共N市市委五人小组致中共职工医院五人小组函》，1958年3月25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511页。

[36] 　还在1956年，就接连有三四位中医科同事向院里反映，甚至状告方立仁一贯走上层路线，与他们为难，致使他们在科里难以正常工作。他们认为方别有用心，怀疑方“有反革命活动的行为”。转见《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313——319、548——549页。

[37] 　《中共职工医院五人小组关于方立仁肃反以后表现反动重新审查结案材料》，1958年10月5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3页。

[38] 　同上引注，第9页。

[39] 　《中共卫生局五人小组关于方立仁肃反问题审查结案材料》，1958年10月19日；《中共卫生局五人小组关于方立仁肃反问题审查处理结论》，1958年10月19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4、25页。

[40] 　《中共N市职工医院党委关于方立仁同志申诉的处理报告》，1979年12月24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534——535页。

[41]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72、82页。

[42] 　《N市卫生局为给历史反革命分子方立仁降级处分决定的通知》，1959年6月9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546——547页。

[43] 　“三包一保”制，是单位管制五类分子的一种制度。“三包”指的是单位党组织、保卫科（处）和群众管教小组要制定办法，把管制对象的改造任务“包”下来；“一保”是被管制的当事人要做出保证，达成改造目标。包夹监督，是指用这种组织制度的办法，通过专门的小组，随时监督管教被管制者。

[44] 　《自我改造规划》，1960年10月22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39——140页。

[45] 　《1960年度思想改造总结》，1961年2月27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26——143页。

[46] 　《五类分子评审鉴定表》，1959年7月，《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228——229页。

[47] 　《中医科对方立仁1959年改造总结》，1959年12月，《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300——301页。

[48] 　《五类分子评审鉴定表》，1959年12月22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86页。

[49] 　《五类分子季评审鉴定表》，1960年3月28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91页。

[50] 　《方立仁近来思想工作各方面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29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95——96页。

[51] 　该规定要求对各单位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少数判刑劳改；一部分判处管制或开除，由国家收容劳动教养；其余尽可能安置到农村去劳动生产，监督改造”。见《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各省市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处理内部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若干政策规定两个文件》，1957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J163/4/167/17——19。

[52] 　《职工医院党委呈报卫生局党委函》，1960年11月18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92页。

[53] 　《对反坏分子评审处理批核表》，1961年1月4日填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35——236页。

[54] 　方立仁：《放包袱、揭盖子材料——天主教训练班》，1966年3月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6——7页。

[55] 　指取消“右派分子”的身份认定，政治上按一般人民对待，恢复因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取消的相关待遇和权利。

[56] 　《门诊支部关于对取消历史反革命分子方立仁的监督改造处分的意见》，1962年2月3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305——307页。

[57] 　《医院保卫科为方立仁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意见报告》，1962年3月13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35页。

[58] 　卫生局批复时间是1962年3月27日，同上引注。

[59]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这样的看法，目前所见最早一次是在196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的很多。这一情况，请各省查一下，究竟摘了多少，摘多了很危险。摘的不适当的要重新给他戴上。今后摘帽子要慎重，不要轻易摘。”《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60]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思想万岁》（5），第34——35页。

[61] 　《评审处理批审表》，1963年1月；《医院保卫科为给方立仁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意见报告》，1963年3月13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78、254——255页。

[62] 　《公安局第二处致职工医院保卫处函》，1963年12月30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56页。

[63]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年9月10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4册，第486——500页。

[64] 　方立仁：《我的检查》，1965年6月15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5——73页。

[65] 　《对反革命分子方立仁评审大会原始记录》，1965年6月21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269——274页。

[66] 　《内科四清小组对方立仁的评审材料》，1965年6月22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3——44页。

[67] 　同上引注，第44页。

[68] 　《中共职工医院工作队委员会关于给方立仁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评审意见》，1965年7月8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55——57页。

[69] 　同上引注，第57——58页。

[70] 　《中共职工医院工作队委员会、党委员会对反革命分子方立仁摘帽的意见报告》，1965年7月8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50页。

[71] 　《中共职工医院工作队委员会、党委员会对反革命公子方立仁摘帽的意见报告》，1965年7月8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49页。

[72] 　《城市社教运动案件处理批示表》，1965年10月6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41页。

[73] 　《方立仁致市卫生局信访办公室申诉函》，1974年10月13日，《方立仁档案》第1 册，第151——152页。

[74] 　《关于被遣送人员方立仁问题的复查报告》，1973年9月29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39页。

[75]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遗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1967年3月18日，转见《记忆》第93期。

[76] 　《方立仁致中共S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信》，1978年5月14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73——174页。

[77] 　《N市职工医院党委关于被遣送人员方立仁问题的复查报告》，1978年5月24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32——34页。

[78] 　《西关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证明材料》，1978年6月23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524页。

[79] 　《方灿然给N市市委信访办公室的申诉信》，1978年7月9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58——162页。

[80] 　《方立仁致医院党委信》，1978年9月22日，《方立仁档案》第1册，第167——168页。

[81] 　《中共N市市委工交政治部对方立仁问题的处理批复》，1978年11月28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95、166页。

[82] 　《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1979年1月1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页；《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的通知》，1979年1月23日，《四类分子摘帽问题材料汇编》，H省革委会公安局编印，1979年2月1日，第4——6页；《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公安部长赵苍璧答人民日报记者问》；《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社论），《人民日报》1979年1月30日。

[83] 　方立仁1980年5月恢复工作后工资级别仍为1959年6月受降级处分后的49.50元，虽多次申诉都被否决，更未能补发遣返期间的工资。经过方持续不断的申诉，卫生局党委虽同意方立仁恢复原工资级别77.50元，但仍不同意补发工资。直到1984年，医院和卫生局才批准在扣除其农村劳动所得外，补发了方立仁遣返期间的工资六千余元。见《关于方立仁补发工资问题的报告》，1983年10月24日；《中共卫生局党委关于方立仁问题的复查报告》，1985年5月9日，《方立仁档案》第2册，第173——174、195——196页。

四、“反动”的代价

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发生与发现

穆国轩这一生过得再悲催不过了。他1933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不料他刚懂事，日本人就打进来，全家人不能不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为了保住家里的土地，1941年一家人又被迫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家乡，生活条件已一落千丈。战争结束时他已十二岁，但家里供他上高小都供不起了。他因此寄宿到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家里，靠哥哥出钱支持，勉强读完中学，内战又打起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又可以考大学了，整个中国已经换了颜色，以他的情况，已经没有条件去考大学了。为谋生，他曾考入过××干校，因对学校分配的工作不满意，又去投考了省城的卫生学校。一心想留在省城的他，从卫校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一个地处偏僻的县城的疗养院工作。为了能回省城，他和两个同样想要回省城的同学给省、市、院相关部门不知写了多少信，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疗养院领导公开点名批评，并且被弄到全院大会上去做检查。1955年“肃反”学习，又因为被揭发有“反动言论”和“反动小集团”活动受到审查。学习、审查过程中，穆国轩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思想”，特别是把自己不满新政权的日记交给了组织，以示坦白。想不到他的问题反而因日记而骤然升级。他日记中最“反动”的几篇被挑出来印成资料，供全院群众进行批判，他本人也被隔离起来进一步追查有无反革命现行，单位并派人到乡下去查抄了他父母的家。最后组织上认定，他不光有“反动日记”，还有“反动标语”问题和“反动匿名信”。于是，1956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次年3月经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处罚两年，被疗养院宣布除名。劳教两年期满后，他曾一度重回原系统，被分配至某县医院放射科工作。然而他又因工作中和同事发生争执，1960年3月被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虽然，在农村劳动管制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断申诉，最终于1985年得以部分平反，单位也同意其复户、复工，但他的大半生也荒废掉了。

穆国轩的经历颇为特殊，但在当年有过类似经历者也不在少数，只是遭罪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这里之所以要把穆的经历写出来，主要是因为他的情况既有代表性，也有特殊性。穆有此不幸，既受到新旧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环境、身份、观念种种突变的影响，也和当年大搞阶级斗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但可以看出的是，穆国轩倔强的个性，也是屡屡惹祸上身的原因之一。在那样的时代，那样一种制度条件下，过强的个性常常得不到好的结果。

由于目前所能见到的穆国轩的个人档案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回来的，缺失较多，因此以下所做归纳、介绍只能迁就现有资料状况，尽量让材料说话。另外，由于本文无法对穆国轩一生遭遇的每段经历及其具体过程做出较为准确完整的描述和说明，其经历的个别时段会有空白。在此还请读者鉴谅。

思想由来

穆国轩自1953年初踏上工作岗位之日起，即属干部身份。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凡有干部身份者，上来就要填写干部履历表，并交待个人历史。综合阅读、比较、考察和分析一个干部历年来对自己历史的交待说明情况，往往能够较深入地了解到当事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变化情况。可惜，在现有的穆国轩档案中，我们所能看到保留得最完整的两份“历史自传”材料，已经是他在“肃反”运动期间写的了。其中一份是在他交出日记，尚未被隔离审查讯问之前；一份是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日记，问题性质发生改变，已被作为单位里重点“肃反”对象之后。

前一份材料对历史的介绍交待很简单，只着重讲了家庭经济概况和家庭教育对自己人生观的影响。包括思想影响，也只讲了两点：一是父亲帮助他树立了要做科学家的人生观，二是家里自幼就阻止他和工农子弟玩耍，使他待人接物“只愿意接近有礼貌的人、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近说话粗暴、态度蛮横的工农分子”。在政治方面，只讲到上中学时参加过“同志会”，接受过“三自传训”，“影响了自己对共产党恐怖的心理，所以解放以后直至今天对党仍然怀疑和不满”。[1]

之后的历史自传对1949年前家庭和他自己的历史讲得最具体，但因为身处在隔离审查的情况下，其所说所写难免会带有某种言不由衷的，甚至是被讯问人员引导着上纲上线的味道。但是，一方面是该材料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因为该材料的叙述方法，还是透露出不少今人很值得了解的历史情况，因此，下面仍摘录部分内容以供读者较直观地了解穆国轩的家庭背景及其生长学习的经历：

我从五岁开始记事，但四岁时即对家庭概况有所概念。1936年我父亲在伪绥靖公署当少将参议，当时并不工作，仅有这样一个地位，每月赴省城领薪一次（每月薪金1000多银元），每月或数月到绥署参加一些会议，平日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生活。当时家中有普通房院五座，地若干亩（不知），每季有很多的地租收入，家庭生活一面依靠父亲的薪金，一面依靠地租，故经济上很富裕。主食小麦及大米，衣服是绸缎和呢绒、皮毛等。家中雇佣人员有炊事员三人，婢女一人，老护兵一人。当时我的生活是娇生惯养，吃穿自如，一切均无限制。母亲对婢女很压迫，经常打骂，我当时虽小，但亦沾此种恶习，对婢女亦有打骂，自幼养成了统治人的思想，这是我家反动落后的一面。其次是母亲亦爱照顾贫人。因为当时家中有很多棉军装，每当冬日遇有乞丐或无衣着者，母亲即会给予棉军装一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这一面对我的影响不大。

当时家庭的社会关系很多，一部分是父亲旧日的同事，多为旧军官（着军服，配带武器），但因年幼，厌恶生人，故对我无影响。……我家在当时均有孙中山、林森、蒋介石、阎锡山等之亲身照片，我即看见父亲对人介绍说：“这是中国的领袖”。此后即有初步概念。……1937年秋季抗战爆发，父亲阅报当中曾谈到苏俄对中国有武器援助，并受日本外交部之抗议。因当时受日寇飞机之每日轰炸骚扰，故于中秋节前经租种土地之农户协助，赴××躲飞机，每隔几日父亲下乡照料一次生活。中秋节后因日寇逐渐迫近，全家乘火车到××逃难……1940年始返回……最初暂居于商店的院内，后因院子被日寇小学教员占用，而另辟旁院为宿。当时八岁，思想上仅仅知道生活贫困的悲痛与苦恼，别无其他。

当时的经济是依靠地租、房租为生，父亲仍无事在家，每日无处可走，夏季种菜自食。从1939年开始，母亲即咳嗽有肺病。至返乡后于1941年冬病故。当时家庭很混乱，家庭无妇人，随即雇一妇人照料家庭，后给我上学做饭（1941年春我已开始住学）。就此不久，于1942年春，日寇宪兵队突于某日借查户口名义来到我家。到有宪兵队长一人，宪兵两人、伪巡官两人、翻译一人、警察若干人。日本宪兵队长以讯问的口气问了我父亲一顿关于从前父亲在支那方面做事的情形，随即说明他们的来意并非其他，而主要系要求我父亲现在帮助日伪当局做事。但我父亲一面说明他未与日军作过战，一面强调年老，故终于未接受其工作。

自1941年春季（我九岁时）即开始上学住日伪时代第一新民小学校。……当时学校属日本领导，除有校长外，每两个小学尚设日本顾问一人，并于二年级开始增上日语课。我当时日语课学的很好，受到口语教员的好评。但我回家后叙述这些情况时，受到父亲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奴化教育，应付过去就行，勿需钻研，主要学好国文、数学就好。在该校学习二年即合校而调往第二新民学校学习。在日伪时代的学校读书期间曾参加过有关日本的某些纪念日的庆祝大会及每年祭孔、祭武各一次，这些都对我没有影响。因为这些事情均经父亲解释说：“现在中国暂时退却，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汪精卫的政府是卖国政府，政治是奴化性质的，我们真正的政府在四川，将来一定会回来。”同时，在幼年求学期间，我爱于闲暇时看日军出操，回去向父亲说时，他说：“我国的军队——中央军，要比他们强得多。”自此树立了我的国家观念，认为国民政府、蒋介石是中国的首脑，他们将来回来一定会好的，也一定不会再过日本统治的奴隶式的生活，奴化教育也将随之而废除。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尽量不参加学校去外面开会。

1942年1月父亲娶了一位继母……此时父亲的一旧朋友……经常来我家闲坐谈论时局及国事问题。当时我父亲和他常谈些抗战的事情。如南口战役（汤恩伯抗日）、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当时的洛阳会战，也曾提到过平型关战役及聂荣臻守阜平等。谈论当中屡屡提到日军的损失及中国方面的胜利，并谈到蒋介石的军事技能是如何的高明，日军是如何想灭亡中国而屡遭中央军坚决抗战的打击。这些事情的谈论，对我影响很深，认为中国并不会灭亡，而日本终将必败，并对蒋介石树立了初步的信仰。

……1946年高小毕业，因家境困难，父亲无力供我求学，故我兄……帮助我到省城升中学，考入××中学读书。……在此期间我哥经常考察我的成绩，并希望我将来能做工程师。因为蒋介石在胜利后号召青年做小学老师、飞行员、工程师，所以父亲也同意这种人生观，我也同意向这方面努力。在一起生活直至省城解放，在此期间一面谈论他在××抗日之情况，一面谈论当时的时事，恐怕将来共产党胜利。当时一面希望中央继续大批的军队援助省城，一面希望当时谣言之陈纳德飞虎队与十万日军之来，但结果均趋于幻想。……

××中学系一联立性质的学校（即附近十县联立），所上之课程均已交待，但未说明教员之政治态度。国文教员×××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在讲课中联系到蒋介石的文章时，他曾讲过蒋介石的个人品德（即教育子女、孝顺父母等方面），故经此更对蒋有高度的崇拜。公民教员×××……除讲社会经济问题时对共产主义之诬蔑外（前已交待），并在讲到旧宪法时（即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曾说共产党没有法律，也不讲道德，穷人与富人打官司，不论如何总是富人不对。他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分这些穷富的，并说儿子打父亲在匪区土改时是常事。经此也使我更加仇视共产党。政训主任××讲哲学时说：“共产党把人也看成是物质——死的东西，并不承认人在社会上的智慧高低，一律看待，因此社会落后，人们均好逸恶劳。”其他的政治课业已交待，这种思想对我灌输得最深，对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仇视也最严重。解放以后我认为党重用工农干部就是当时和伪政训主任所讲的事实一样，因此更加反对。

……1947年9月政训处在学校发展同志会……宣誓是在填表后的两周的某日下午……组织原则尚记得，就是“民主集体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1948年春天开始搞三自传训，即所谓自清、自卫、自治三自传。当时停课三周，将所有学生按照会员及非会员的一定比例数字编为5——10人一小组，每个人均从七岁记事起开始检查自己的履历。当时有三位同学因家在交错区曾与我军接触，故小组没通过，提到大会斗争。……因为我是会员，也曾积极发言质问。斗争完毕晚上站岗看守，后来传训结束后政训处将该三人均关自清大队学习一个月后回校。……

解放后由于……不能继续供给我求学，因而失学。不得不考××干校第一部。……该校只学政治，曾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均为毛泽东著）、《论党》（刘少奇著）、《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评美国的白皮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息时间非常紧张（比一般文化学校），并学了好多歌子，如《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歌颂毛泽东》、《走！跟着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但无论如何的学习，因为自己始终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故越学越仇恨。除对唯物论的哲学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书在理论上稍有承受外（但对中国共产党却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而混世的人），其余政治上的问题，如中国的抗日问题、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问题、美国侵华问题、苏联援助问题，以及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问题，始终没有接受一点新的理论，始终认为旧中国时代所说的一切是真理，而新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一切是强权。……

1950年2月在该校毕业，省委统一分配工作……因为所分配之工作性质既不如愿，地点又很苦。同时再加上有思想未改造（变天思想），恐至远方将来政变后不能给国民党工作，故未接受而返乡。……

直至1950年夏季医专招生，父亲认为这是追求专业的好机会，应迅速报考。结果考准，被录取入学。因为在医专既是公费，又学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因而无不满现实之举。不过对政治的不同看法却未放掉，对一些读报及政治学习根本不过心，且从未做过笔记。考试时临时抓一把，考及格为度。并认为共产党不论在何时何地总是要强迫人学政治的，对一些业务课则非常用心，因为感到科学技术是自己的，并无任何坏处。政治学好了，将来变天以后是麻烦。故在接近人的目的上也以能互相钻研业务为目的，只接近些不爱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终日默读不问其他的人。接近的同学根本不谈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只知道我重业务轻政治，而不知我有极端反动的思想。[2]

作为重点“肃反”对象，穆国轩在这里所说所写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肃反”专案小组的提示，甚至是要求来写的。深挖个人历史，为的是要找被审查者“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以上摘录部分材料，即不难看出专案组想要穆国轩在自己个人的历史中寻找什么，中心问题是要求穆国轩深入解剖自己的“反动思想”，即拥护蒋介石国民党、仇恨共产党新社会的思想是怎么来的。注意上述文字中画线部分的文字，应该不难看出穆国轩这时是如何靠上纲上线、四处联系，来帮助专案组寻找自己“反动思想言论”的历史根源的。

年少轻狂

1955年的穆国轩不过二十二岁，如何会成了单位里“肃反”的重点对象了呢？首先是因为穆国轩的年少轻狂，说话做事容易意气用事，口无遮拦，表现得很刺头。如1953年3月刚一分配到疗养院，他就不安心工作。“主要原因是感到工休关系不平等，条件低，学不到更深的业务理论。而行政人员多、会议多，又妨碍了自学的时间，所以对党委不满。在一系列场合提了一些意见，并写了一些信。”[3]由于疗养院党委并没有吸取他的意见，加之他本来就不愿离开省城到这种小地方来，因而很快就开始设法调回省城去。

由于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一直以来疗养院的需要很旺盛。伤病员数量庞大，从战场上下来，包括伤病治疗后需要休养兼治疗的人员众多，疗养院承担的任务一度相当重。但这个时候地方疗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简陋，专业医务人员的人数甚至不如政治行政人员多，科班出身，又有医生资格的治疗人员尤其缺乏，要也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疗养院好不容易才从省里争取到一批卫校毕业生的名额，自然也就顾不上分来的这些年轻人的资格和水平如何，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把他们作为一线治疗人员，分配到一个个病区里去了。

一方面，穆国轩到院时还不满二十，只有中专学习经历，从未接触过病人，更谈不上临床开药治疗，初来乍到就独自管病区和病人，各种错误接连不断，心理压力大是自然的；另一方面，穆国轩从小娇生惯养，观念上也看不起大老粗，疗养院的休养员恰恰都是从战场上下来，伤病严重、脾气较大的军人，这就更让穆紧张，自称每天看见穿军装的休养员就“头晕”。[4]恰好，一同分配来的同学中一位和他想法一致，尤其害怕医疗出错担责，不想在疗养院待；一位因为结了婚，老婆在省城，急于回省城。三个人声气相投，便开始不顾一切地或单独、或联名给上级单位写信要求调动工作。

对于他们的要求，院方最初态度很明确，即同情他们的苦衷，但也请他们理解院里的困难，答应只要省里能找到适当的治疗人员来，一个换一个，可以让他们走。当然，院方很清楚这是没有可能性的。但穆国轩等也别无他法，只好集中力量给上级单位写信，其中属穆国轩的信写得最多，几乎一两天就一封，而且言语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如5月6日写给省某副主席的信还较温和，说：“卫生厅给我们分配工作时，没有经过谈话及了解，竟然用点名的方式，把我们分配到疗养院。自己出身于学生，根本没担任过任何工作，来此一月光景，给卫生厅、疗养院总院等写信廿余封，请求调动，但由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在无可奈何之状态下，现在将要被休养员逼得要死的关头，我才想出一条路，即直接给省的领导写信，希望得到一个适当的解决。”[5]

6月6日给卫生厅厅长等人的信就有些沉不住气了，称：疗养院“×副书记的说法，完全是本位主义之观点，鼠目寸光的狭隘眼光，只看到小疗养院重要，而看不到其它重要……特请厅长慎重考虑，不然损害了我们，又等于白白的培养了几年的中级医士，国家的损失和个人损失是不可计算的”。[6]

7月9日给卫生厅厅长等人的信则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声称：“现在不论病员，甚至院的领导也专门和我们作对。……如果领导上认为我们不是人的话，我本人决不勉强的吃人民的小米。请速解决，否则我要退职。”[7]

穆国轩等人不断向省里有关单位写信要求调离，甚至威胁要向中央控告[8]，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级部门的纷扰，也影响到疗养院本身的工作。为彻底解决问题，1953年底，疗养院不得不展开了一场思想整顿运动，矛头直指穆国轩等人。党委大会讲，科室小会帮，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声势搞得很大，中心就是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整体利益，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膨胀。穆国轩随后还特别被院党委点名，要他上大会做检查。迫于这样一种压力，同时也怕受处分，穆违心地做了检查，不敢再到处写信要求调动了。但他的怨气并没消，在同事中常常忍不住讲些怪话闲话，隐含着批评当下社会，称赞蒋介石和旧中国，而且公开用公家的收音机收听过台湾广播。[9]

1954年春节以后，由于不能调离疗养院，穆国轩把不满藏在心里，公开场合开始把业余时间更多地用在了业务学习上。穆国轩父亲抗战后一直希望儿子能够考上工科大学，做工程师。穆虽想要学工，但更想进黄埔，将来为国效力。他父亲为此专门给他讲过自己一生的体会，称“痛恨自己没学下科学技术，而做了一些旧的军政事业”，说一生只有掌握一门技术对国家、对自己才真是最有用的。[10]在此之后，穆国轩才对进大学学理工有了很明确的选择方向，也因此对内战爆发，导致自己不能上大学，而倍感烦恼。在他看来，“新社会也是谁有能力谁能在好地方工作”，自己所以会沦落到疗养院这种毫无前途的地方来，都是因为没能上大学，“升了大学，决不会有此下场”。[11]由于还想有朝一日能升学，他这才拉上几个年轻同事，组织了一个业务学习小组，利用疗养院的休养员人数减少、业余时间较多的条件，集体钻研交流医疗技术及医学方面的问题。[12]

1955年7月，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共中央开始发起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疗养院很快也开始进行了“肃反”动员，成立了“清反办公室”，组织了专门的“肃反”队伍，并设立了检举箱，发动全院职工揭发检举一切反革命线索。穆国轩的一些言论、活动，不可避免地成了群众公开批评，甚至是检举揭发的内容。揭发检举出来的他讲过的种种怪话闲话，也很快被上纲到“极其反动”；连他们组织的业务学习小组，也被人怀疑是像落后“小集团”的活动了。[13]

不过，据疗养院整理群众检举揭发的材料显示，清反办公室直到8月21日掌握的穆国轩的问题，还主要限于如下几方面：

一是工作态度极差，具体指：（1）“刚从卫校分配我院工作就闹”；（2）与不愿在疗养院工作的另两人“纠合在一起闹情绪，要调动工作，不满领导”；（3）“对休养员是敌对态度，休养员对他提意见，他不分对与不对拒绝接受，并说：‘你们不要找我，找领导去。’”

二是“思想极其反动”，具体指：（1）“刚来我院就仇视政治人员多，认为没用”。（2）“认为医院领导不重视业务，只重视政治”，因而产生了对抗情绪。（3）“一贯蔑视工农干部，不愿接近，依照他的话说：‘我认为工农干部粗鲁，我愿和一些作风文雅的人接近。’”（4）“有一日，×××看了报纸说：‘周总理多么伟大，能见见他多好。’他说：‘无聊！’”（5）“对劳动不满，说：‘医生和护理员是一样劳动，甚至就没有区别。’”

三是“在这次肃反学习中态度极不端正并说破坏的话”，具体指：（1）开始学文件时不钻研文件，大家集体阅读，他看《中华杂志》；学习散后，他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向苏联进攻的漫画。在讨论会上别人发言，他总是不时地冷笑，或把脸朝向窗外，对学习漠不关心，或大家在屋内，他要坐在门外，大家在院内，他偏要坐在屋内。（2）他对这次学习发牢骚说：“现在没任务，尽让干这个，和人家不一样，如人家学习只两个钟头。”又说：“学习这个文件，能把反革命搞出来吗？”（3）联系实际中谈到有人写反动标语，他说：“不一定是咱们人写的，那里老乡复杂。”（4）他说：“现在转了院，医生就不能给抽时间学业务，技术怎么能提高呢？”[14]

在这里，真正可以被归为“反动”的，主要还是零星的言论和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所谓“思想倾向”。因此，穆国轩这时还只是被列为怀疑对象，主要由科室和学习小组进行揭露和批评斗争。但是，由于大会小会上人们的斗争矛头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他身上，而且一致认为他的“反动思想”与没有暴露的“反动历史”有关，这就逐渐让曾经把自己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报成是中农出身的穆国轩又变得沉不住气了。

8月22日，穆国轩做了书面和口头的“自我检查”。他不得不交待了自己隐瞒1949年夏到1950年春曾考入过××干校学习，没有服从分配的情况。同时说明家庭出身不是中农，而是官僚地主。不过父亲虽然做过伪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但抗战后即辞职照料家务，再未参与军政事务，且1940年后经济条件已一落千丈，抗战后更是非常困难，连自己的学费都负担不起。说家里后来唯一在旧政府中工作过的，只有两位兄长。因他们大自己十多岁，同时没在一起生活，“所以我认为他们对我没有影响”。他保证自己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如他们有事实而我明知道而不揭发检举时，愿接受组织上任何的处分”。[15]

对于自己的思想问题，基于1953年底思想整顿运动中检讨过关的经历，穆国轩这时依样画葫芦地上纲上线加以检查。所不同的是，思想整顿运动检讨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公心私心的问题，虽然也要上纲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高度，但和“反革命”还扯不上关系。这时是“肃反”运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更不必说反动了。这时上纲上线，必须要上到“反革命”的高度上去才成。穆国轩对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上纲的危险性，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思想上的准备。他甚至认为，只要态度表现真诚，像党委书记大会上讲的，真正向组织上交心，就能再次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谅解。

他在检讨中先是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超阶级观点”，称之为“错误的人生观”，说自己主要是受到社会上某些人负面的处世哲学的思想影响，“使我感到社会上没有真理，谁来都可以，故产生了厌世与逃避现实的倾向”，说这种思想在今天“最容易被反革命活动所利用”。接着，他一股脑地交待了自己处处“从旧的观点去看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反革命的情绪”一系列思想表现。如说自己曾一直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正统，对周总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接替中华民国代表地位不认同；一直认为“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是叛国，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是正确的；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在英美而不胜在苏联；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旧社会的报纸可以讽刺政府，新社会则不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选举制度，始终认为前者更民主；看不惯许多党团员在电影《武训传》上映后赞扬称颂，《人民日报》批判后马上变脸反对的做法，等等。

他在最后郑重表示，考虑到自己对党不满的表现还很多，“故愿交出反动的日记一部，表示我对这次运动愿意改造自己的决心，也愿领导上对我更加帮助与教育，以免误入反革命的泥坑”。[16]

自作自受

在穆国轩做出自我检查的第二天，即1955年8月23日，他就亲自把自己到疗养院以来写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院党委。对于自己交出日记的动机和想法，他后来曾有所说明，称：运动开始学习时，和以往一样，自己“只愿意听他们讽刺党、谩骂人民的理论（特别是张中晓），而不愿听按语对他们的批判”。“后大家（一组）初步端正我的态度以后，始感到这次运动要联系实际，同时自己也想到‘反动日记’中对党的谩骂比胡风更厉害而将来如何？”虽然党委书记做了“肃反”政策的动员报告，但他内心里还是觉得“共产党总是不轻易放过一个反动的人”，日记不交太危险，交了也危险，因此还是犹豫不敢交。他说，后来是因为看了会上大家对一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的帮助，特别是听到组长再三讲：“隐瞒历史和‘有小问题不交，党就怀疑有大问题’”，说“我即考虑到××干校历史的隐瞒和后果问题，同时也想到交不清问题永远使领导怀疑，还能受到将来的培养吗？如果变天不能实现，岂不延误终生？在这两种新旧思想反复斗争下，以冒险的姿态交出了‘反动日记’和隐瞒历史两件事”。[17]

院党委及清反办公室此前虽然对穆国轩的落后及其思想反动，有所了解，也准备通过这次运动给予教训惩戒，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穆的问题能够上升到反革命的程度，因此运动开始时并未把穆列入“肃反”对象中去。一读到穆交来的日记，他们都不禁吓了一跳：疗养院竟然还有比胡风分子还反革命的分子！

拿到日记后，“肃反”小组花了几天时间将他们认为日记中最“反动”的几篇挑出并摘录下来，送交相关负责人审阅后油印成册，分发各组做批判用，同时加上了下面的按语：

我们于今年8月23日查获到穆国轩的一本反动日记，从这本日记中完全暴露了穆国轩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是如何仇视的。穆国轩为什么要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呢？很简单，因为穆是一个反动的地主及官僚家庭出身，又于1948年9月参加了匪同志会，这就是穆的本质。现将这本日记中的几篇摘录出来，并加了我们的一些注解，发给你们阅读讨论，看看穆国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8]

院清反办公室整理摘编的穆国轩日记八篇，所选基本都是1954年的内容。严格说来，穆国轩的这些文字并非日记，不过是些有感而发的小文章，因此每篇他都起有小标题，所谈都集中在某一个观感上。

如年初的一篇，题为《作伪，并非“投降”》，主要写的是时势变转中他（“祥甫”）个人的心态与认识问题。文中称：

春夏秋冬遁回的过了好几个，片面的自主侯爷也曾强迫过祥甫作伪，但当时是民国三十五年的春夏之交，不过作伪所造成的祸根不大，尚未为主公所厌恶。而祥甫却遵其父命，也曾欲投主公所举办的学堂，但因当时系侯爷势力所蔽，又未能实现。这真是延误人生，也是我终身所最痛心的事。……

异年又来了一个转折，侯爷走了，来了王爷。它不比侯爷好多少，相反的更有过无不及。虽然它们这一群王爷贵族也是勉强的当家作主，但其主要依据仍不脱离社团，是所同于侯爷者。但它不强人入道，似又异于侯爷。然充其质乃设法吸尽宇宙财富为道徒服役，非道徒当然不能生存，故作恶又得使用，所谓假混世而混世也。祥甫也于某月某日作了这个勾当，但非出于内心，而系生活所迫，其影响与“回教之右手执圣经，左手持宝剑，不顺者杀之”的恐怖传教下，庶民的掠令入道相似，但并非入道者即投降于伊斯兰也。

徐徐叹息于故乡，屡屡沉思于南海，不知主公之何日何至，恨近旁再无刘君伯温与吾作析，以启远志，以乐将来。故当作为之今日，并非投降于王室，特此作戒，以示心情。倘主公返来后，莫须见怪于甥也。[19]

另一篇题为《一位中道变节者的共鸣作用》，写的是他对知识分子投降新政权的不耻态度。文中称：

我们原有的病人中，有一位高中生，表面上和颜悦色，文雅自如，同时又能和暴徒们打成一片，好像是工农化了似的。然不论工农化和知识化，暴徒、顺民和忠杰，在目前说来，都得共鸣于权威当局。除暴徒和顺民应做当然的共鸣者，特别可怜的是屈服于枪杆下的中道变节者……按资格来说，他所以共鸣的那些人，连他的学生都不如。如此的共鸣，实在是出于好奇，出于要俸禄。

……中道变节的共鸣作用与晋文公之士，为主掠夺民财而不惜牺牲三寸不烂之舌，且其罪恶较之更甚，而绝不能与乡间素民求儒写信一事相比较。故其要求之俸禄，仅仅适应于此代君主，共鸣作用亦只能在这一时期发挥，否则俸禄尽失，共鸣作用又将随之停顿。此又乃中道变节者之所需戒备也。怜哉！怜哉！[20]

再一篇是讲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观感，题为《一个魔像的封面》。文中称：

近来报纸上载着好多不利于它们的消息。消息说明了中国人民不愿再度无理智的光阴，尤其是一切为了异族谋幸的政权；更使一些有智的人感到失望，失望的是中国人就这样拖拉下去，究竟能走到什么境地。可是又由于势力范围之限制，不能任何态度去表明自己的理想，故只得在报纸上面，由正语中寻求反语，偷偷探索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消息。这就是所谓“反帝”。

从今年的七月到八月间，正当日内瓦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外交活动，清楚的表明了谁是好战分子，谁想吞并世界。所以这些魔王的代理人——外交家们，今日访问欧洲，明日奔向亚洲，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竟想用张仪式的三寸不烂之舌，去争取非好战国家去和它们一道干那破坏世界和平事业的无耻勾当；居然也有些不觉悟的国家，竟能抛弃自己的中立立场，逐渐靠近魔王，共奏鬼曲，威胁世界。这些事实充分符合于方才画片上的那位被托付的依托商人的行动。同时这些不觉悟的国家，也会逐渐跟他们一道去走进克里姆林宫，被人托付去做信托商人的营业，这是现在世界局势背景下之一角。

可怜的世界很小，原来魔王请卒，想一心一意为魔王服务，以备将来做一个忠实的文武大臣。但魔王却仅仅将它们的名字列入当然的文武大臣名单中，而且魔王宫殿中的大臣们还经常如牛羊一般的在魔王面前打颤。例如贝利亚不是被魔王所厌而送入屠宰场的吗？不要说你这个异族的走卒，还想到宫里去喝鸡汤？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21]

1955年“肃反”运动的发起，就是因为5、6月间毛泽东批示并公布了三批胡风及其友人间的来往信件，并依据信件中的文字，将相关人等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胡风等人原本即为左翼文人，不少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从来就反蒋反国民党，仍会因在通信中发泄对党的一些政策或人事的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就不必说在日记里直言斥责新政权，又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穆国轩了。至于法律上的定案标准，《人民日报》编者按也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即如果读了这类书信材料还看不出胡风等人的“反革命黑帮的面目”，要么就是反革命的同情者，要么就是暗藏的反动分子。[22]因此，读了穆国轩日记中上述言论，疗养院党委和清反办公会怎样为穆国轩定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反办公室在向全院职工印发穆国轩的“反动日记”当天，即向上级部门就穆国轩的问题提交了报告。内称：

穆国轩本人在1947年4月参加匪同志会，1949——1950年在××干校学习七个月之久，毕业后不接受分配工作。后又考入××卫校，1953年3月毕业分配我院工作。来我院以来工作一贯不安心、不负责，选他当墙报委员，他说这是党团员的事，拒绝不干。拉拢一些人进行活动，给上级写信辱骂领导，作极端反动日记。……我们初步判断为反革命分子。[23]

绝望之举

注意到穆国轩思想如此“反动”，自然会促使清反办公室要进一步追查穆国轩现行的“反革命”活动问题。清反办公室特别告诫全院职工称：穆国轩解放后既然一直如此反动，“妄图等待蒋贼的卷土重来，重新复辟”，那么，他就一定会“进行着一些暗暗的勾当”。“究竟穆国轩的政治目的和组织是些什么？谁是他的主子？尚须全体同志做进一步的批判和追究，同时也要穆国轩在这次运动中做彻底交待。”[24]

9月初，在向全院印发了穆国轩的八篇日记，并没有马上对穆国轩组织专案斗争，而是发动全院职工讨论、揭发并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等待上级“肃反”部门的立案批示。9月下旬，上级批示下来后，这才正式成立了专案组，同时派人去抄了穆国轩在农村的家。

院清反办公室把穆国轩主动上交的日记摘要印发全院，已经让穆意识到惹了大麻烦了。他一时间非常害怕，“一则恐怕误会有组织关系；二则恐怕追不出组织关系就借此逮捕法办，甚或连累家庭”。[25]但他情绪上又非常抵触，逢人便讲：“是医生都有问题。”

拖到10月初，当专案组开始一连几天车轮战式的轮番讯问，特别是对“小集团”问题、现行活动问题、反动思想来源问题穷追猛打时，他已经对前途感到绝望了。开始时他几乎闷不吭声，非说不可时态度也极不耐烦。特别是对所谓“反动小集团”问题，他最感委屈，还当场和讯问人吵了起来。他并且声称：“交日记还交出麻烦来了。我倘然不交，谁能知道！”“我交出日记是诚意，本来就连反动组织的影子和条件都没有，你们干什么一问再问呢？！”[26]

因为相信“上大学及个人问题等一切都完了”，专案组又一个劲儿要在他身上挖出“现行”罪恶来，穆国轩深感有口难辩、无路可走。10月11日，他一气吞下一瓶安眠药，试图自杀。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中，他历数了对新政权的种种不满，强调自己是因为“国共两党皆不信任我”而被迫自杀的。[27]但他吞药不久就被人发现，经抢救并未能死。经过这一“死”，穆国轩一下子“大彻大悟”，再不和清反办公室拧着了。

他按照专案人员的提示，接连写了四五篇反省材料，交待自己的历史，检讨自己在建国后的种种表现。承认自己一直寄希望于国民党，包括解放战争国民党军事失败，自己都怀疑只是暂时的，认为蒋介石在编练新军，“还有实力，仍能卷土重来”。说“我所作的反动日记也并不是不叫人看，而是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要让人看。看了以后又念他是如何态度，进而探求反革命组织，准备参加”云云。他承认自己的行动是“极端丑恶而危险的”，因此表示愿意放弃这五六年的“牛角生活”和“牛角思维”，“彻底澄清问题，交出自己的全部”，“走出黑暗”，且“应受法律的制裁”。[28]

到10月下旬，清反办公室整理出来的穆国轩的各种“罪恶”及其线索，已经达到近二十项之多了。

在罪恶历史方面，有人检举穆1947年十四岁读高小时就曾被派到县上去给军调部三人小组写诬蔑解放区土改“廿四杀卅六刑”的控诉材料；有人检举当年穆积极加入国民党“同志会”，发展会员十名，并且是“三自传训”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人检举当年穆等曾给国民党当局上书，要求政府设法制止学生运动；有人检举穆1948年在政训主任领导下参加过“匪军”军训，等等。

在现行罪恶方面，抄家所获有：（1）“反动”书刊和帽徽（有蒋介石的画报、政治手册、步兵操典、铁军魂及国民党军帽徽）等。（2）写有“毛贼该死，拥护国民政府，中华民国万岁”的“反动标语”一张。（3）“反动信件”若干，有的写有“今日我们的灾难必须感谢张学良、杨虎城的流氓手段和罪恶阴谋，悔不该当日领袖将西北剿共神圣职务托付于此二匪”；有的写有“现在共匪横行天下，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明代李自成、张献忠等之流寇之乱相较所差无几”。

揭发检举所获有：（1）在××干校就读时就讽刺打击进步同学，说学生会主席“不过是拿上大家的利来取好评，争取入党吧”。（2）和同学争论报上关于美国侵占台湾的宣传，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错，可是蒙古、东北也是中国领土，为什么1946年苏联硬要让蒙古独立和强驻旅大呢？如果说现在美国是侵占台湾，那么1946年也是同样的性质吧！”（3）和同学讲：“抗美援朝是中国的人、苏联的枪、朝鲜的粮，中国、朝鲜都听苏联的。”（4）经常说美国好，认为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有一美国表，如何如何好。（5）有一次在院部听收音机，他曾把波段调到短波，收听台湾的反动广播。（6）批评疗养院“技术很低，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学习”，说“医院不正规，做了工作还要受病人气，真无意思”。（7）对同事说：“学习政治有什么用？你政治学得再好，凭政治作不了工作，业务不行，将来人家也是不要你。”

穆国轩交待所获有：（1）1950年回家时发现小妹参加学校文娱活动，唱革命歌曲，加入了少先队，戴红领巾，心里不满，不愿和她说话；（2）和村里的民兵队长说过，“再过几年国民党不回来，我们就得跟共产党吃原子弹，和平签名根本不起作用”；（3）朝鲜战争爆发时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金日成先打的李承晚”，“中国出兵是代替苏联……仁川登陆美国是代表联合国而出兵，是合理，我国出兵不合理”；（4）听说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由香港回大陆，认为这是一种叛国行为，给蒋介石丢脸，卫没节气，不配做一个军人。

在穆国轩的口头交待中最让专案组重视的罪恶有两条：一是从××干校回家后，据说曾因不满给学校写过匿名信，痛骂了一顿；一是“镇反”运动期间，据说在卫校厕所木板上写过不止一条“反动标语”。[29]这两条是在帮助小组和专案人员反复施压和提示下，穆国轩自己挖空心思回忆出来的，但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经过专案人员不断诱导，穆国轩大致“回忆”出了匿名信和标语的“反动”内容。匿名信主要是咒骂干校的政治教育“骗人骗己”，污辱了中国的领袖，将来没有好下场。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的“反动”标语主要是表达对“镇反”的不满。[30]

在内部讯问及本人交待，案情基本确定后，接下来即要开始一一外调落实定案。1955年11月7日，专案小组再度就需要外调的内容和穆国轩新交待的情况矛盾之处，当面对穆又进行了讯问。据当时的讯问笔录，可知专案人员主要关心的是以下问题：

问：（既然你写了匿名信）为何还又到干校找工作，目的何在？

答：因为无工作，生活无着。……

问：组织部长如何问你写信的问题？

答：在谈工作时，组织部长问我，你如何对待学校，看你写的信多糟糕、多反动？……

问：你写信家里知道吗？

答：我父亲知道。当时我很生气的写信，父亲问给谁写，我说给干校，把校长骂一顿，他不给我好的工作。结果父亲无制止。

问：卫校出现反动标语追查过否？

答：无有宣布过。

问：反动标语在什么地方写的？

答：在厕所木头墙上写的，是黑夜，以铅笔写的。……

问：在卫校写反动标语，为什么运动开始不谈？

答：认为比日记问题小，而且不光彩。

问：你与民兵队长谈话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因为在地里过来了一架飞机，民兵队长说共产党还有飞机？我说连国民党十分之一都无有。

……

问：以前谈过的东西及现在的问题，都是事实吗？

答：完全是事实。[31]

罪罚两度

1955年11月8日，专案组拟定了穆国轩外调问题提纲，进而派人分头去穆读过的干校、卫校，包括发函给穆过去的中学和住家所在村，了解落实穆的各项问题和罪证。[32]但这一外调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拖得时间很长。一直到第二年春天，还在断断续续地收到回复的信息。这种情况甚至让穆国轩也产生了误解，以为已经躲过了牢狱之灾，应该只会在本单位内部处理了。为了不致太过影响今后的工作，他甚至专门给院党委肃反办公室[33]委婉地提出：“当未来结束我的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向大会宣布”。[34]

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内查外调，穆国轩的历史罪恶基本上无法落实，一是当时年龄太小，二是当事人大多记忆不清。穆国轩称得上现行的反革命罪证，落实起来也很困难。抄家抄得的“反动标语”，实非标语，只是毛笔练习的书写，且无法确定书写时间是在工作以后（本人说是读中学时所写）。其他家庭社会关系，与一些人私下的议论，包括保留的国民党帽徽等，则无法入罪。真正可能入罪者仅三项：一是匿名信，二是卫校“反动标语”，三是“反动日记”。

“反动日记”很容易落实，但对匿名信的调查结果和对卫校“反动标语”的调查结果，就变得有些棘手，因为除了穆国轩的坦白交待外，“均找不到当时的旁证人”。对匿名信，干校政治处长表示：“像是有这样的事情，但因当时情况十分混乱，难以肯定是谁写的，以及内容情况也查不到更确凿的旁证。”对“反动标语”，卫校负责人称“该校确实在同一时间发生过同样的反动标语”，但内容如何及旁证均无从查证了。当然，专案组还是认定可以据以定罪，因为：“根据本人交待后再没推翻，和本人解放后的表现，我们分析，情况属实。”[35]

经疗养院党委“肃反”小组研究讨论，同意了专案小组的意见。据此，专案组起草了对穆国轩问题的处理意见，认定穆的主要罪恶事实是：

（1）1947年4月参加了“匪同志会”，积极宣传并发展会员；1948年为该校“三自传训”中的积极分子，积极斗争和看押过所谓“伪装分子”。

（2）解放后抱着所谓失学的仇恨，考入干校学习，在校纠合“小集团”抵制学习，且与军统特务有密切联系，辱骂我国与苏联为“父子”关系，说干校为“集中营”；毕业后拒绝工作，回家后写匿名信谩骂并书写“反动标语”。

（3）1950年9月混入卫校学习，纠合落后打击进步，于1950年冬“镇反”中在厕所里写“反动标语”。

（4）到疗养院工作后不愿为军人服务，见了军人即头痛，对工农干部看不起，挑拨医政关系，主谋联名向上级写信咒骂领导，并偷听“美国之音”。同时，还曾造成医疗事故两起。

（5）来院后共写“反动日记诗文”廿余篇，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苏联。运动中态度表现“阶级仇恨根深蒂固，反动行为多端。运动中尚能自动坦白交待问题，但反动立场仍未改变，曾以自杀手段破坏运动”。

“处理意见：劳动教养。”[36]

1956年6月1日，经上级医院五人小组修改并通过的处理决定对穆国轩自杀问题的性质给予了不同的说法，称：“穆虽在运动中曾自杀（未遂），但经我们查对和分析其自杀原因是：本人已将问题交待，但小组还追究其特务组织，本人在恐惧的情况下而自杀。”处理意见则同疗养院的建议没有出入。称：

此人系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因其家中被斗，不能达到他升黄埔军校及留美的理想，便认为共产党摧毁了他的学业，幻想敌人复辟，对党怀恨在心。因而参加革命后，坚持反动立场，写反动标语、日记等；污蔑我党和领袖，并有意制造事故来整病人等反革命活动。一贯表现工作不安心，并犯有严重的责任事故。其罪行甚重。肃反运动中态度老实，在群众帮助下即将其罪恶事实作了交待。经查对属实，可以说是真诚坦白。因此，应给予从宽处理。我们意见劳动教养。[37]

经过各相关部门审核完毕，已是1957年3月。经疗养院所在县法院判决，穆国轩被处以“管制二年，交劳动教养机关执行”的处罚。法院判决一周后，疗养院即通过决定，将穆“除名”。[38]随后，穆国轩即被押送异地劳教所执行去了。

两年后，穆国轩劳教期满释放，曾一度重回医疗单位。他当时经省卫生厅分配至某县医院放射室试用。但穆老毛病未改，依旧充满怨气，并时有流露和表现。试用期间，他依然看不惯这所小医院里的很多事情，和科内部分同事及领导关系紧张。终于，1960年1月的一天，他正在为病人透视，一个年轻医生跑到透视室来和女护士说悄悄话，没有注意关门，他脾气上来，甩下病人就去找领导告状。那个年轻医生没有受到批评，他却因为将病人放在透视室中不管，被定成“医疗事故”，当即被勒令停职检查。由于穆是劳改释放人员，且在试用期，院方马上将此事件上纲上线，组织了对穆的群众斗争大会并展开大批判。随后，医院就做出了对穆国轩的处理决定：“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停止试用，送回原籍监督劳动。”[39]

平反经过

穆国轩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的时间，是1960年4月27日。[40]他曾多次写信申诉，想要回到工作岗位，但都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的申诉才引起了县医院的重视，组织了复查，并给出了新的结论。

穆国轩的申诉意见是：

1959年3月期满释放来县医院试用，因工作和本院职工×××发生口角，停职检查，进行了批判，无限上纲，把一般业务和工作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给我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原籍劳动。给我及家庭造成了严重后果，十七年没有正式工作。我认为对我的处分不符合党的政策。为此，我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复查我的问题，安排工作。[41]

复查结论称：

穆国轩来本院试用，试用期间因骄傲自大，经常与本院职工发脾气和患者吵架，曾与本院职工因工作发生冲突，停下工作，直接影响了病人的就诊，实属工作表现不好。

1960年给穆国轩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未经政法机关批准，故不生效。……

鉴于以上调查情况，经医院党委1979年3月20日研究意见，根据穆国轩的表现，属一般工作和作风问题，不应该再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处分。在政治上，予以纠正。在试用期间工作表现不好，可停止试用期，不能恢复工作。[42]

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当年11月北京市高等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胡风无罪。这一消息激起了穆国轩要为自己的反革命案申诉平反的梦想：“今天胡风都不是反革命了，而且成了政协委员，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公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永远地致人于死地呢？”[43]

1981年，他在广为寄送的新的申诉材料中为自己当年定案的罪状辩护称：“肃反”运动期间交出日记，是按运动要求向组织交心，自动交上去的。交出日记后“反而把我立即派人看守、隔离审查，并派青年人轮班开会斗争，不发工资，有时还进行人格侮辱”。他说“我受不住逼供讯就按×××的暗示，写了日记说明，盖了章。结果不过一月，医院就派×××带领政工人员三四人到我家搜查”。这之后，他承认匿名信、“反动标语”等，都是按专案组的提示做的。原因也是被迫的，因为“我当时被斗的神昏颠倒将要死的时候，就不管一切都承认了”。至于“反动匿名信”问题，他的解释是：他给干校组织部写信虽没有具名，但并无政治色彩，只是责备校方不负责任。因此写信后不久他就又找回干校，要求他们安排他的工作。说如果他的信有政治色彩的话，校方早就把他扭送公安局去了。关于卫校“反动标语”的事，他解释称，这件事也早就查出来了，是当年冒充老红军子女的×××干的，当年已经做过处理。

他据此提出：“疗养院不应把我向党交心的材料作为我的罪证，反过来再整我”；“疗养院不应把卫校出过的反动标语和我给干校组织部写的信改称匿名信，强加在我身上，充实反革命的材料”；“假定1957年给我的处理没有丝毫出入，而1960年又按内清对象送回原籍，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处理了两次”；1979年县医院承认1960年的处理混淆了矛盾，“既然混淆了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了，就不能对本人造成的损失毫不负责”。[44]

对穆国轩的申诉，作为1959年试用单位，县医院不认为自己有负责全面调查审核该案的责任。因此，它的处理意见依旧。其调查意见的结论是：穆的问题与胡风问题没有任何关联；“反革命案是县人民法院根据该穆的反革命事实并依照‘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对其进行判决的”；穆试用期间工作表现不合格，理当停止试用。[45]

又是接连两三年时间的持续上诉，省、市、县各级部门均收到了穆国轩的申诉函。1983年夏天开始，县卫生局根据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开始组织人力调查穆案，分别派人，并去函各相关单位，尤其是负责穆国轩反革命案定案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了解情况。

据原疗养院党委负责人复函说明：

1955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检举揭发穆有反动言论与日记，被列为肃反对象，在运动中经过斗争，穆交出了他的反动日记，内容是攻击中央领导，后被定案为坏分子，县法院判为劳动教养二年。至于在干校和卫校写的反动标语，证据不力。希你处认真复查。但我记得定案主要是根据反动言论和日记定的。他的问题可根据党的政策解决。[46]

据曾任穆国轩专案组负责人复函说明：

穆国轩在一天学习会上说，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我相信党，愿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他说我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我把写的日记交出来。这样穆自觉自愿地交出日记一本。经审查，认为该日记反动至极，但属于个人自动交出。这一问题我记得和×××政委赴省委向宣传部长×××汇报过。×说穆的问题严重，但属于自动交出，可以不给处理。以后穆国轩如何被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47]

1984年6月6日，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县卫生局党委最终得出了对穆国轩案的复查报告，称：

（1）经通过原疗养院政委×××、原办案人员×××、原庭审证人×××证实：穆国轩的反动日记本是在运动中本人上交领导的，也未发现其本人宣扬传播。

（2）经查阅本人档案材料，原1950年1月该在××干校毕业后拒绝领导分配工作，回家后给××干校写匿名信，及1951年“镇反”时穆在卫校写反动字句，仅有本人交待，无旁证材料。

（3）1955年10月2日查抄其家所获的反动词句，现无法考证是否解放前所写，再则此反动词句也未张贴。

鉴于上述事实，原疗养院对穆国轩的控诉，主要事实依据不足。根据中组部（83）29号文件及并发（83）122号文件精神，经卫生局1984年6月6日党委会研究，建议县人民法院予以重新审理。[48]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公文旅行，1985年3月，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穆国轩案。决定：

原判认定穆国轩1950年给××公学写反动匿名信问题，证据不力，予以否定；原判认定该书写反动日记，在家中和卫校厕所墙上书写反动词句问题，系该在肃反运动中主动交待的。据此，原以反革命判处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撤销我院1957年3月20日判字第四号刑事判决，予以纠正。[49]

据此，县卫生局亦很快做出决定：“同意穆国轩同志复工、复户，工资由原54元的基础晋升一级。由批准之日起执行。工龄连续计算，工资不予补发，可给予生活困难补助800元。”[50]经县政策落实领导小组批复，穆国轩1985年秋终于得以复工、复户，重新回到医疗工作岗位上来了。考虑到穆国轩要将农村的妻子儿女都迁进城里来，而且其原工资多年未动也偏低，经县卫生局批示，1987年初他得以进一步提升为企干12级（正），工资收入达到87元。[51]

这之后的穆国轩没有再四处去写信申诉了。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历练，以及家庭的关系，他看来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牢骚满腹了。

[1]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211、214页。

[2] 　《历史自传及思想变化情况》，1955年10月7日，《穆国轩档案》，第217——229页。

[3]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9页。

[4] 　《穆国轩给×科长的信》，1953年5月23日，《穆国轩档案》，第126页。

[5] 　《穆国轩给×副主席的信》，1953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58页。

[6] 　《穆国轩给×厅长、×科长的信》，1953年6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59页。

[7] 　《穆国轩给×厅长、×科长的信》，1953年7月9日，《穆国轩档案》，第60页。

[8] 　《穆国轩综合材料》，1955年10月，《穆国轩档案》，第50页。

[9]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9页。

[10]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页。

[11]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42页。

[12] 　同上引注，第214页。

[13] 　《小集团的交待》，1955年10月27日，《穆国轩档案》，第33——35页。

[14] 　《穆国轩材料》，1955年8月21日，《穆国轩档案》，第189——190页。

[15]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0——211页。

[16] 　《肃反坦白运动自我检查》，1955年8月22日，《穆国轩档案》，第214——215页。

[17]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196页。

[18]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38页。

[19]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49——150页。

[20] 　同上引注，第144——146页。

[21] 　清反办公室编：《什么人的日记？》，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146——148页。

[22]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编者按》，《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第1版。

[23] 　《反革命分子穆国轩材料》，1955年8月31日，《穆国轩档案》，第57页。

[24] 　《清反办公室通告》，1955年8月30日，《穆国轩档案》，第151页。

[25]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日，《穆国轩档案》，第37页。

[26]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130页。

[27]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131页。

[28] 　《反省材料》，1955年10月14、15日，《穆国轩档案》，第199、138——139页。

[29] 　《综合材料》，1955年10月，《穆国轩档案》，第44——53页。

[30] 　同上引注，第44——45、47页。

[31] 　《讯问笔录》，1955年11月7日，《穆国轩档案》，第203——208页。

[32] 　《穆国轩调查材料提纲》，1955年11月8日，《穆国轩档案》，第102——103页。

[33] 　“清反办公室”这时已改名为“肃反办公室”。

[34] 　《穆国轩给院党委肃反办公室的申请建议》，1956年3月30日，《穆国轩档案》，第81页。

[35] 　《专案组调查意见》，1956年，《穆国轩档案》，第8——9页。

[36] 　《关于对阶级敌对分子穆国轩的处理意见（稿）》，1956年5月，《穆国轩档案》，第83——86页。

[37] 　《关于对阶级敌对分子穆国轩的处理结论》，1956年6月1日，《穆国轩档案》，第344——345页。

[38]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1957年3月20日；《疗养院关于将反革命分子穆国轩除名的报告》，1957年3月26日，《穆国轩档案》，第349——351、326页。

[39] 　《关于给刑满释放现行反革命分子穆国轩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停止试用送原籍监督劳动的处分报告》，1960年2月10日，《穆国轩档案》，第329——331页。

[40] 　《派出所注销卡》，1960年4月29日，《穆国轩档案》，第236页。

[41] 　《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352——353页。

[42] 　《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79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353页。

[43]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调查情况》，1982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4页。

[44] 　《穆国轩有关个人历史问题的申诉》，1981年，《穆国轩档案》，第362——368页。

[45]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调查情况》，1982年5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5页。

[46] 　《×××致××县卫生局函》，1983年8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56页。

[47] 　《×××致××县卫生局函》，1983年8月4日，《穆国轩档案》，第357页。

[48] 　《关于穆国轩问题的复查报告》，1984年6月6日，《穆国轩档案》，第312——314页。

[49]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5年3月20日，《穆国轩档案》，第408页。

[50] 　《关于穆国轩善后处理的请示报告》，1985年5月15日，《穆国轩档案》，第391页。

[51] 　《关于给穆国轩补升一级工资的请示报告及批复》，1987年1月，《穆国轩档案》，第245——246页。

五、团支书的“堕落”

一名青年教师成为“坏分子”的经过

迟尉荣成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1937年生人，典型的东北人长相，新中国成立时在A市第十七中学读书。后考入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1957年被派去Q省××矿做实习生。因对Q省生活不适应，1958年返回A市，曾担任××齐贤文化学校业余教师，继而进入A市药用玻璃厂技校任教，并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就在他开始顺风顺水，可以一步步取得领导信任，奠定其稳定的仕途生涯基础的时候，他却因发生“师生恋”被批，进而自暴自弃，贪污、盗窃，不告而别，甚至企图出走香港，最终成了玻璃厂典型的“坏分子”，每逢运动必被清查和批斗。

迟尉荣的经历并不十分特殊，当年，乃至当今，类似的案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但是，对于大多数出生在“文革”后，或在其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来说，今天对当年伴随迟尉荣生长的，包括促成他“堕落”的那些社会人，尤其是当年当地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怕是非常陌生的。这里即试图透过介绍迟尉荣人生轨迹的变化过程，多少亦让读者了解一下，造成他当年“堕落”的A市基层社会的那个角落。

意外打击

迟尉荣1957年7月毕业于冶金部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采矿班，8月分配至Q省××矿工作，9月初到该矿正式报到。但到达后一个月，与迟尉一同到矿的六名同学，均表示学习的专业和该矿业务不合，且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饮食和劳动条件，提出了返回A市的请调要求。该矿再三做思想工作不成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六人于11月离职回家，另谋职业。[1]

迟尉荣等回到A市后，人事档案被退到居住地所属的街道办事处。经过街道办事处帮助联系，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工业专业技能的迟尉荣在次年2月，被介绍到××齐贤街文化学校担任业余教师。因表现不错，五个月后，即在“大跃进”高潮之际，他又被街道介绍到A市药用玻璃厂职业中学，作为正式人员调入该校做文化教员工作。

初到这所职业技术学校时，迟尉荣表现得很积极，讲课和做事也较认真，讲课比较受欢迎，给人以踏实放心的感觉。再加上他早就是团员，人又聪明，能说会道，和学生说说笑笑，很合得来，也比较关心同学，因此到校不久，就被厂校两级领导看重，让他担任了校团支部（亦是该厂第四团支部）书记和厂团总支委员的职务。

但是，“大跃进”运动只维持了不长的时间，就全面失败了。影响到迟尉荣，他在学校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赶上了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刚满二十一岁的他，正处在饭量极大的时期，政府规定的粮食定量却只有二十八斤，加上其他肉蛋副食供应更少，导致他前所未有地经常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个人吃不饱饭，其父又生了病，母亲做店员收入又低，两个弟妹还在上学，家里经济上也陷入困境。家里不仅不能给他帮助，反而还需要他接济。这种情况，让刚刚开始工作，对艰苦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迟尉荣很快就滋生出了逃避的念头。他对在这个厂继续工作下去失去了信心，向厂方提出申请，要求厂里同意他考大学。他想要通过这种办法脱离困境，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学生们，引起校内学生很大的震动。因为他在做一班的班主任，和同学的关系处得很不错，听到这个消息，“一班同学都哭了”。[2]可是，他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厂方的批准，这让迟尉荣非常气馁和不满。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渐渐变得消极起来了，经常发牢骚和表示不满，连正常工作都不再认真负责了。经常是“工作时间不紧张，下课骑自行车就走了”，[3]团的工作自然更是不放在心上了。

迟尉荣这时面临的另一个压力，是谈恋爱。迟尉长到二十一岁，还从未交过女朋友。这时在技校担任老师，又是团支部书记，学生中女生多，迟尉不久就喜欢上了一个叫符秀梅的女生。因为年轻、爱玩，又是头一次，迟尉常常不顾自己的教师身份，与符出双入对，学生们难免议论纷纷。但迟尉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鲁迅不是也和学生结婚了吗”？他为什么不能和符秀梅好？[4]

1959年9月，上级发动整风“反右倾”运动，技校没有什么“右倾”好反，故动员学生相互批评，端正校风。一些学生于是借机批评符，间接批评迟尉。迟尉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硬碰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处处替符和自己辩解，甚至斥骂背后议论的学生。这不可避免地给迟尉荣带来了更为负面的影响。

厂团总支也早就知道了迟尉荣与女学生谈恋爱的消息，本来有心利用此次整风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迟尉完全不接受批评。团总支书记曾专门到学校去，组织对迟尉的批评会，迟尉却拒绝参加，“你爱怎样就怎样，我正好不愿意干呢”。[5]

由于迟尉荣数月来工作消极，对团总支的工作安排还常有抵触情绪，因此，团总支很快就向上级团委提交了一份《对迟尉荣团纪处分的报告》，要求对迟尉进行处分。很快，这一报告就得到了批准，9月底厂团总支负责人即专门到学校宣布了这一决定。

该报告称：迟尉荣来厂头一个时期，对团的工作和行政工作还是比较肯干，知道依靠领导，工作安心，能和全体同学团结一致，群众威信也较好。但是，“自（19）59年5月以后，该同志的工作表现就不安心了，曾请求离职去考大学（没有批准）。（以后）其在执行团的决议和要求上即表现拖拉，对团领导有严重的为难情绪，于同学团结也不普遍，仅和少数学生密切一心”。由于该同志不能以身作则，造成学校中纪律松懈，同学和老师关系很差。厂领导发动整风运动，迟尉身为团书记，“本应积极领导，并应该首先引火烧身，但是迟尉荣同志却没有这样作（做），反之，当有些意见涉及到自己的时候，辩护掩盖，并用威胁打击压迫（等）恶劣手段报复积极提意见的学生。如九月二日到四日，大家帮助同学符秀梅的时候，迟尉的态度表现异常不好……不但不承认、不接受，还态度生硬地替符秀梅向提意见的同学解释说：‘我和符秀梅没啥关系，是师生关系，就有啥关系也是正确的，谁也干涉不着。’……由于迟尉这样打击报复，结果多数学生在整风中不敢提意见，就是有的学生提意见，也不敢直言，（只能）利用指东说西的方法”。

根据上述情况，厂团总支做出了“撤销迟尉荣团总支委员和第四支部书记职务”的处分决定。报告称：“该同志身为团的总支委员，又是支部书记，平常不爱学习政治，对学生不关心，没有负起政治上的领导责任。更严重的是在领导学生整风中，自己失掉立场，对积极热心提意见的学生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打击报复。同时在他与符秀梅的爱情关系上，对组织不忠诚，已经完全失掉了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立场。”[6]

盲目外逃

从团总支委员和团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而且还是被处分免职，这让迟尉荣深受刺激。有了这个处分，大学梦做不成了，继续在这个学校和工厂待下去，抬头低头都是异样的眼光，连和符秀梅继续保持恋人关系都难了。迟尉荣的自尊心使他更不想在这里干下去了。表面上，他仍旧和学生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实际上他满腹牢骚和愤怒。在1960年初他主编的校报上，发表的一首题为“勇敢”的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他这时的一种心态。诗中写道：

谁啊没有过燃烧的心，谁啊不愿意春夏常青；

把你的心来比我的心，谁能够永远忘掉亲情。

天上的月儿缺了又圆，地下的草儿枯了又生；

风啊敞开你苦难的胸膛，把一片愁思记在账上。[7]

迟尉荣原来就喜欢跳舞、照相和看电影，这个时候则彻底开始放纵自己了。他总能找到舞票，放学后经常领着五六名学生去舞场跳舞，有时甚至会跳上一个通宵。周末他还会帮学生买电影票，他经常和同学讲香港的生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同学都特别爱看香港电影。[8]

迟尉荣还有一个爱好：旅游。因此，他这时对工厂动辄要学生参加厂里的劳动很不以为然，故鼓动学生出去玩，强调“人生不在世上这走走，那儿玩玩，死了多冤啊”。为了带领同学集体去玩，他先和D市医学院联系好，说是带学生去实习，实际上是带同学去L市、D市游玩。他为此专门向学生们介绍L市、D市如何如何好，推动学生集体向厂里争取。这次出游，迟尉让同学们非常开心，白天游山观水，晚上跳舞。故此行实现之后，学生们更愿意跟着他多跑几个地方。因此他又马上着手和北京的单位联系，准备继续带学生去北京“学习”。[9]

不过，迟尉荣其实已经在打算逃离这个让他感到痛苦的工厂了，他决心要彻底离开A市，离开自己的家，想要换一个好的环境，从头干起。为此，他又想到了×××矿，并偷偷地给那边认识的人写了信去，询问有没有可能再回到那里去工作。同时，他乘着团总支把他派去帮助某公社办学校的机会，将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出工厂去了，并且把团的关系也起了出来。

1960年春天，迟尉荣和另外两个对厂里工作环境不满的同事开始密谋一起到外地去找合适的工作。他主张去广东，称那边矿山多，而在像×××矿等矿山工作，挣钱也多，那边矿务局里还有同学在，可以帮助介绍。另外两个同事，一个主张去新疆，因为听说新疆劳动力缺乏，好找工作；一个听说西安一带缺电工，懂点电工基础就可以弄个三级工。可是弄到最后，另外两人都打了退堂鼓，不是爱人不同意，就是母亲死活不让走。恰好×××矿方面来了信，同意接收他到矿工作，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自己走路了。

要到南方去，交通、食宿样样都需要钱，而迟尉荣恰恰最缺的就是钱。在带同学去D市一周“学习”回来结伙食账时，D市医学院来信通知伙食费206元，迟尉误看成266元，故从厂里领取了266元寄给了D市方面，D市方面很快退回了59.4元（扣了0.6元邮汇费）。迟尉荣正好缺钱用，犹豫再三，没有将这笔钱上交，而是贪污留用了。

由D市回来后，因为准备去北京再跑一趟，所以D市之行省下来的三四百斤粮票，迟尉也没有交回厂里。后来厂部不允许他和北京联系，即不同意学生们再外出，这部分粮票便留在迟尉的手里了。他用这部分粮票帮助学生解决了一些粮食困难，但最后还剩下一百多斤，[10]他也正好留下用做南下路上之用了。

要南下去找工作，迟尉荣的钱当然不够用。因此他走之前，不得不开口向不少同事，甚至向符秀梅和另两个女同学借了几十元钱。

1960年10月15日，迟尉荣买了17日晚11点由A市到广东韶关的火车票。他的计划是：“先到北京冶金工业部要求另行分配，不行再找到中南钨矿局要求分配工作，这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再回到×××矿工作。”[11]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头一天，他意外地得到通知，厂部要他17日到厂“三反”学习小组参加学习集训。

1960年的“三反”运动，和1951年的“三反”运动一样，也是以反贪污为主要斗争内容的。迟尉荣当然知道厂部点名叫他去参加“三反”学习小组集训，意味着什么。他贪污了公款和粮票，自然“做贼心虚”，吓得连宿舍也不敢回去了。他一方面悄悄叫两位女同学帮他收拾宿舍里的东西，把没用的烧掉，其他送到火车站交给他；[12] 另一方面急急忙忙跑到学校，乘学校管公章的吴老师中午不在，撬开抽屉，私拿了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三张和两张盖有公章的信纸，以便于南下之需。[13] 17日晚上，他甚至不敢等11点的车，直接和女朋友上了7点多的火车就走了。女朋友送他到J市后回了A市。他到了北京后因实在想女友，又打电报要对方请假到北京。迟尉陪着女友在北京、天津玩了一圈，又把她送到山海关，然后才回过头去办自己的事情。[14]

迟尉荣按计划先在北京找到冶金部相关部门，想要部里帮助他重新分配工作。想不到，部里根本不管工作分配，要他去找原毕业学校或原矿务局解决问题。迟尉不得不继续南下，先到了广州，找到中南矿务局人事科。对方表示必须和迟尉所在厂联系后，才能研究他的再分配问题。迟尉很清楚，矿务局若联系了玻璃厂，恐怕“不但不给分配，还得给送回去，连×××矿都去不上了”。所以，他再也不敢进矿务局的大门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一度产生了逃去香港的想法。

但是，去香港是需要合法手续的。没有手续，就必须偷渡，而偷渡要花七八十元钱。而一路下来，他已经“没有钱了，就是有钱了，上哪找人给偷渡呢”？迟尉荣为了偷渡去香港的事情在广州停留了多天，并为了钱的事情给厂里关系较密切的同事去过信，一边抱怨，一边试探得到钱的可能性。最后都没有结果。不得已，迟尉荣还是返回韶关，转经Q省G市，去了×××矿。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到矿上没几天，就赶上困难时期人员大精减政策的推行。矿上所有1960年来矿工作的人，一律被要求精简。[15]迟尉荣自然也不可能在矿上找到工作了。

轻松过关

迟尉荣1960年10月17日不告而别，19日，厂党支部就向区委“三反”运动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得出了迟尉“畏罪潜逃”的结论。

报告称：“正当我厂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学习阶段，被怀疑对象——迟尉荣，系我厂技工学校专职教员，自五八年七月份入厂以来，一贯表现投机取巧，占用学生粮票。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材料和组织所掌握的情况，该人确有贪污盗窃行为。因此，这次三反运动中组织（将其）做为重点对象。但是该人在运动之前早有所思。工作不安心，曾屡次向组织递书面申请，要求调转到外地工作。日常表现不良，对组织不满（并有其他问题）。借（值）此运动开始，（他）大为惊慌，于本月17日下午当组织通知其集中学习当天晚上，不见其踪影。于次日组织派人分别到其家中和亲属（处）寻觅，均言不知。他原在厂内住宿，当天夜未归宿。据说，该人户口和行李已事先迁走。据此情况，我们估计该人有畏罪逃跑的可能。”[16]

三周后，由厂保卫股负责的对迟尉荣的调查取得了一些线索，举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即：

（1）“自一九五八年入厂任职期间，工作一贯消极，与领导对立，并经常和F市一同学（矿务局矿灯厂教员）通往信件，对社会不满，恶毒的攻击我党，对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对立的态度。例如：今年领学生参加劳动时，该人乘有个别学生不愿参加劳动之机会，煽动学生起来罢课。”

（2）“该人常与盗窃分子勾串，59年原化工玻璃厂技校学生符秀梅盗窃之一切物品，该人予以窝藏。”

（3）“58年至60年期间，该人领学生到D市旅行及多次到农村劳动中，利用职权之便，大肆进行贪污粮票，先后共计220余斤。在三反运动前夕，该人不但不进行坦白交待，而且扬言个人无有问题，当组织让他集中学习时，却畏罪潜逃。”

据此，厂保卫股申请向公安机关要求拘捕迟尉荣，称根据上述情况，已向区委“三反”办公室作了请示，区委已指示组织人员立即找回该人。“近接公安二处通知，该人现逃避于广州，并有逃往海外之可能。据上述事实，特请示分局批示归案拘留。”[17]

但是，A市公安机关尚未批准拘捕迟尉荣之际，迟尉却用最后十几元钱，靠假介绍信买了一张半价的学生票，自己从Q省G市乘火车于1960年12月6日返回厂里来了。其问题的性质，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峰回路转的情况。

迟尉荣一回厂，就被厂保卫股关到一间地下室看管起来，勒令其交待问题。迟尉自知问题严重，也无法可想，因此身处矮檐下的他十分配合，主动交待了多占粮票问题和厂方原本并不了解的D市医学院退款问题。由于“三反”运动中厂里查出的贪污案件不少，迟尉贪污59.4元和200余斤粮票的案子实在太小，保卫股原来上报的其他两个疑点都还只是捕风捉影，够上不立案的条件，因此，厂部很快就解除了对迟尉的看管，把迟尉放到一车间去做普通工人，交车间主任和几名工人骨干“监督控制”，以示惩罚。几个月之后，厂方在1961年8月底对迟尉贪污一案做了结论。结论中连迟尉跑去南方一事和曾有偷渡意愿一事都没有提及。厂方指认的问题仅为两项：

（1）“59年5月D市医学院退回多邮去的技校学生D市旅游之伙食费59.40元，该人没退还学生，而自己私自用了。”

（2）“59年五一节技校学生去D市旅行共收粮票1100斤左右，实际用560斤，在60年退还给学生300斤左右，剩下240斤左右，被该人贪污了。”

结论称：迟尉荣虽畏罪潜逃，但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之下，经过组织的耐心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主动向组织上交待了问题。通过了解，该人的交待和组织上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其本人亦有改过之表现，决心退回全部赃款。因此，厂“三反”运动办公室“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认定）该人属于一般贪污行为，不给予任何处分”。[18]

破罐破摔

迟尉荣并没有从这次涉险经历中取得教训。不仅如此，迟尉一直自视较高，不仅想去更好的单位，而且还想考大学，进一步改变身份。他在技校工作之所以不安心，包括抗拒领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自认为在这个工厂得不到重视，被大材小用。刚回厂时，他就知道领导对他的看法“是没个好了”。但因为多少还抱点希望，因此还主动配合厂里调查，就是指望着能保住自己的教师身份，至少还能做技术工作。如今一下子被降为普通工人，从一个技术员变成了每天一身臭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的烧炉工，其内心之难以接受，可想而知。

而恰好在这段时间里，迟尉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他由技术员降为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大大降低了，父亲的去世又使家里减少了一笔收入。虽然其父的病和丧葬工厂帮助了几十元钱，事后还把他的妹妹吸收到厂里来，以解决其家庭生活困难，但他到底看不到任何希望。

迟尉荣的父亲也是中学毕业，做过小学教师、洋行会计和国民党政府区公所的事务员。解放后失业，赶过几年胶轮运煤车，后来有了个机会，又进了一家工厂做会计。[19]父亲解放前后命运转折，特别是解放后家庭条件一落千丈，生活困难，以致四十几岁即告病亡的这种情况，也让迟尉荣很难接受。家中的变故，加上自己颜面不再，导致他开始破罐破摔了。

迟尉荣原本就喜欢吃喝玩乐，这个时候更是变本加厉地靠吃喝玩乐来消解内心的失落感。他常常公开讲：“只有傻瓜才用痛苦来折磨自己。”[20]在技校时，老师们通常有自己的工作和追求，迟尉很难和同事一起玩乐，因此他多半都是和喜欢玩的学生混在一起。到车间后，青年工人当中不少原本下班后就无所事事，熟悉各种娱乐场所的迟尉荣来到他们中间，自然就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一车间的不少青工很快就与迟尉成了好朋友，大家开始成群结伙地郊游、照相、打扑克、看电影、下馆子。一群人吆三喝四，四处张扬，有时还会冒充干部、工程师，或某高干的儿子，以显示身份地位之不同，以博一乐。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过去风靡于青年之中的跳舞热被当局叫停，公开开办舞会、提供舞场不大可能了，但青年人对跳舞的热情和向往依旧，而迟尉荣依旧会拉着大家跳舞。他的舞技也颇让许多青工着迷，青工们都愿意找机会跟迟尉学跳舞。用他朋友的话来说：不管他做了什么坏事情，他就是招人喜欢，不少人始终对他有较好的印象。[21]

在那个年代，吃喝玩乐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根本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享受。光是上街喝酒，每次都要花上五六元钱。而当时每个刚刚出徒的青工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一个月里出两三次钱，就要有十元左右的开销了。迟尉荣是领头的，又是各种活动的倡议者，他出钱的场合自然更多。原本经济上就困难得不得了，还要在这方面大把花钱，他也就难免有揭不开锅的时候。

1962年1月16日，好友尹铭德领了工资和保健的钱总共52.4元没有存进储蓄所。第二天上午，尹不在宿舍，宿舍门和抽屉都被撬了，尹的钱不翼而飞。事后，保卫股追查分析，认定迟尉荣的嫌疑最大。迟尉矢口否认，大呼冤枉，甚至写了遗书，决心以死表示抗议。但在公安人员来厂后，经保卫股反复逼问，他最后还是被迫承认是自己所为，交还了40元，余款随后由厂财务从其后一个月的工资中扣还给了尹。[22]

迟尉荣到车间当工人后，因为在青工中威望很高，拉帮结伙，直接影响到工人和厂及车间领导之间的关系。如厂职工食堂一向办得不好，主食花样少，且常常没有副食提供，工人们一直有意见。但过去工人很少，也不敢提意见。迟尉来后，很快就有工人给食堂贴大字报，批评厂方给工人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合理，管理一塌糊涂，弄得厂方十分被动。车间党、团及行政管理方面都认为是迟尉荣在背后怂恿，因而对迟尉深感厌恶。保卫股随即抓住迟尉这次的偷盗行为，于1962年4月13日填报刑事犯罪表，向厂部申请，要求将迟尉移送公安局，对迟尉做出刑事处分。报告称：

迟尉荣“1960年贪污学生粮票，逃跑广东，盗窃，挣钱不多，经常大吃大喝，拉拢落后分子，对党对人民不满，曾和朋友信来信往，蔑视我党。在学校当教员中经常用校报形式散布自己言行。和尹铭德二人比较密切，去年搞落后小集团，对领导不满，鼓吹挑拨，经常去娱乐场所游逛”。[23]

由于保卫股所举材料太过单薄，厂部没有批准转报公安局，此事遂暂时放下了。但保卫股仍旧认定迟尉荣是小偷。而这一年里，又两度有人报告说看到迟尉有偷窃行为。一次是撬互助金保管人的抽屉，因被车间团支部书记碰上未果；一次是宿舍蔡某丢了32尺布，有人亲眼看见迟尉往腰里塞布的情况，因无法证实，迟尉本人亦不承认，未能定案。

与此同时，1963年新年后，几个单身男女青工找迟尉玩，迟尉即教他们跳起舞来，一直跳到半夜两点多。之后男男女女几个人跑到楼上女工宿舍去睡觉，男女互相压在一起，还发生了已婚女工与迟尉荣“亲嘴”的“不正当关系”。因为此举发生在厂内，自然受到厂保卫股的干预和批评。迟尉打哈哈解释说，过节厂里不组织舞会，还不兴工人自己组织舞会啊？不久之后，在春节期间，因为在宿舍不能聚会了，迟尉和几个青工晚上干脆跑到某工友家里去打扑克，最后又是男女同宿过的夜。[24]

工厂中男女工人之间本来就容易出问题，迟尉荣和一群青工在一起，男男女女打打闹闹，甚至睡在一起，自然就更容易弄出偷情之类的事情来。迟尉虽然并没有领着工人“群奸群宿”，但如此热闹之后，也确实发生了个别男女青工事后私下性关系出轨的情况。这让保卫股，包括厂领导都极度难堪和气愤。保卫股长期以来因为技校和厂里频频发生失窃事件，破案工作跟不上，头疼不已。迟尉荣的事情出来后，自然就把眼睛盯在迟尉荣的身上，相信过去发生在技校或厂里的各种窃案，很可能都是迟尉荣所为。

经过反复研究，在厂部指导下，保卫股再度填报了要求对迟尉进行“劳动教养”的登记表，全面梳理了可以认定的迟尉的犯罪行为。其上报的内容主要如下：

该人在我厂技校期间，以关心学生为名，和一些女学生较为密切，当时即和女学生一起睡过觉，搞不正当关系，其中特别是和学生符秀梅的关系更为密切，二人进行过通奸，严重影响了校内秩序。

该人曾通过烧毁单据等手法，贪污学生去D市的粮票240斤和现款59.4元。

该人压制学生提意见，破坏整风运动的进行，虽经组织做了撤销其团支部职务的处分，却死不改悔。

该人1962年撬锁偷窃了尹铭德现款59.89元，事后百般抵赖，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承认了犯罪行为。

该人于1963年新年和春节期间，组织在宿舍跳舞，进行流氓群宿活动，破坏了集体宿舍的规章制度，影响极坏。而跳舞到深夜后，迟尉还和男女四人群宿，某女睡在迟尉的身上，某女躺在某男的大腿上，某女还和迟尉“亲嘴”，搞不正当的关系。[25]

除上述申报内容外，保卫股还整理了其他可能与迟尉有联系的犯罪嫌疑材料报了上去。其中涉及迟尉的窃案嫌疑有：

（1）1960年尹铭德在宿舍丢失手表后，尹曾亲眼看到迟尉荣戴了一块表（迟尉从来没有戴过手表），迟尉辩解说是几个同学合伙买的。后又有人看到符秀梅也戴过一块表，符解释说是迟尉老师给的，是迟尉老师和几个同学合买的。分析起来，尹的表应该是迟尉偷去的。

（2）1961年新年晚上迟尉上夜班，该组三名女工当晚也上班，但他们白天拿到的工资放在衣柜里，却在当夜被人撬开窃走。从时间上分析，80%以上是迟尉荣干的。

（3）同年一车间工具库丢失四件工作服，当时迟尉亦在车间替班，从分析怀疑上看，应该是迟尉荣干的。

（4）1962年春，负责保管互助金的曲某丢失互助金若干元，从当时情况和迟尉作案规律来看，70%是迟尉荣干的。

（5）同年夏，单独宿舍杨某丢了一条毯子，当天早晨迟尉刚好下班在宿舍，从分析看来，90%是迟尉荣干的。

保卫股的分析处理意见是：

（1）该人在技校期间就和学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玩弄女性，以洗相片为名和几个女学生同床睡觉，并和学生符秀梅通奸数次，严重影响了师生关系。在“三反”运动中还犯有严重贪污行为，本应忠诚老实地交待问题，但却畏罪潜逃，回厂后虽交待了贪污问题，其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却仍在作怪。

（2）该人在宿舍偷盗，造成职工精神恍惚，工作精力不集中，对工厂治安形成了严重威胁。

（3）该人拉帮结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化败坏车间青年，造成一车间青年团工作一年多来无法正常开展，青年普遍工作消极，思想落后，对团组织工作影响极坏。

鉴于该人屡教不改，“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规定，决定送劳动教养”。[26]

该报告和申请得到了厂部的批准，却未能获得市公安部门的批准。迟尉荣又逃过一劫。

自谋财路

无论厂保卫股的怀疑是否确实，迟尉荣在厂内有偷盗行为已经被厂方认定了。迟尉当然知道这样下去的害处。尽管有好友证实，迟尉荣并不认为偷窃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公开讲过：“人太穷了，不偷怎么办。”但是，这并不等于迟尉认可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他在日记上曾特别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奸、懒、馋、滑、坏，偷、摸、拐、骗、崩。”他很清楚，人学坏是由自身的一些坏毛病促成的，而一旦走上偷摸拐骗的道路，总有一天会走到被枪毙的那一步的。[27]因此，他并不希望自己再犯类似的错误。

因为厂里把他看成是破坏单身宿舍规章制度的始作俑者，为避嫌，也为避免再和厂里频繁出现的偷窃事件扯不清关系，迟尉在1963年春节后就搬回家去住了。回家后，迟尉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缺钱的问题，于是，他和自己的亲戚，以及街道上一些在社会上混日子的“盲流”，或因太穷而到处想方设法找门路求财的工人走到了一起，逐渐干起了倒买倒卖和长途贩运的勾当。

他先是和几个人一起倒卖粮票、布票，也到车站去贩卖过香烟，包括向从小一起长大的劳教分子许诺可以帮其办工作证，以此从劳教分子处借过钱和粮票。后经叔伯姐姐介绍，又和山东“盲流”王鹤亭等人做起了倒卖废铜的事情。王长期做贩卖青菜和花生的营生，比较懂得做生意的窍门。迟尉便拜王为师，为居无定所的王提供住处，包括把王偷偷弄到厂里去住。通过这种办法，他们结合在一起，先是在A市找那些收废品的，或是从专偷厂里铜件的人手里收购“废铜”，然后坐火车运到H省或E省等地去出售。因为两地买卖废铜一斤有0.5——1元的差价，因此一次带去三四十斤，就能有二三十元的收益。迟尉荣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之后每逢上夜班时，就到处跑着去收废铜，然后乘周休时坐火车北上贩卖。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并不允许私人贩卖。长途贩运也好，买卖废铜也好，都被定为违法犯罪。因此，迟尉荣等每次也都只能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即使这样，有时还是难免会被工商查扣。一旦被工商部门检查人员发现，他们就只好丢掉东西走人。故跑一次平均下来，他们每人其实也只能挣几元到十几元钱。

终于，到1965年5月18日，迟尉荣不知道王鹤亭因“盲流”贩私，已经被公安机关收容拘留，准备遣送回乡。在等不到王的情况下，他一个人用全部新发下来的工资，在A市买了四十几斤铜件，拿到E省E县去贩卖。不料，在贩铜时被当地工商部门政治处市场管理所连人带铜一并查扣了。因为他卖的所谓“废铜”多半是机械零件，加上那时厂里正在搞“四清”运动，迟尉不敢讲出自己的真名，硬着头皮编了一个假名，跟对方说自己是×××矿的见习技术员，回A市探亲，废铜是父亲收废品所得，因听说E省收购废铜，父亲叫他利用假期过来卖，以贴补家用，因此就跑到这里来卖了。

他在“承认书”中写道：“自己确实不知道不应该卖，所以才来的。另一方面，自己考虑这些废旧物资大部分是父亲几年拣来的，放着也是放着，不如卖掉好，所以便拿到这里收购站来卖了。”现在自己知道这是不对的了，“回去后一定劝阻父亲不要拣些国家暂不收购的东西，不应搅乱市场的管理，自己也要认真学习，提高觉悟，回去好好工作”。[28]

因为市场管理所不具有扣押私贩人员的权力，只能扣押违规贩卖的物品，因此，迟尉荣在认错交待后便被放回了。管理所进一步按照他提供的人名、地址去函A市和×××钨矿相关机构查询时，自然发现基本信息都是假的。该所最后只好将迟尉这次带去的废铜，连同从他身上查出的人民币，总共76元（给迟尉留了5元做车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了。[29]

这一次迟尉荣损失惨重，全部工资都买了废铜，回来后一文不名，家里吃饭都没钱了。不得已，他只好把舅父存在家的自行车擅自卖了，花很少一点钱买了一块旧卡马表，把剩下的钱交给家里做生活费，然后骗舅父说拿自行车换手表了。[30]

全厂批斗

迟尉荣的大多数问题，这时都还是经济上的小偷小摸和生活上的吃喝玩乐。其几度逃脱了被判刑或劳教的危险，也都是因为多年来厂里基本上还都是把他的问题看成是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然而，1965年A市厂矿企业已开始进行“四清”运动。与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不同，城市厂矿中“四清”运动的斗争任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市里派出的工作队直接驻厂进行清查，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干部，而是指向工人，工作队的基本工作就是在厂长、党总支的帮助下，清查厂里工人中的“牛鬼蛇神”。迟尉荣的问题自然早就成了工作队调查的重点之一。

按照“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的观点来调查迟尉荣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查他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了。工作队很快就发现了迟尉对社会明显抵触，甚至是怀有不满的情绪。

其实，还在被免去团支书之后不久，迟尉荣就有过可以划为“反动”的政治言论了。比如，他原本是对厂里党政领导的不满，抱怨时却常讲出些对共产党和新社会不满的话。还在1960年离厂前后，因为被整、被关和被贬去当工人，他就不止一次地当着学生和工友的面抱怨过，说：“这叫什么共产党，还说共产党好呢！”[31]

因为思想上对厂方处理极度抵触，在社会上又无路可寻，他抱着一种“苟且偷生”的屈辱感，越来越多地开始比较各种观点，尤其容易同情对现实政治具有批评性的言论。他收听过台湾的《自由之声》的电台广播，并津津乐道于批评大陆缺吃少穿、商品短缺的讥讽节目。他看《参考消息》，注意到西方国家人民可以反总统，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自由的一面。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资料集”，他对某“右派”讽刺新社会官僚制度的对联极感兴趣，到处转述：“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给玉皇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下十八层地狱替小鬼挖煤。”

在工人中间，迟尉无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有文化，表现很豪爽大方，很会交朋友，因此，许多工友都愿意和他交往，并不在意他自身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对工友们的问题也从来是有问必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如有工友对市场上没有东西卖很不满，问：现在商店根本就是陈列馆，为啥报纸上不报呢？他回答说：“右派分子不是说了吗，共产党的报纸不就是报喜不报忧么？”

有工友对社会上到处都是不讲真话的政治宣传感到不解，问：是不是哪个朝代都是这样，都为自己做宣传？他回答说：一切宣传都是为当政者的统治服务的，各讲各的理。比如，解放前国民党在A市大街墙上到处书写“杀猪拔毛”的标语，就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咱们今天说别的国家是统治，咱们国家就是领导，其实统治和领导有什么区别？共产党领导中国，不就是统治中国吗？[32]

迟尉荣姑父的儿子在香港，他比较清楚香港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像姑父的儿子刚一从学校毕业就拿三百九十元港币的薪水。姑父的哥哥死了，办丧事就花了两千多港币，亲戚朋友就送了一千六百多元。因此，他不仅不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如何水深火热的政治宣传，而且在思想深处很羡慕所谓的“自由世界”。他私底下经常和亲近的工友讲，香港的生活怎样怎样好，吃饭不要粮票，买衣服不收布票；美国纽约大街上的楼房有多高，美国的胶鞋质量有多好。说我们吃饭还要限量，而且买啥没啥，现在辛辛苦苦地还在追求什么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四大件。在西方和香港，汽车早就代替了自行车，电视机早就代替了收音机，电动缝纫机早就代替了脚踏缝纫机。说西方国家中言论怎样自由，不受限制，在美国公开骂总统都行；在中国，到处都是“便衣”，老百姓能讲政府坏话么？[33]

对政治思想高度敏感的工作队早就发现了迟尉荣这方面的问题，但最初因为厂里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和动辄与厂领导唱反调的人物，远比迟尉荣更重要，因此一时完全没有顾上理睬他。但“文革”意外开始后，厂内一些受压制、被打击的基层干部和工人受到“造反有理”的革命浪潮推动，闻风而起，开始写大字报，矛头直指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党政领导人和维护厂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在这种情况下，厂党总支和工作队也不甘示弱，先是把带头写大字报的张某某打成“反革命分子”，然后利用工作队“四清”以来整理的各种黑材料，组织党团骨干，以揭发批判的名义，大贴大字报，揭出诸多干部工人不为人所知的问题，一下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下层，从而使工作队得以重新集中整治那些“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分子。[34]

在这种情况下，厂里各种揭发批判基层干部工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工作队此前调查整理的个人隐私和案底大批地被公布了出来，有心造反者人人自危，部分急于想脱身的人，也赶快站出来揭发检举，转移矛头。迟尉荣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公开出来，成为厂里群众“批判斗争”的对象的。一时间，各种揭批迟尉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工作队组织的各种批斗会，都会把迟尉荣拖到台上，按脑袋、扯衣服、拽膀子，迫使其低头弓腰，接受批判者慷慨激昂的批判和斥骂。[35]

7月中旬，工作队更整理出迟尉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正式提交党总支会议讨论。材料归纳迟尉的问题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党中央、毛主席恶毒攻击和诽谤。

（二）积极筹备经费，企图投敌叛国。

（三）收听敌台广播，极力吹捧右派言论，进行造谣污蔑，大肆宣扬香港和美国生活方式，对现实极端不满，梦想变天。

（四）品德败坏，追求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宣扬资产阶级余毒，借机腐蚀青年。

（五）不顾国法，横行厂内外，为非作歹，冒充国家干部，扰乱社会治安。

（六）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窝藏坏人。

材料提出：“根据中央对专政对象规定精神，（迟尉荣）为专政对象六种人第五种为思想反动分子。为教育本人，提高群众觉悟，挽回该人在群众中给党造成的损失，我们意见，提交群众斗争，斗倒斗臭。”[36]

经党总支会议最后决定，迟尉荣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因此和其他厂内反动分子一道，成了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头一批被定性的社会敌人。[37]

问题起底

迟尉荣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从厂里1966年6——7月集中调查取证和群众揭发检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迟尉的问题基本上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不满领导，思想消极，言论落后。比如迟尉经常把领导对他与学生恋爱的干预、批评和处分等，看成是有意整他。认为领导喜欢的都是溜须拍马之辈，谁当领导都是要管人，要统治的，要为自己宣传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认为中国内地不如香港，不如西欧和美国，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困难，而且不自由。

二是生活大手大脚，吃喝玩乐，男女关系不检点。许多人都举出迟尉喜欢吃喝玩乐、泡“马子”（指不正经女人）、交损友的例子，并且对迟尉与女学生符秀梅谈恋爱出双入对，在厂同居和当众举动过分亲密有看法。特别是迟尉在技校和在车间工作时，经常与男女学生或男女青工群宿，甚至男女同卧一床一被，搂搂抱抱，受到揭批最多。[38]

三是偷摸拐骗，作风不正。揭发迟尉荣有偷摸拐骗行为的，有迟尉的学生李凤仪和迟尉的好友尹铭德。据李凤仪揭发，迟尉在1960年南下广州前，曾拐骗五六个学生的钱，“多者二十元，少的十元”。[39]尹铭德则揭发，他和迟尉在1961年乘帮助卸车之机，合伙偷了好几筐土豆和地瓜；迟尉在1962年1月17日偷了他刚刚拿到的全月工资和保健费。[40]李彦俊揭发，迟尉不仅倒卖国家禁售的铜，而且往返A市、H市经常不买车票，用旧票把检票孔补上后当新票用。[41]

所有出来揭发检举迟尉荣的学生和工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迟尉的路子广，在社会上有人缘，一般人见都没见过的香港、台湾的邮票和侨汇券，他都能搞到。A市“东北”“民族”“群众”“新光”“光陆”等电影院，红光剧场、建筑公司俱乐部以及工人文化宫等舞场，迟尉都认识很多人，因此这些地方的电影票、剧票和舞票，他没有弄不到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和活动在这些场所的一些流氓团伙都拐弯抹角地有点认识，能够搭得上话，知道什么团伙在什么场所活动。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包括居住的街道，就有这样的亲戚和朋友，不少人就和这些团伙有扯不清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团伙的人“我都认识，就连他们现在作什么，哪个什么时候被捕过，我都知道”。[42]

如迟尉荣的一个发小王洪才，就是一个惯偷。迟尉荣读中专，他就进了工读学校。但迟尉从来不回避和讨厌他，相反，每次王出来，迟尉还会和他一起去舞厅玩，并向他借钱来花。[43]

迟尉的另一个邻居王洪发，也是偷东西。先是因偷舅舅手表被××区公安局拘留七天，放回后开始四处游荡，到处偷窃，接连被抓。而他抓了跑，跑了抓，连续几年，最终被判刑入狱劳改。而他也是和迟尉家兄弟很熟悉，迟尉的弟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也学会了偷东西，并因为偷东西在1963年被公安局拘起来过。[44]

迟尉的叔伯姐姐和迟尉住在同一条街上，其丈夫也是迟尉的同事。也是因为穷，和山东来的“盲流”王鹤亭伙在一起做贩卖花生的生意。丈夫因为要上班，迟尉的这个叔伯姐姐就和王到歪头山去贩花生来私卖。跑了一个月，两个人就好上了。迟尉荣加入他们，一起贩铜后，两个人已经弄成了婚外情，孩子也不要了，一连几次被丈夫接回去就跑，最后只好离婚了事。[45]

事实上，从大量揭发检举和证实材料可以看出，迟尉荣的种种问题，大多与当时A市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像××区这样的工厂区，很多工人和城市贫民收入微薄，许多家庭吃饭穿衣都很拮据，谋生手段又受到太多限制，不可避免造成流氓偷窃、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活动盛行；另一方面，社会上消费享乐的条件固然已经被极度压缩，但那个年代里电影院、剧院、俱乐部以及百货公司等周围之所以会存在流氓团伙，正是因为那些场合还有着能够对人产生诱惑的消费和享乐刺激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场合里才会有不少所谓“马子”听凭男人勾引，以便从前来消费和享乐的男人手里获取一些钱财。只不过，根据证实材料可知，这些女人出卖一次色相，多半也只能换取区区半斤粮票或五毛钱。[46]当时A市底层社会生活水准之低，由此可想而知。

一方面，相当部分底层工人、贫民生活水准很低；另一方面，社会贫富、等级和各种物质待遇或享受的差距明显存在，从而也就为迟尉荣的“堕落”打下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事实上，从厂方外调得来的×××矿当年就迟尉荣六人拒不服从工作分配离职回家的公函中，就可以看出，迟尉荣等年轻人走向“堕落”，确有当时社会影响的作用。在他们那样一种思想基础上，日后是否会走向“堕落”根本上只是一个时机、条件和环境的问题。任何条件、环境的不适应或诱惑，都可能使他们走上类似迟尉荣所走的这条道路。

该函是这样说明此六人当时的态度和表现的：

陈××等六同志自1957年8月17日从冶金部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彩矿班毕业分配来矿，于9月6日到达，于10月14日先后申请离职回家，一个多月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住招待所玩、打球，和无理取闹。经再三说服教育，除陈××先后上过五天班外，其他崔××、吴××两人先后只上过三天班，唐希贤仅上过一天班，迟尉荣、赵××两人连一天班也没有上。

这六名学生到矿后，组织上考虑到他们是东北人，初到南方在生活习惯上的困难，因此在各方面都给予了较多的帮助和照顾，能解决的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说没有带衣服，答应多发给他们一些布票；说没有钱，立即批准借支；说身体不好，立即介绍到医院进行检查透视，并告诉他们，如果身体真正不好，经医师证明，在分配工作时，可做适当照顾；说生活不习惯，准许他们先到区观看一段时间，待稍习惯后再正式工作。总之，凡是能照顾的我们都尽量的照顾了。但他们仍然一再的无理取闹，不服从分配，不愿到坑内去参加体力劳动，盲目的叫喊自己身体不好，住在招待所散布不良空气，无中生有的说我矿矽肺病如何严重，并谩骂原学校组织与政府是“骗子”，他们是被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抱着对党、对他们本人负责的态度，分别由矿长、党委书记、干部科负责同志进行过无数次的谈话，企图挽留，但他们仍然不顾国务院与冶金工业部的规定，没有任何理由的要求不进矿，不参加体力劳动，并提出很多客观上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来为难组织。如害怕矽肺，他们要求每人发给一套防毒面具才进矿，否则就不肯留在本矿工作，要回家，或回学校找教员算账。在无法挽留的情况下，经我矿请示局，没有同意他们回校，批准了他们本人离职回家，自己找工作的申请，并按规定发给了他们至家的旅差费。[47]

“戴帽”定性

揭发迟尉荣的大字报是尹铭德1966年6月贴出来的，这之后工作队即把突击调查迟尉荣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保卫股。保卫股马上把所有与迟尉有过来往的学生、工人都找去单独谈话，交待政策，说明利害关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老实坦白交待所知道的迟尉荣的一切反动言行和犯罪事实，不许有丝毫保留和包庇。

在整理出一堆揭发证明材料之后，保卫股就通过厂部和工作队，组织工厂党团骨干，据此上纲上线，用大字报的形式炮轰迟尉荣。与此同时，保卫股一面接连把迟尉荣揪出来批斗或陪斗，一面一遍遍地对迟尉进行讯问。讯问者有的唱红脸，再三劝告迟尉把厂里一直没有破的各种盗窃案都交待出来，说什么：“就承认了吧，我知道你生活很困难，也不让你赔，全家依靠你，我们也不处分你。大家都是老同志了，你就相信我吧。”有的唱白脸，冲着迟尉大呼小叫，满嘴“三字经”，恶狠狠地斥骂说：“你小子是狡猾的，别跟我耍你那一套，你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不说能行吗？不说就治你，你想要进班房啊，随你。群众说你有，你就有，你赖得掉吗？”

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威胁。8月初批斗大会以抗拒为名将张××当场交公安机关，宣布逮捕法办。眼看着张被公安机关押走，迟尉荣不能不感到心惊肉跳。

大会刚一结束，迟尉又被车间组织的小会进行批斗，逼其承认和交待历次偷盗行为，而且是点名要他承认偷过尹铭德的手表、蔡××的32尺布料等等。迟尉荣自感不承认不行了，回到被看押的房间后，即要来纸和笔，极尽低三下四地写出了生平最谦卑不过的一份“悔过书”。

他写道：

敬爱的党、亲爱的全体职工同志：

我有罪，我要求组织上给我从严处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职工同志，我已经是一个罪人，自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组织上不但不马上处分我，群众不但不抛弃我，反而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帮助我，启发我，引导我。然而我还是顽固不化，和组织上闹对抗，态度不老实，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没有认识，抗拒运动，我是一个十足的罪人，应该得到法办。但今天听完张队长的报告，感动了我的心，通过对李建忠的宽大处理，使我更进一步相信党的方针政策是说了算数的。我今天从心里往外感谢党。敬爱的党，你比我的爹妈还亲，自己在爹妈面前有过错还要挨打挨骂，然而伟大的党你对我总是关怀无微不至。……七八年了，我没有和党说过知心话，这真好像七八年没有叫声爸爸、妈妈了。今天第一次又喊出了爸爸、妈妈，感到格外亲近。敬爱的党，我下边和你说上几句知心话，就是我要彻底坦白罪过。我过去错了，从严处理我吧，否则我心里会更难受的。

他承认自己1960年盗窃了尹铭德手表，1962年偷窃了蔡××32尺布料，并交待了1965年多次贩卖废铜投机倒把的情况。[48]

但是，一直对厂里盗窃活动无可奈何的保卫股人员并不满足。他们乘胜追击，又举出一件又一件失窃案件，要迟尉荣承认是他所为。迟尉既然已经开了头，自然也不在乎多一件少一件了，因此，在新的认罪书里，他按照保卫股和揭批人指明的问题，又进行了补充。承认：1961年元旦偷了陈××放在床上的棉大衣一件，1962年9月偷了陶××宿舍里的一床被子，当年还偷了户××的一床毯子，还顺手牵羊在洗澡堂偷了一位同事上衣口袋里的4元钱，等等。[49]

在揭批迟尉荣的盗窃行为取得重大进展后，负责审问迟尉的干部开始把迟尉的问题往政治问题上引，当面点出了迟尉的同事揭发出的迟尉的“反动言论”。迟尉于是又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思想上的“反动”。当然，迟尉知道政治问题远不比偷盗，弄不好会掉脑袋。因此，他还是极力在为自己说过的话进行了一些辩解。

比如，尹铭德揭发迟尉不让工人埋头苦干，说必须讲究方法，拍马屁的事不能干。他的解释是当时自己对组织不满，认为像自己这样就是累死了也不能得好，尹总说得学会溜须拍马，取得领导的信任，自己对这样做很反感，也反对尹用这种方法去靠近组织。

比如，尹铭德揭发他讲头可断、命可亡，决不能让真理降伏在暴力者的淫威之下。他解释说当时自己认为在玻璃厂没有道理可讲，讲这个话的目的就是不想屈服于厂领导的压力。

再比如，尹铭德揭发他讲国民党是统治，共产党也是统治。他解释说，自己只是讲一切制度宣传都是为统治者的，在国民党时期这些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在我们无产阶级统治时期，它们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50]

当讯问的干部把大部分揭发、检举和证实材料中提到的问题一一点醒给迟尉荣，并最后向他宣布政策之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政治言论上已经惹了大麻烦，要想取得从宽的处罚，必须来一个“竹筒倒豆子”不可了。

为了取得工作队和厂保卫股的同情，他一气写出了长达三十页的交待材料。他开篇先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说句老实话，自己从内心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反感的。尤其是党对我的关怀更是亲。自己生活有困难，党几次补助我，没钱买粮，补助我钱；父亲有病，没钱治，一次补助过我60元；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厂子用木料给做了一个；家中人口多，穿衣服有困难，党补助过我多次布票和棉布、棉花；粮食不够吃，给我议价粮。这些关怀自己不是不受感动，从内心也是感谢党的。但由于……自己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埋怨情绪大，往往由于不满一些领导而发出不满党的言论。……不论怎样，这些言论的出现，说明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造成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因此今天自己不但要全部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而且要进行批判，往纲上拉，往原则上拉，进行批判。

他随后把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分成几个方面做了交待说明。这包括：

（1）散布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

（2）传播和进行反动宣传；

（3）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

（4）散布右派分子言论。

同时，他还归纳了自己的其他几方面问题。包括“不安心工作，私自潜逃、叛国投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品德败坏，破坏制度，破坏治安”。对大字报上新揭发出来并把矛头指向他的偷盗事例，他又承认了七八件小偷小摸的问题，如换工作服时，把别人交来很新的上衣自己穿了；看电影时和几个青工顺手偷了影院边上商店里的11元钱大家花了；几个人在行政仓库里偷了几把扫帚、几个灯泡，在工会仓库偷过旧提琴和二胡、京胡；和一些工人在厂里偷过地瓜、土豆，在农场劳动时偷过稻子、麻袋；在厂图书馆与人合伙各偷过几本书；等等。[51]

1966年9月间，群众斗争的这一波高潮告一段落，各种批斗会和直接针对迟尉的大字报都减少了。迟尉荣的精神压力减轻了许多。而这个时候，他对此前因害怕被打被判刑而做的种种不实的交待，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明显有些坐卧不安，担心工作队和厂领导会按照自己所做的极不准确的交待来给自己定案，因此，他几度试图向工作队和保卫股的干部讲述事实真相，修改前面的某些供述。

迟尉荣意图翻案的态度，使厂方极其不满。1966年10月19日，工作队和厂总支就迟尉荣的问题形成了最后的处理意见。报告完全没有提到迟尉的贪污盗窃问题，直接认定迟尉的问题主要为政治问题。这包括：（1）企图投敌叛国；（2）进行反动宣传；（3）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

工作队及厂总支据此做出的处理意见是：

根据该人上述错误事实，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群众批判后态度仍然极不老实，继续和群众对抗，会上承认，会后翻案，不低头认罪，无悔改表现，因此，经群众讨论决定，定为思想反动分子，戴上帽子，留厂监督劳动。[52]

就在工作队和厂总支拟定迟尉荣定性及“戴帽”报告的当天，得知最后决定就要出台的迟尉荣，也急急忙忙写了一份申诉书。大意是说：

（1）技校校刊上那一首题为“勇敢”的诗，其实不是他写的。

（2）说我在日记上写“从今以后便开始偷、抢、骗”，这话不但没有写过，连说也没有说过。

（3）说他冒充国家干部，并不是他冒充，当时是其他工友说的，他还批评过那个工友。

（4）姑父是给过我侨汇券，这是亲属给的，为什么这也算他的罪恶？

（5）说他给高××去信叫她等待时机，并说“共产党是什么党”，这话他根本没说过。本来就是偷着走的，自己还顾不过来呢，叫她等待什么时机呢？

（6）说他说美国的球鞋好，说姑父由香港给他寄一双球鞋。其实那是上海出口的，他根本没有说这鞋是美国的。

（7）说他在运动中和反动分子订攻守同盟。没有这事。他希望别人帮他想一想有什么他没想到的问题没交待，这怎么算是订攻守同盟呢？

（8）说他对粮食政策不满，煽动人写大字报。他自己不知道煽动过谁写大字报了。食堂打架是因为排队加塞儿的问题引起的，和不满粮食政策毫无关系。

（9）说他吹捧蒋介石的政治手法高。他讲的是蒋怎样杀他哥哥，和蒋的出身，他说了蒋的手段卑鄙，这能算是吹捧蒋吗？

（10）说他积极筹备经费准备叛国投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1960年8月他接到×××矿的通知，允许其回矿工作，为此他准备了一部分工资并借了一部分钱，并不是准备叛国投敌。

（11）在厂内单身宿舍盗窃的问题是他自己给自己扣上的。在斗争会上和会后群众点、领导点，他都承认，原因是害怕挨斗，尤其是怕挨打。他根本就没有偷过尹××的手表，也没有偷过蔡××的布，也没有偷过陈××的大衣，也没有偷过陶××的被子和户××的毯子。事实上，只要查一下他上班的时间，了解一下32尺布他如何能塞进衣服里带走，看一看他供述中的明显矛盾，就会知道那些供述是不得已的、虚假的。

当然，迟尉荣也没有想要全部翻案。他在申诉信的最后写道：“除以上没有的，其他全部都有。”[53]

迟尉荣又一次走了狗屎运。他的问题刚刚被政治定性，“四清”工作队就因为执行了“反动路线”，错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包庇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被全部撤走了。厂里受到压制的干部工人立即群起成立造反组织，转过头来批判揪斗厂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抄没和销毁工作队制造的各种黑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迟尉荣的问题自然又被挂了起来，虽然厂里的一些人，包括保卫股和车间主任等旧的干部，都坚持工作队和厂总支此前的决议，拒不承认迟尉的各种政治权利，迟尉则跃跃欲试，想要为自己翻案。

他在1966年12月15日张贴出一张长达十四页的大字报，全面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保卫股和工作队干部诱供逼供的种种做法，强烈要求工作队回厂检查，并退回他被逼写下的各种检讨交待，销毁黑材料。[54]

不过，迟尉荣已经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的命运了。因为无论哪一个造反派组织，都很难把迟尉荣这样有“劣迹”的人当成自己的同类。1968年底，造反组织成立的厂革委会再度调查了迟尉的问题，但当时未做出结论。而随着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布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又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迟尉荣，不可避免地又成了审查和打击的对象，并再度受到了批判。[55]

由于本文所据档案文献，只有“一打三反”运动中对迟尉荣案的个人揭发证实材料，而无运动定案材料。在能够找到的当年该厂内的老人中，也多不记得迟尉荣其人后来的去向。因此，我们目前还无从判定迟尉荣的问题是否最终正式定案，更不清楚迟尉本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但可以想见的是，虽然迟尉荣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大概也难有咸鱼翻身之日了。

[1] 　《××矿致中南钨矿局、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1957年10月29日，《迟尉荣档案》，《A市药用玻璃厂档案·保卫档案·贪污类》（全宗号2，档号15），无页码。（因所有文件均来自此档案，故以下只用《迟尉荣档案》，不再注明原出处。）

[2] 　《代××证实材料》，1966年8月2日；《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 　《窦××证实材料》，1966年7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 　《王××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 　《窦××证实材料》，1966年7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6] 　A市药用玻璃厂共青团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团纪处分的报告》，1959年9月27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7] 　《迟尉荣的反动言行》，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8] 　《支××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9] 　《那××证实材料》，1966年7月14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0] 　厂方认为迟尉贪污的这批粮票有240斤左右。见《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贪污问题的结论意见》，1961年8月3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1] 　《迟尉荣交待材料》，无日期，《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2] 　《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3] 　《迟尉荣的贪污综合材料》，1961年8月13日；《吴××证实材料》，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4] 　《符秀梅证实材料》，1966年8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5] 　《迟尉荣交待材料》，无日期，《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6] 　《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支部关于对贪污盗窃分子——迟尉荣畏罪潜逃的报告》，1960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7] 　《A市化工玻璃厂保卫股关于拘捕贪污分子迟尉荣畏罪潜逃的报告》，1960年11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8] 　《中共A市化工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迟尉荣贪污问题的结论意见》，1961年8月3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19] 　《抄录××坦白登记表》，1966年7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0] 　《尹××揭发材料》，1966年6月18日，1970年5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1] 　《尹铭德揭发材料》，1966年6月18日，1970年5月2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2] 　同上引注，并见《A市药用玻璃厂保卫股对流氓盗窃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3年3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3] 　《A市药用玻璃厂刑嫌分子登记》，1962年4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4] 　收发室收发员说迟尉等人是从大门走的，尹铭德多次回忆都说迟尉等是翻工厂墙出厂的。《温××证实材料》，1963年2月24日；《尹铭德证实材料》，1966年7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5] 　《温××证实材料》，1963年2月23日；《于××证实材料》，1963年3月11日；《A市药用玻璃厂劳动教养对象登记表》，1963年3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6] 　《A市药用玻璃厂保卫股对流氓盗窃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3年4月1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7] 　《车××证实材料》，1966年7月7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8] 　《××承认书》，1965年5月18日；《E省E县×××市场管理所询问笔录》，1965年5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29] 　《E省E县×××市场管理所市场违法行为处理书》，1965年6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0] 　《迟尉荣交待材料》，1966年，《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1] 　《高××证实材料》，1966年7月13日；《张××证实材料》，1966年7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2] 　《尹××揭发材料》，1966年7月19日，1968年12月1日，1970年5月28日；《王××证实材料》，1966年7月1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3] 　《迟尉荣的反动言行》，1966年7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4]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转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4989.html。

[35] 　《迟尉荣大字报抄录》，1966年12月1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6] 　《医药A市分公司工作队药用玻璃厂工作分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迟尉荣的综合材料》，1966年7月29日。

[37] 　《A市药用玻璃厂工作分队批斗对象审批呈报表》，1966年7月3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8] 　《王××证实材料》，1963年3月11日；《高××证实材料》，1966年8月3日；等等，《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39] 　《李××证实材料》，1966年7月2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0] 　《尹××证实材料》，1966年8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1] 　《李××证实材料》，1966年7月，《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2] 　《杨××证实材料》，1966年7月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3] 　《王××证实材料》，1966年8月6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4] 　《王××证实材料》，1966年8月6日；《徐××证实材料》，1966年7月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5] 　《王××交待材料》，1965年12月2日；《白××证实材料》，1965年12月2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6] 　《尹××证实材料》，1966年6月18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7] 　《××矿致中南钨矿局、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1957年10月2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8] 　《迟尉荣悔过书》，1966年8月，《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49] 　《迟尉荣认罪书》，1966年8月13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0] 　《迟尉荣认罪书补充交待》，1966年8月15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1] 　《迟尉荣交待材料》，1966年8月下旬，《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2]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A市分公司四清工作队A市药用玻璃厂分队、A市药用玻璃厂总支委员会对思想反动分子迟尉荣处理报告》，1966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3] 　《迟尉荣申诉材料》，1966年10月19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4] 　《迟尉荣大字报抄录》，1966年12月15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55] 　参见《尹××证实材料》，1968年12月1日，1970年5月28日；《马××证实材料》，1970年5月30日，《迟尉荣档案》（无页码）。

六、沉重的档案

一位文化教员交出日记的遭遇和影响

档案决定人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只不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每个人被组织的形式有所不同。最严格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个人，他们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单位的。组织对单位社会中人的一个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人事或干部档案。那里面或简或详地记录着每个人出生以来的每一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个人的一生，档案如影相随，调动、升迁，甚至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档案里面记了些什么有关。由于每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同，每个人档案的厚薄也不相同。但不论厚薄，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下面是一封求援信，是一位被自己的档案害苦了的干部，改革开放后请求他过去单位的老领导帮助他撤销档案中污点记录。信称：

马政委：

您好！我有件事情，从1955年以后就一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虽不是右派，却比右派的情况还要糟些。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妻子儿女，使全家蒙受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不幸遭遇。

根据中央政策，右派问题解决了，而我的问题却没有解决（结论是思想认识问题）。数次写信到部队都未回复。现在我们单位主张解决，但因规定文革前的问题要由原单位解决，如原单位不存在，可由现单位处理。因此，已转请部队解决，但文去后也未回复。

您是当时处理我的问题的负责人，所以恳求您为我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符合党的精神。您是党的高级干部，我相信您会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具体详细请您看申诉附件。[1]

随信所附附件的内容摘要如下：

我从1947年秋直到1955年肃反运动止，共写了几千篇日记。我的日记……我认为正确的认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后来，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如对部队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有折扣、农民生活苦等等有看法。……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我认为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机会，在小组会上念过几篇之后，便主动交了日记，包括从蒋管区（1947年）至参军后的日记。由于改造不好，认识不够，对我党我军的个别问题有着错误的认识。当时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时的审查，我认为也存在问题。虽然结论是认识问题，但在审查中采取了隔离，把一个革命者看成是不革命的，结论时又有断章取义，为观点找材料的现象。这在当时来说不很恰当。尤其是把结论中的材料放入档案后，不仅影响了我个人的进步，也影响了家庭，以致给个人造成了不应有的痛苦。几次政治运动，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落后”、“反动”等等。

根据现在中央精神，我希望……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不应当放进档案，要求从档案中撤出来这些材料。[2]

写信人叫尚昊文，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参军，1956年转业。本人历史清白，建国后也都受过“戴帽”或管制之类的处分。他的不幸，仅仅在于其档案中收录了他的一部分日记，和原单位根据这些日记的内容所做的调查处理的过程材料。

这些日记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个人日记为什么要交给组织？交组织后又引起了怎样的后果？日记的哪些内容被记入了档案？除了日记外，还有什么足以毁掉尚昊文半生命运的内容被放进了档案里？这些内容又为什么影响重大？这些是下文想要说明和回答的。

问题日记

按照尚昊文的说法，他是1949年初从S市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解放区去的。“到解放区后无论平时、战时，都没有动摇过。”虽然他在建国后对一些情况看不惯，有些失望和怀疑，但是自己对中共革命的理想诉求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此，自己一方面在日记中表达了内心的疑惑和不满，另一方面也渴望得到组织上的帮助，解决自己思想上的困惑和问题。这也是他始终坚持几千篇日记中“既有正确的认识，也有错误的认识，但我认为正确的认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原因。[3]

但是，在尚昊文的档案中，我们没有可能看到尚昊文那几千篇日记。读档人所能看到的，只有两部分日记：一部分是“肃反”运动期间他所在部队摘录出来为尚昊文问题定性的十四篇日记的片断；一部分是当年运动中斗争小组因准备向尚昊文展开斗争抄录下来，没有列入十四篇的另几篇日记。在尚昊文从1947年到1955年所写的几千篇日记中，这个数量连1%都不到。而且，被收入档案中的全都是当年被组织上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日记，连一篇尚昊文所说的“正确的认识”的日记都没有留下。

那么，被装入档案的日记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呢？现摘录主要内容如下：

1950年1月27日

……企图把白变成黑的，把联合政府变为一党专政，将人民大众活动范围缩为某一集团的活动范围，在美其名上说一套我的政策，公开的不排外，实际上是你不参加我的组织，就是不进步，就把你视为群众；你在政治上应享三分权利，只给你一分，这难道是实际行动吗？骨成山、血成河的胜利果实，难道只供你某一集团去玩味吗？

如果脑筋稍为灵活一点的人们，一定清楚这不是应该的……

1950年1月28日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很合理的、很坦白的指出了中国人民过去的病灾……被他领导的先生们，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去执行现实，就应当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他们一发现别人有发挥个人的个性的时候（不是反人民的个性），就恫吓呢？为什么他们以各种制造的借口排斥别人，甚至用好听的话句塞住别人呢？难道这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我觉得新社会的人，应当有新的思想，所谓大公无私、替天行道，那样才是完满的。

1950年1月30日

虽然（农民）在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一个同盟者位置，由十八层地狱高升了一层，这仅仅表明了农民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基础。因毛先生这样说过：“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农民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万万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他的这一番痛切的言词正是有良心的说出了农人的伟大与作用，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要深深的感谢他。……这个总结是合理的，农民现在及将来都是必须要走这个路，单独的创出自己一部光辉的历史，这个目的是农民现在及将来的努力方向，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夺取回来，把劳动创造世界的呼喊变成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农民在改变宇宙，并所谓农民宇宙观。

1950年2月5日

……列宁是深知农民问题的人，不待说，农民就是列宁最可靠的一支力量。如果列宁事前没有握着农民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他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可是苏联一般曲解农民问题的先生们偏偏转移目标，离开这个基础，轻视农民问题，并且不相信农民运动含有革命意义。

1954年1月5日

……古时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而得，而现在的干部是专门学校培养；不过古时的宰相可随便随时更换，可现在的总理是一辈的官衔，决不让有才德的农夫去做总理，决不能让有才能的兵卒去任总司令。这倒不如古朝了。

1954年3月20日

我到沈阳车站票房去购票，那里睡着一大群破衣烂衫的人们，个个脸上像涂了一层黑灰。×××前呼后拥，有吃有穿，而他们躺在冷风飕飕的泥地上，多悲惨啊！

1954年10月27日

人为什么报复性那样强，比如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一天能去掉杀人呢？照我想，那天总会来到……。反对杀人，谁要是违背了，谁就是人类的公敌，是自己的耻辱。

1954年12月25日

人民特别是农民，从他们生存那天起就充满了希望，直到今天还没有满足，反而被人用去当了利用的资本。李闯王那时是被一座紫禁城、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把他和人民隔开了，特别是和农民隔开了。农民寄予他们的希望从此化为灰了。今天，他们的希望是谁夺去了呢？是狭隘的群众路线，即组织观念。不敢面对现实，外表稳定，内部动荡等错乱的现实，把他们隔开了，因此农民的希望又化为灰了。

据郑光荣的哥哥说：“他们七口人打了十石粮，收购三石多，还剩下两（应为六）石多，怎么能够吃呢？现在吃糠咽菜，有的还杀牲畜，这是东北的情况，别的地方我想更不如东北了。因东北是老解放区，物产丰富。同胞们，我们被现实隔绝了。这就是农民的耕者所得。”

1955年1月4日

照我看来，他们忠心耿耿，终年累月埋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态度：对上级不无故的奉承、讨欢心。当服者无条件服；不当服者加以反驳，提出参考。他们对下级不以权威压榨；他们对上级不吹嘘、夸大自己的功劳。可是这样的人，他们像蚯蚓一样地在地下爬行。这还不说，反而有些讨论不到的上级说，他们什么条件不好，什么有问题，无德无才，虽不能说秦桧对岳飞，却也有点近似。当然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会拍、会吹、会表面化，伪装进步，他们一天一天得志了。

1955年3月4日

……啊！当初啊！当初啊！何等的狂热，何等的肯牺牲自己，可惜如今的事实，辜负了我的幻想，如今的遭遇让我回到了苦恼的过去。如今的人让我失望！如今啊，如今，可怜的如今，我悲伤，我苦苦思量，悔当初太天真，悔当初不应摇旗呐喊，悔当初不该学邹容，悔当初热血太沸腾。既要过艰苦生活，既要与人民共甘苦，为何不去种地，为何参加到军队里来？昊文，你为什么流泪？你为什么如此的无力？你是知识分子，一钱不值的臭人，参加革命是来投革命之机，想光宗耀祖，你是来找出路的。臭人、饭桶！人家应当轻视你、侮蔑你、诽谤你，不把你当成人，你过去尝过的辛酸，现在要你加倍的尝尝。你过去见过的白眼，现在要你再见。你在人家的旁边，要另眼相待，什么事情也避你，怕你有问题，开会不让你去，割肉给骨头，住房给坏的，发东西要挑孬的，应发的也不爱发，好像你不应得，津贴总嫌你领的多，要勒索一二个。昊文你知道吗，寄人篱下，就得听人家宰割，你那里有自主权？一说，人家就要考察你的行动；一动，人家就要研究你的思想。不是的你也得承认，再不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为人之道，志气不可失；为人之美，良心不可违；为人之昌，人民疾苦不可忘。你们不是满清王朝，可以凭私怨杀人，随便扣帽子可以杀人。你们是生活在1955年的时代，要讲公理，要有正义。同时事实证明胜利的是公理、正义，失败的是反人民的残暴者。

1955年3月9日

你们的命运啊！多少时候能属于自己。你们的心情啊！那一天能像万里晴空，你们的苦能倾心尽吐，我的农民啊！[4]

相信在过去那个时代，无论哪级组织想要重用尚昊文的话，看了档案中的这十几篇日记，也都会被吓得缩回去了。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尚昊文自己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被装入档案的问题日记其实主要只是1950年初和1954年到1955年初这两部分的日记。这说明尚昊文1950年以前的日记和1950年初以后到1953年底的日记，至少当年没有被组织发现有太过严重的问题。另外，从组织上摘出供批判和定性用的这十几篇日记，也可以看出，尚昊文的思想变动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建国后，特别是进入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一个是1953年底以后，亦即政府对农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只是这后一段思想问题发酵的时间较长，从1954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交出日记前。

当然，不论怎么解释，尚昊文这十几篇日记的内容确实无法让那个时代的组织所接受。他在日记透露出来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制度层面上，他对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现实很难接受。像1950年1月27、28日，1954年1月5日、3月20日、10月27日等几篇日记，作者的观念颇有点像延安时期那个看不惯根据地内不平等现象的王实味。二是政策层面上的，他对农民的偏爱使他对建国后农民的命运深感不安。像1950年1月30日、2月5日，1954年3月20日、12月25日，1955年3月9日等几篇日记，很清楚地反映出作者对革命后农民的地位，特别是实际生活状况，表现出了相当的不满和忧虑。三是个人境遇方面的，他对所在单位的环境和知识分子政策很不满。像1955年1月4日和3月4日两篇，这方面的情绪就表露得再鲜明不过了。

揭批材料

除问题日记的摘录外，被装入档案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运动中各种揭发批判材料。为了解揭批材料的形成过程，我们有必要先简要了解一下尚昊文的历史和他被组织揭批的原因。

尚昊文出生于1930年，1948年9月考入大学，读了一学年即跑去解放区。1949年7月考入军政大学，10月参加了南下工作团，1950年3月到部队做文化教员。其后，他虽然在具体职务上有些变动，却始终停留在副排级，既没能入党，也没得到晋升。到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已在基层连队工作了五六年，还是文化教员，当初一同入伍的同事许多已经升为正连级，甚至副营级，远在他之上好几级了。

尚昊文一直得不到提升，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家三口人，1949年前有地二十五亩，并有糟坊一个，毛驴一头，茅屋六间。虽然家产不丰，父亲又教书、又做生意，还兼做阴阳先生，并非不劳动，但因家里雇有长工种田，建国后土改先是被划为富裕中农，过一年多后又改划成为小地主兼工商业。如果仅仅是地主兼工商业，尚昊文的问题可能还不大，麻烦的是家乡土改运动开始后不久，父亲被拉去斗争，看押在农会时，不知怎么竟死在了农会里（有人说系上吊自尽，家里人认为是有病惊吓而死）。尚昊文最初弄不清原因，填表时只能含糊地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在52年土改时病故。”但在当年，凡涉及一个干部入党或提干时，相关政审部门对其家属中有人“被镇压”，都高度敏感。尚昊文说不清，反而成了麻烦。一到政审或审干时，相关部门就会提出：其父“是否被斗而死”？[5]

另一个原因则与尚昊文自身的政治表现有关。一般情况下，在当年能够在日记里频频把自己的疑惑，甚至是反感、批评直率地写出来的人，日常生活中往往也是那种容易流露不满和爱说“怪话”的人。尚昊文正好具有这样一种习惯，我行我素，好发议论，不喜欢看人脸色和讨厌溜须拍马的个性。而这种性格的人，在纪律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层部队中难免会有点异类。特别是随着他在基层部队待的时间太长，入党和晋升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牢骚抱怨越来越多之后，他就更难被单位组织信任了。

1955年初，“审干”运动进行中，他就已经被单位相关部门注意上了。他被列入需要重要外调的人员名单的主要原因是：“该员请假回家后的表现”。

“该员请假回家”，指的是1954年春尚昊文回家探亲一事。“回家后的表现”，指的是他回来后向不少人抱怨家乡遭灾，政府不救济，农民饥饿难耐，母亲生活很苦，并到处找人想卖掉自己的手表，说是“家里饿得没有办法，卖几个钱给家寄去”。他的这种言行，据说已经影响到几个家里困难的战士，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消极了。[6]

由档案中组织外调方案等文件可知，相关部门正是因此对他及其家庭的历史，包括对他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怀疑。相关部门想要通过外调弄清楚的问题是：（1）“据本人反映一向倾向共产党，此情况是否确实，谁可证实？”（2）“入伍动机是什么，怎样投考我军政大学的？”（3）“家庭被斗是否有不满情绪，都说了些什么，和谁说的？”（4）“其父被斗死，本人回家表现如何，和母亲谈过什么？”（5）“对我党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否不满情绪？”等。[7]

没想到，审干运动在尚昊文所在部队刚开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爆发了。紧接着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展开，“审干肃反”被合二而一，运动性质却因此完全改变了。

“审干”的目的主要是弄清每个干部的历史和来历，以便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并为干部的任用提拔提供可靠资料。其审查方法，主要是背对背的调查取证；除必要时，一般不开展群众性的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8]

“肃反”也审查，却是背对背的群众检举、揭发和组织上的内查外调，再加上面对面的批判斗争。中共中央“肃反”指示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和“大张旗鼓”，以便找到各种蛛丝马迹，挖出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9]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单位“肃反”必须经历三个步骤：

（1）学习讨论动员阶段。即要组织单位所有成员反复阅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中的“序言”“按语”“社论”，同时进行大会讨论和小组座谈，具体联系本单位实际，分析说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怎样钻进自己的部门，散布了哪些右倾思想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对党不满等等的思想言论。

（2）检举坦白阶段。即当讨论深入后，要开群众大会，首长报告，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交待政策：“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自己不坦白，别人会检举，坦白了比不坦白好；知道反革命分子不检举，就是包庇反革命，将来查出来，党员要开除党籍，自己还要受牵连，对反革命分子检举了比不检举好。”

（3）审查清理阶段。即“肃反”领导部门接到各种坦白和检举材料后，按问题性质和情节轻重分类排队，进行具体的审查、甄别工作，即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区别好人、坏人，同时在反革命分子中划出首要、骨干和一般，以及可改造与不悔改者，分别轻重予以处理。[10]

以尚昊文家庭出身地主、父亲意外死亡，包括1954年以来抱怨现实和“怪话”较多的情况，他是到不了成为单位中“肃反”对象的地步的。但基层部队原本各方面审查控制就很严格，要按中央要求找出5%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11]，十分不易。再加上中央特别强调要通过发动思想斗争来认识和发现敌人，因此，尚昊文1954年以来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问题，从一开始就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依照上级指示，尚昊文所在部队先是大张旗鼓地组织了文件阅读与学习讨论。在对本单位中右倾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党不满等思想言论的联系、揭发、批判中，人们很快把尚昊文的问题端了出来。随着进入到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动员阶段，各级首长关于“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知道反革命分子不坦白，就是包庇反革命”的反复政策宣讲，更进一步促使不少熟悉尚昊文的干部战士站出来揭发检举他的问题与表现，也迫使在学习阶段初期还有些不以为然的尚昊文不能不开始紧张起来了。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日记中的一些内容比大家揭发检举出来的问题严重得多，导致他一度非常困扰。因为在部队集体生活的环境下，特别是那种人人努力揭发检举坏人坏事的情况下，自己日记中那些问题言论想要完全瞒住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万一被人发现，检举出来，处理势必要“从严”。但是真要坦白，交出日记，联系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披露出来的那些通信内容，自己有些话讲得可能更重，后果如何也不堪设想。[12]

在坦白也不是、不坦白也不是的反复思想斗争下，尚昊文最后还是选择了主动坦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日记主要部分思想认识都是正确的，写得太过的只是极少数，它们只是反映了自己存在一些思想问题，需要得到组织和同志的帮助。交出日记，正是向组织和同志们求助的一种表现。据此，他选择的办法是，在一次联系个人问题的小组会上，公开念了几篇反映自己内心想要积极上进，并且思想正确的日记，同时说明自己思想上也存在一些阴暗面，故想要乘此机会交出日记，把问题交待清楚，请组织和同志们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端正思想。[13]

有关对尚昊文的揭批材料，主要集中在1955年8、9两月。这部分材料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干部战士的检举材料，一部分是小组会的会议记录。

检举材料中基本上都是对尚昊文自1953年以来错误言论的揭发。

如有人揭发尚探亲回来后抱怨说：“过去在旧社会的时候，我们家乡再穷的农民都有吃有穿，每年能杀一口猪或两口猪。可是现在，我们家乡特别苦，有的吃不上穿不上。”有人问他农民收的粮食去哪儿啦，他答复说：“你收多少，还够交的呀！”

有人揭发尚在军直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批评说，现在组织“好像在大海中飘着一个用木头刻成的人一样，飘在水面上，脖子露在水面上，不能下去”。

有人揭发尚身为团支部副书记，对年轻战士申请入团持冷淡态度，答以“入不入团没啥，一样进步”。他并且对年轻人上党课也持同样态度，说：“上不上没关系，都一样。是不是党团员都一样吃饭。”说：“我要做一个民主人士，你看郭沫若不也是民主人士吗？但是他同样有名望。”

有人揭发尚在上课讲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时，解释总路线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就是“我们先用各种税来抽他们，税一多啦，他们就讲怪话，借这个机会，就把他们都没收了”。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时却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到个什么社会呢！”

有人揭发尚在“肃反”运动开始前夕还在抱怨，说：“知识分子在部队是没有出息的，上级也不会相信你。他妈的，我过去如果知道有今天，也不会念书，我要是个大老粗，今天也不会像这样。”“我们就是缺少两个字——党员。要不我们也早改行啦！”[14]

就连尚的女友也给部队来信，反映他1954年以来就表现出因为和教导员搞不好关系，工作不安心，并且思想非常落后的情况。因为对尚的不少看法不同意，当时她曾经一度断绝过和他的关系。她在信中坚定地表示：“虽然我和他是恋爱的关系，但是我已经在单位、在党团的教育培养下，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要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即使是自己的爱人，也会丝毫不留情面的来揭露他、检举他。”“现在我没将他当成同志，而是敌人。对敌人我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他还有好多非常落后的信，若组织需要的话，我可以寄去作参考。”[15]

小组会的会议记录主要记录的，也是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尚昊文的“交待”，一部分是与会者的质问和批判。

尚昊文主要讲了自己的思想由来和思想问题。他介绍说自己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当时大致上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一是孔子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二是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三是中间立场。基本倾向是进步的，但看到城市万象，也产生了想要往上爬的思想。参加革命后，这种思想还很强烈，也因此很失落。直到1954年，算是不想了，但因此“又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想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观点，心想当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也是一样干，郭沫若不也是一样革命吗”？他承认自己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包括极端民主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总觉得“你比我强，我比你还强”，“除了工作关系外，从不找上级；同级是，你找我，我理你，否则我不理你”。说：“我看过王安石的小传。他是个贫民，一下子就当了丞相，我自己呢？十年还当不上团级干部，羡慕他的生活。”[16]

他同时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上大学、参加革命和参军时，都是追求进步的。说参加革命前即读过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毛泽东自传、《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学校时就开始向往共产党。胡风事件发生后，他还写过批评路翎的文章，只是没有刊登。[17]

与会者的质问和批评都是预先组织好的。提问着重在个人历史、家庭情况，父亲怎么死的，父亲死后的思想活动与认识，以及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等问题上。会议从1955年8月中旬开始，中间因尚昊文交出日记，停顿了近一周时间外，从8月30日以后几乎每天开会，一直开到9月7日。之后组成“斗争小组”深入研究尚的日记，小组揭批，变成了斗争会，又断断续续开了三四天。

尚昊文最初解释父亲的死，说：“一个是有病，另外怕斗争，已斗了一回，枪毙了三个人……吓的。”但他讲，自己对父亲过去没有感情，因为小时候父亲太严厉，总打骂。上大学后，父亲的态度才变了，很支持他，六十岁了还每日操劳和做生意，好帮助他学费。参军后，父亲步行五百余里到驻地去看他，想要他赶快回家娶媳妇，最后走时还哭了，他这时才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的好，对父亲的感情才好了。知道父亲死讯后，他说：“自己想，过去读书是他供的，没有他就没有我，因此同情他。”[18]

对家里的土地被分，他表示不在乎：“因为有些人没有土地，应该有土地。”他开始不理解的是，自己家原来“划的是富裕中农，为什么一下子就划为小地主了”？但他更难接受的是母亲的遭遇。父亲死后，农会把母亲弄去批斗，他觉得不应该。理由是，母亲是贫农出身，所有东西都没收掉，母亲身体差，没人照顾，差点就寻了短。这让他很痛苦：“她家过去是贫农啊！”“她没参加什么罪恶活动呀！”“为什么受这样的苦呢！”他说，1954年回去的时候，看到生活上她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也帮不上，很难过，只能安慰她说：“我将来有条件可把你接出去。”[19]

对于日记中的种种问题，他和与会者之间有很多交锋。他承认自己过去的思想是“反动思想”，但在具体交待中对自己日记中的一些想法还有坚持。

比如，对农民生活苦的问题，他就承认，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改变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即认为组织上不了解基层情况，“只靠汇报，而不去了解实际情况，中央和农民隔绝了”。像统购统销就不该搞，弄得农民吃饭穿衣都困难，农民理应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有支配权。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我是赞成的，可是怀疑（共产党）是否抛开了农民”，“对革命是否为人民在思想有怀疑”。否则为什么建国后只重视建设城市，不重视建设农村？当然，他也说：“如真的（帮农民），我可以扭转这看法的。”[20]

谈到共产主义革命，他强调：“我知道共产事业是一定会达到的”，“我在思想上想实现共产主义，但不愿意参加流血斗争，愿意说理斗争”。说自己是人道主义者，“杀人在思想上不好接受”。他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都应当以平等的人看待，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有错误应该帮助，“不应该杀”。包括“镇反”运动，他同意，“老百姓说应该杀的，可以杀，否则应该用教育改造的方式，而不应杀掉”。[21]

谈到消极思想，他承认工作不安心，有个人主义，喜欢和别人比，说有一次上级下达级别任命，没有自己，就觉得很难看。再加上上级说过文化教员这个岗位要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心里也担心，“认为自己的年龄逐渐大了，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将来前途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曾向上级写过信，发些牢骚”，但也没解决问题。但他同时也强调说，这种消极心理，也跟当年进步的思想包袱有关。因为自己总认为过去比很多人进步，参加过闹学潮，看过进步书籍，因此对现在的情况在思想上很难接受。[22]

1955年9月3日晚，小组举行揭批尚昊文的情况汇报，上级领导参加并主持。会议认为一周来的进展“达到了原来预计的目的，（尚）承认自己过去是仇视诬蔑党的”，“群众已很显明的看出尚的本质，激发起了群众仇恨的心理”。但是，会议也认为，尚昊文的狂妄态度还“没有完全打下去”，其“真面目还没有全部揭开”。×政委当场“指示”称：“总起来说，尚的思想是反动的，不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因狭隘而产生的思想；他是地主出身，他不是真的同情农民，其实质是（1）破坏社会主义建设；（2）破坏团的组织；（3）歪曲破坏党的政策；（4）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政委要求要把事实一项一项弄清楚，再查清其政治动机和背景。[23]

9月5、6、9、10日，小组围绕着尚昊文此前的交待和解释，逐项细究落实每一问题的事实究竟，连尚昊文晚上说梦话骂人和给妻子在信里抱怨了些什么，都逼问出来了。会议最后甚至硬是让尚昊文承认了自己过去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对党的“不拥护”：如不拥护流血的革命阶级斗争方针，不拥护党提出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不拥护高高在上的小集团的权贵统治，不拥护脱离实际的群众路线亦即官僚主义，不拥护言论不自由的制度，不拥护先城市后农村的建设政策，不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等等。[24]

9月12日，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的斗争小组基本完成了对尚昊文日记问题的归纳整理，具体认定了日记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严重问题：（1）污蔑党及领袖为权贵和新的统治者；（2）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主张领导权归农民；（3）歪曲党的政策，宣扬极端民主思想；（4）反对统购统销，散布不满空气；（5）对现实不满导致极端悲观绝望的情绪；（6）破坏领导威信，挑拨上下级关系，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等等。[25]

13日上午，斗争小组的质问已经转到尚昊文的思想动机和历史根源上来了，且主要纠缠在要尚昊文承认自己主要是因为同情地主父亲之死，才会如此仇恨党和党的政策的。以下是记录原文的摘录：

尚昊文：近来思想最厉害的问题，是“怕处理”：复员、劳改、管制。回家怎么办？弄到劳改、管制几年。昨天叫我写材料，怕即进行处理。

星期六（10日）时说我的问题未交待完，我只知道我还有两个问题可谈……别的我没什么讲的了。

至于说我说梦话，敌视组织，我思想并未有如此考虑。感觉领导和大家一再帮助我，为什么呢？材料已经掌握了，不谈要加重处分，但我思想上确无敌视态度。所谓经常做梦骂人，过去亦然，但不知骂谁。

过去较短时间同情父亲，但比较一下，过去感情不好，四八、四九年时才较好，因他多给钱，不叫我小名，不打骂了。我参军时他到驻地看我流泪，使我感动，但感情不深。

四九年参军，动机：（一）革命；（二）当官。父亲五二年死，半年后家中才来信，去年回家才问知，参军时父亲未死，并无报仇动机。……

根据自己的思想情况，自己应该同情父亲，但实际并没有，我只是同情农民，对父亲根本没什么感情。

问：你曾说过父亲被斗死，比枪毙好。这是同情，还是不同情？

答：他年老，不能劳动，死了也好，我没意见。这与同情没关系。

问：你说父亲老不能劳动，不如死了好，你这是怕你父亲劳动，是不是同情你父亲呢？

答：照这样来分析，是这样。

问：说你父亲老了该死了，死比活受罪好，比枪毙好，这是否还是同情？

答：观点上是同情。……

提问者念尚昊文的日记：……

“爹呀，慈爱的爹啊，从今又失去了一个亲人！……”这对父亲是同情还是不同情？

……（沉默不语）。

下午尚昊文交待和父亲的关系和感情：

父亲曾来信诉说酒房停业的事，当时回信劝说，无酒房我们生活亦可维持，也避免糟蹋粮食，政府禁止是应该的。共产党讲理，问题慢慢可以解决的。当时并无不满情绪，亦未影响工作。

对父亲的死，接家信后，觉得父亲无血债，亦不知其有罪恶，觉得不应被斗死。父亲罪恶回家才知道……剥削、帮人打官司、游手好闲。

在驻地时，父亲步行五百余里来看我，觉得父亲怎么对我这样好。当时扯家常，我告诉他参军的情况，他想要叫我回家结婚。父亲来看我，使我很感动，感觉到父爱子心切，过去打骂，全是为我好。

父亲死时，心里觉得父亲白养我了一场，没享我一天福。另外也觉得父亲无罪恶，是被屈死了。后来回家时，母亲哭诉，因旁人多，怕说了传出去，故制止了她，说比枪毙强，不要说了。母亲要我给父亲烧香，我说烧香不行，走走可以，后来和哥哥去看了他一趟。当时心想，没想到驻地一别，就见不着面了。你也空养我一场，连水也没给他倒过一杯，没有尽点孝。

参军后受过几年革命教育，但还有同情父亲的思想，也怕人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怕分析根源，说我坚决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敢交待，怕交待后给我扣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父亲有罪恶，同情他加重自己的罪。因此，大家越追，我越怕。

对父亲同情就是那样了，无新问题，归队后亦未敢向人谈，同情母亲方面向人谈过。昨天我怕法办，现在同情父亲方面已谈完了。大家不相信，要法办，就法办。做梦问题并无为父报仇思想。[26]

交待材料

尚昊文档案中交待材料很多，在会议记录中相当部分其实也是交待材料，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在揭批和斗争会后提交的几次书面交待材料，以及专门小组对其交待所做的归纳和结论。

由上述所引13日上午的会议记录可知，尚昊文被要求开始写书面交待材料的时间应该是9月12日。第一次被要求写书面交待材料，也意味着他的问题应该要进入到处理阶段了。目前所见尚昊文三次书面交待材料，正式成文的时间，大约应该在9月底10月初。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具体交待了家庭历史和个人历史。在谈到父亲的职业及“罪恶”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父亲的职业，主要是教书，做生意，次作阴阳。他的罪恶，据我所知，帮人打过二次‘官司’。一次是与姨父同事，胜了；一次是为×××工厂，未胜。剥削是酒掺水、大斗进小斗出。他干过类似今天文书样的工作（伪地方政府）。”

对于自己参军后的思想问题，他写道：“参加到部队，开始对我们的一切新事物是充满了热爱，但是对革命的具体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及一些具体方法（政策）、阶级斗争、谁领导革命，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是歪曲的。因而我未参加革命先中了一些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毒，即认为革命成功后马上一切都是‘天下为公’，消灭了阶级、人人平等。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是把革命实际情况用幻想代替了，把革命的现实歪曲的理解了。因此，在革命实际问题上自己有了相反的认识。比如工农联盟，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自己错误的认为农民被领导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认为农民在历史上比工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农民不应当被领导，应当去领导工人。即便是不领导工人，也应互相平等，即谁也不领导谁。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自己到处找革命领袖的著作读，读到关于领袖对农民的评价时，自己就认为革命领袖也承认农民在革命中是领导地位。因此当时想，革命领袖承认农民是领导地位，为什么底下人不执行呢？”这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在整党运动学习时，读了革命领袖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的论述，明白了农民和工人落后和先进的区别所在，因此已经得到了纠正。

对于不满农民生活状况的思想问题，他也做了检讨，称：这两年“看到农民生活苦就同情，自己总自问为什么苦呢？并错误的认为农民一年辛勤劳苦得来的果实，应当自由支配，结果没有自由支配，被国家套过去了，当作了资本，因而也就错误的以为，我们革命是不是抛弃了农民，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自己又想，农村这种情况，国家为什么不了解呢？应当了解的，而又为什么没了解呢？因为没有下来了解实际情况，光靠各级组织向上反映情况了。我那时认为，各级组织反映情况不见得真实，因为它反映时经过了研究、分析，不是原始材料，所以也就认为因为这种关系把中央与乡村隔开了”。他后来承认，“这是一种反人民、不相信组织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他自问自答道：“难道我们的各级组织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吗？绝对是的。我们的各级组织正是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它一点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府和组织。这是观点上和立场上的错误。”

但对于小组会上大家一再逼问他的因父亲被斗致死产生的阶级报复的情绪，他矢口否认。他写道：“土改后我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反映，没有也无法写。组织上可将我与家里通讯要来了解。父亲死后，我曾不正确的想过：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他我也读不成书。其次，我感到读大学后他对我还不错，参军后又去看了我一次，所以这时在思想上有些留恋。可是又一想，他肩不担，手不提，钱是从那儿来的？还不是剥削！表面上是他供我读书，实际上是人家（劳动人民）供我读书，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再说他到了死的时候（年老）了，也值不得留恋。这样一来，也就不留恋了。不过，我对待母亲，确实同情。这是阶级上的错误，正说明我阶级觉悟不高。为什么会产生同情？因为没有从她剥削行为去认识，仅从她娘家的出身，在家对我的好处，就是说用母子关系代替了阶级立场。这是我应当改正的。”[27]

尚昊文的第二次书面交待材料，主要是给自己的思想问题上纲上线。说共产党的敌人有两种，一种是公开被打倒的敌人，一种虽然在行动上没有敌对的行为，而思想却是反动的。他们拼命地对我们的新事物加以顽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好像只有他才是。他说：“我就是这后一种反动范畴类的，实质就是反动，目的就是破坏革命。”

为什么呢？他分析自己对流血斗争的看法称：“我认为人都应当把人当人看待，人人平等、自由，谁也不压迫谁。生在一个国家的人就等于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凡属于国家内部问题（蒋贼王朝除外）都用说理解决，互不动武；对敌人也不杀……”他说，现在我认识到：“不是我们不把人当人看待，不是我们犯了什么杀人病，而是敌人要杀人，像过去我们的同志，敌人杀的难道数得过来吗？……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可以随便辱杀我们，我们就不应当杀死过去那些幕后人和刽子手吗？……世界上只要阶级一天不消灭，阶级斗争就会持续存在；阶级斗争存在，必然就会是流血斗争，因为不流血阶级是消灭不了的。我否认流血斗争，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什么人才否认阶级斗争呢？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蒋贼王朝。我的这种荒谬的主张，正好站在资产阶级及蒋贼王朝方面在讲话。”“这是为敌人创造反革命的条件，就是要永远保存剥削，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

他进而也对自己同情农民生活的立场进行了解剖。他说：“在我看来，同是一个人，为什么生在乡村赶不上生在城市里的人的生活，原因是乡村没有像城市那样（学生时代及现在我均有此想法）。所以我主张要把乡村建设得跟城市一模一样，城市有什么，乡村就有什么。目前我看到建设的大半是城市，而没有建设乡村，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产生了对党的不满。特别是去年回来及营建中见到了乡村人民的实际生活，就更加加强了这种反动思想的程度，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极不应有的歪曲，反以为党没有照顾农民，抛弃了农民，以为农民‘受骗’了。比如粮食的统购统销，我就说是农民的劳动果实应当自由支配，即用在建设乡村上。一统购统销，农民即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权利。棉布的统购统销，我又认为穿衣服也受限制了。显而易见，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我没去发现，而不及城市这方面我却发现了。这说明什么呢？正像敌人不提我们政权的优越，却在我们工作上夸大我们的个别的缺点一样，我的这种态度，正是敌人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对我们的事业一种阴毒的挑衅。一个出身于地主恶霸家庭的我，怎么能有同情农民生活的思想呢？这不明明是在美其名而实质可能是同情已被打倒的地主家庭生活吗？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据此，他又进一步检讨了自己对“地主恶霸家庭”的“同情”问题。他写道：“父亲被斗死后，家里来了信。当时接到这封信，我产生了两种想法：（1）父亲据我了解，没有血债，也没打人、骂人，照理不应该斗。在我看来，凡是被斗的地主，必然是有血债的。因此，我当时想，农村里是怎样个斗法？（此问题去年回家搞清了）（2）我们过去感情不甚好，但我与他（指父亲）比，他对我比我对他好。再怎么的，他养了我一场，供我读了书，他在时，我一点孝心没尽到，像有些对不起他。因以上两点，我认为他死的有点屈。去年回家后到他墓上去，产生了两种想法：（1）想不到1949年一见，以后就见不着了。他真想不开，事情不大，何必吓死。不然，我们不是可以见面谈谈吗？（2）我对他物资上、精神上都没有尽我的责任，即‘孝顺’他一番。除此，我母亲在直到他死时，我怕因她的言语引起我的同情，故说：‘说它干吗？总比枪打死要好吧！’这是我对父亲的同情。对母亲的同情更为露骨与严重。在未回家以前，我还不怎的，回家后就不同了。看到她的生活遭遇时，马上就想使她摆脱。同时那时的着眼点，主要认为她娘家出身好，在家对我好，我应当报恩。因此，当时给了她一番安慰，说将来够了条件，把她接来养活。在不能接时，我每月给寄点钱。她听了这番话非常舒服。”

他解剖自己的思想说：“一个人既然同情恶霸地主家庭，当然就不会对穷苦人有同情。为什么不自问一下，像这样的‘父亲’有什么值得同情的？那千百万穷苦人，他们过去在地主恶霸的皮鞭下、刀枪下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难道那千百万人就不值一命，为什么对他们的死不同情，偏对自己的地主恶霸父亲要同情，这又说明了什么？很显然，自己剥削思想仍然存在，地主阶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封建道德仍然存在。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父亲的罪恶？很显然，是在掩盖这种滔天罪行，好为自己的同情找个借口。什么人才认为他死的屈？地主家里的人，如我。这且不说，对地主婆子，不从她从事的剥削行为加以清算，反而夸大她过去的出身，以此为她的生活设法，难道过去过了好生活，现在从事劳动生产不应当吗？过去她剥削了人，如今不能剥削了，要自己劳动，难道这叫生活遭遇吗？只有地主阶级的人才这样诬蔑，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自己是道地的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

上纲上线至如此，自然要深挖思想根源。他认为自己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根源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被灌输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因而在观点上、行动上有了可能造成错误的基础，有了可能走上反动道路的条件”。他为此追溯到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说“我读了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他的主张非常正确，人应当生来就平等、自由、有权利，不应当有人压迫人、人杀人的现象。因此，在那时，我就认为这是我追求的理想，把这种理想一直保存到现在”。并且说自己“孔子的毒也中得不浅。他的‘天下为公’、‘学而优则仕’，在我脑子里装得是很牢固的，把他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那时认为革命一成功，就该一切‘天下为公’了，即共产主义社会了。‘学而优则仕’，我从心眼里是同意的，认为当官就得读书人当，因为读书懂的道理多，当官也就合理。所以我总希望参加革命后能混到一官半职。由于有这样一种幻想，一旦到实际与幻想不一致，就产生失望”。

他认为自己另一个反动思想根源是“反动地主阶级”：“最鲜明的例证就是我同情父亲的被斗，母亲被斗后的生活。关于建设乡村、同情农民生活、关于工农联盟的问题，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而提出的，是值得怀疑的。难道这些是为革命不成？显然不是。既然不是，这就说明是为地主阶级服务而提出的，因为它的实质不是巩固革命，而是破坏革命，挑拨工农联盟，企图使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而建设乡村又是抵制党对农民的领导，这是一方面。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怎么会有为人民着想的作法，假定说有为人民着想的作法，又为什么对党不满？这就充分表明了自己立场的反动。这是另一方面。故我想，像我这样的反动思想，应当看成是阶级出身所决定的，才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反动思想的本身，就反映了它的反动本质。”

光分析思想、挖根源还不够，思想反动、言论反动，还要讲出自己“反动”的目的和动机来。对此，他的分析是，自己既不满于旧社会，又不满意新社会，因而就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产生更先进的理论指导社会、改良社会”，“于是我就想作这一阴险的反动工作”。说“我的具体计划是这样：拿出十年至廿年，写成农民革命失败及胜利的原因一本书。写成后就可以得到大批稿费，有了这批稿费，我可以连中学教员都不当了，单纯的找个地方搞学术研究工作，设个小图书馆，与外界彻底隔绝”。

他想创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写道：“在我看来，目前进步的哲学是马列主义，但有它的不足。我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丰富与扩大马列主义。就是说，使得它更圆满。当然它的道路有两条：（一）可能在马列主义里添进去一些东西；（二）也可能完全在它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新的体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论，解决社会的冲突、压迫问题，“使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人为的死亡恐怖，没有政治压迫的威胁，在集体范围内想作什么即可作什么”。他认为像党现在这样下去，能否把人民领导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个问题。“你不能领导，总有人来领导。这意思就是说，我的反动理论研究成功后会有人来行动的。至于谁来行动，我也无法预测。动机是这样，目的是反对党现在这样的领导方法，想制造出新的理论，推翻党的领导。这个动机产生在1954年下半年，引起的因素是流血斗争、言论自由、农民生活等问题。”[28]

10月3、4、5日，斗争小组再度开会，就尚昊文的书面交待进行质询与批判。可以看出，接连几天无限上纲地写书面交待材料，给尚昊文造成了极大的内心压力和痛苦。3日的会上，尚昊文还勉强能够平静回答与会者的质疑。4日接着讯问，他对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回答和“扣帽子”明显地不耐烦了。他再三讲：我的问题已经交清了。但仍有人拍着桌子大声指责他的态度，说他的思想言论和杀人放火的敌人一样可恶。他当场发了脾气，冲着发言者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杀人了，我杀我自己了，我就是杀了，把什么问题都给我按上好了。”有人大声斥责他的态度，他也大声回应道：“我没有问题了，就这样了，你们处理吧！好吧，定案吧！”随着与会者七嘴八舌地开始吼起来，记录称“他特别仇视，并咬牙（切齿）”道：“我尿尿都臭，你们尿尿都香；我一举一动都不对，我没有对的地方！”[29]

4日的会没有开下去，5日接着开会，他的态度还是一样。先是闷头不说话，等到主持人再三呵斥他回答提问时，他说：“我没问题了，也没有态度了。我的态度就那样，结论吧。交待清了。我再有脸皮，也不能把没有的问题拿出来说有问题！”有人厉声告诉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负责，他冷冷地回应说：“对！这是对我负责，对我负责的态度！”有人威胁他要考虑这样顶撞斗争小组的政治后果时，他答复说：“要杀也行，杀就快杀！”“我没问题了，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30]

传讯材料

尚昊文公开顶撞的态度，不可避免地激怒了他所在部队的领导，导致他的问题进一步升级。上级机关的五人小组很快批准为他的问题成立专案组，按“现行反革命”案进行专案审查。因此，尚昊文历史上虽然从未被戴上过政治帽子，但在他的档案里却保存了由部队专案组记录的专门用于犯罪嫌疑人的“传讯口供材料”。

收入档案的传讯口供材料总共三次，即1955年11月17日，12月1日和3日。从这三次传讯记录看，尚昊文的问题虽然升级了，但经历了10月份的冲突后，他已经不再顾虑要不要上纲上线了。同时，专案组的讯问方式也大不同于群众小组的面对面声色俱厉的质问与批判方式，影响到尚的心态，包括对问题的回答，也较前变得实事求是了一些。

第一次讯问的问题集中在家庭和个人历史方面，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以前讯问过和尚交待过多少次的问题。如：“你把你家庭在解放前后经济情况、人口、政治面貌详细交待”；“把你入伍前的经历作详细交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过什么等”；“你把你1949年回家的经过及回家后组织学友同乡联谊会的目的交待下”；“你在学校都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你在大学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你在大学听说都有什么进步组织”；“那时什么思想促使你想找我们的进步组织”；“你在大学时都看过什么进步书籍”；“你看过的进步书籍都是在那里搞来的”；“你在学校还看过什么书，都对你有什么影响”；等等。[31]

第二次讯问的问题就大量地集中到他的日记问题上来了。

如问：“你在1950年的日记中为什么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呢？”

他的回答是：“我刚参加革命时，对我们的革命究竟是怎样革命法，是不了解的，谁领导我也不知道。后来听说由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问题我闹不通。因为从历史上看，过去闹革命都是农民起来干的，他们的作用最大，人数又多，当时我认为应该由农民来领导。……后来经过两次整党，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知道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他革命坚决，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农民这个阶级也没有，所以解决了。”

如问：“你在日记中为什么说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缺少一个农民党，说列宁说农民在革命中起领导和推动作用呢？现在你看看毛主席和列宁的著作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这样写呢？”

他答复说：“这事我是记不清啦！如果没有，那是歪曲了马列主义。不过当时我确实想找一些领导著作来解决这种思想。”

问：“为什么你在日记中说，好像你们已经理想了，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今天的社会还不是你理想的社会。那些地方不是你理想的？”

他答称：“我主要是觉得过去农民生活苦，革命胜利好几年农民的生活还是那样苦，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党光建设城市，不建设农村，农村老百姓生活还是苦。我认为党在言论上仍不给自由，在报纸上光看到好的，没有看到坏的一面。在我们这里批评不多，说话如果不注意，就要当成嫌疑分子来审查。党也不应该把我们知识分子当成试验品，用着了，就照顾，用不着就不管了。我在旧社会也向往革命呀，可是现在不应该不相信我。在旧社会我不能说话，现在我还不能得到说话的自由。在我们部队里，谁也不接近我，也不给我解决问题，所以我就悲观。”

问：“你为什么把我们的作家骂为屈从于权势，骂为‘狗’呢？”

他答称：“我觉得他们光说过去怎么不好，在今天也应该不管好坏都写。高岗在未揭发前，谁也没有批评过他。我认为只有言论自由，科学才能发展。通过争论，才能最后取得正确的结论。光看到批评谁不对，看不到不对的那一面。不对的那一面也应该叫大家看见。我并没有骂作家为狗，我不过举那么个例子，那不能算骂。”

问：“你在日记中说农民始终被他们当成利用的资本，农民的希望又化为灰了，这是什么意思？”

他答称：“这篇日记当时主要是对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看到乡村生活仍然那样苦引起的。过去农民闹革命总是被一些野心家利用，今天我们党又这样，不了解农民，农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

问：“那你是认为农民又被我们党当成利用的资本啦？”

他答称：“我没有这样想，我是说的过去。不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走狭隘的群众路线，光靠各级组织汇报，农民生活苦的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

问：“你说农民的希望直到今天都没有满足，反而被人们用去当了利用的资本，这怎么能说不是这个意思呢？”

他答称：“你们那样看法，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反正我当时没有那样想法。”

问：“那你对我党统购统销政策是怎样认识的？”

他答称：“我感到农民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不能自由支配，是不自由的。而且不但不给农民留够吃的，连喂猪、喂牲口的粮食都不给留。农民一年辛苦生产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自己支配，甚至连穿衣服都不自由呢？这个思想从三定政策宣布后，就没有了。但过去的政策我是反对的。”

问：“你还在日记中说农民们你们的命运多会才能属于自己，你们的苦多会才能倾心尽吐，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他答称：“这主要还是对农民生活苦不满。”

问：“命运是指什么？命运多会才能属于自己是什么意思？”

答：“命运就是指农民生活苦，他们的生活多会能好呢？”

问：“我们认为你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农民们你们的命运现在还不属于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领导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没有当主人。多会当了主人，命运就属于你们自己啦！”

答：“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们这样认为，我也没有话可说。我就是上面的意思。算啦吧，组织怎么给我结论，我都没有意见。”

问：“你说你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思想很早就转变了，可是为什么在1954——1955年两年内又严重的暴露了这样的问题。这能说你转变了吗？”

答：“这些事不能和1950年联系起来看。这种思想确实转变了。1954年以来的这些思想是由于对干部政策不满，再加上看到家庭、家乡农民的生活苦，也没建设而产生的，不是反对我们的工农联盟而引起的。”

问：“你骂党为‘权贵’，这难道是拥护党吗？说党利用了农民，农民的命运多会能属于自己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不是足以说明你那种思想是没有转变吗？你应该老老实实交待这些问题的真实思想。”

他答称：“如果组织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组织结论处理好啦！我没有任何意见。反正我当时就是那样想法。如果分析起来看，确实像你们说的那回事，但不能把两件事联系起来。”[32]

第三次传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尚昊文父亲的死，以及1954年探亲回来后的表现方面。

对于父亲死的影响，尚昊文的说法没有变化。对专案组讯问“探亲回队后在群众中散布了什么不满言论”一点，他表示自己只是讲了一些实话，“没有散布什么不满言论”。

他说：“我只是说我们家中生活苦，目的是叫指导上知道我不富，很苦，好得到救济。后来干部救济没有我，我很不满意，认为我家生活也很苦，为什么不救济我呢！”

专案组问：“连里战士检举你曾说过政府光说救济，也没有救济，粮食也不知道哪去了。这是事实吧？”

他答称：“我哪能在战士面前说那个？我没有说。我就是说我家生活苦，过去在小组斗争逼我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说，战士为什么说我说过呢，可能我说过，所以我就承认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起来我说过这样话。”

专案组问：“你过去说过入不入团一样进步等话，是事实吧？”

答：“这个我确实是讲过。我不是有意不让他们入团，主要因我要求入党而不准，我不满，才产生了这种思想。我给他们讲的意思是说安慰他们不要忙。”

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反动思想呢？”

答：“开始参加革命时主要是对党对知识分子另眼看待的干部政策不满。后来看到的与个人想的不一样，就更不满。这主要是自己在学校学到的一些旧的教育很深，特别是受‘天赋人权论’、‘孔孟之道’等影响。再就是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到家庭的一些影响。不过家对我的影响不大。虽然有那些反动思想，但我对党是拥护的，我没有反对。过去我交待说我反党，那是胡说，是大家逼的，没有办法才说的。”

问：“那你为什么骂党为‘权贵’，说生活在冷酷的世上，对党的政策也反对等。这一系列说明什么问题，这能说你对党是拥护的吗？”

答：“你们那样看法，怎样说我也是对党拥护的，至少我是不反对的。组织上看着办吧，爱怎样结论就怎样结论，爱怎样处理都行，我没有意见。”[33]

定案材料

尚昊文的问题日记，以及在小组斗争后期表现出的不妥协态度，放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注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但是，他所在部队军直五人小组没有对他下重手，而且对他的处理过程还有些戏剧化。

1956年初，专案组将他的定案材料上报后，几位军师级主管领导，包括军直五人小组曾分别与他谈过话，听取了他的解释。他也承认了自己的主要问题，保证以后要认真学习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军直五人小组否定了专案组要求给他严厉处分的意见，甚至做过不予处分的决定。

有关这种情况，在档案中保存的定案材料中即可看到。材料显示，该案在1956年6月19日经五人小组正式定案，定案文件详细附列了其日记中的问题言论，却没有将他的这些言论上纲上线到“反动”或“反革命”的高度去，而是认定：其问题性质属于“由思想不满发展到对我党我军部分政策有反对的思想与表现”。五人小组认为：该同志“入伍后有几段工作表现不错，完成了任务，有一定成绩”。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狂妄自大，入伍后个人目的未予得逞，由不满情绪发展到对我党我军的部分政策有反对思想与表现。其次也是和同情地主家庭被分被斗，父死，母苦的思想分不开的”。意见称：尽管该同志有些问题还认识不足，但经“一再谈话与座谈，反复进行教育，以后有显著进步”。结论是：“综合其问题实属思想问题，多只有在日记中表露，不给处分。”[34]

但是，这一结论上报军党委后，有人提了不同意见，认为仍应予以一定的处分。结果，第二天，即6月20日，五人小组又拟定并通过了一个修改过的处理决定，“反对的思想”被改成了“反动思想”。尚昊文的问题性质也就从“有反对的思想与表现”，一步升级到“有反动思想”，具体解释成了“狂妄自大，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未得重用’，由思想不满发展到有反动思想”。如此一来，五人小组的处理意见也变了。现将档案中这一最终结论照录如下：[35]

当天，依照上述决定，团委也做出了对尚昊文的处分决定。称：

（前略）根据上述事实，证明该员入伍后，虽受到党与上级的教育，但未能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仇视人民政权与党的政策。为严肃教育本人，特决定给予留团查看一年之处分。[36]

不久，尚昊文即被迫转业到地方工作去了。虽然，转业去地方一直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带着这样的档案和处分到任何单位去，工作再努力，都难有出头之日。在此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无论是反右运动，还是“大跃进”中“拔白旗”运动，抑或“四清”运动，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昊文档案中记录的处分决定，包括问题日记等内容，常常会被负责审干、政审或运动中政治斗争积极分子拿来作为思想斗争，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参照物。就连和政治运动不沾边儿的劳动锻炼，一碰到鉴定之类的东西，人们也一定会借用尚昊文档案中处分决定中的文字来给他做评鉴。比如，1960年夏天尚所在单位下放农村劳动三个月，尚昊文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小组鉴定也肯定他劳动、工作、学习以及群众关系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却还是要写上这样一笔：“因尚昊文同志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现有病后，思想负担较重，情绪不够正常，以致影响了劳动锻炼。在接受意见上不够虚心，严格要求自己不够，不能很好地依靠组织，并有急躁情绪。”[37]

所有这一切压在尚昊文身上的重负，一直到1980年，即尚昊文写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封信之后，才迅速告一段落。当年6月，尚昊文所在部队做出决定：

肃反运动中，尚昊文同志主动向组织交出日记，这是向党交心，相信组织的表现。日记中反映出的一些不正确看法，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故将原结论予以撤销。[38]

这一天对已经年届五十的尚昊文来说虽然来得过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改正。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那些左右着中国无数个人及家庭政治命运的档案，才变得不那么沉重了。

[1] 　《尚昊文致马政委信》，1980年5月4日，《尚昊文档案》，第154——155页。

[2] 　《关于申请撤销档案材料的报告》，1979年12月6日，《尚昊文档案》，第156——158页。

[3] 　同上引注，第156、158页。

[4] 　《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肃反结论附件》，1956年6月，《尚昊文档案》，第71——72、81——82、86、148——149页。

[5] 　《初审排队登记表》，1955年2月12、22日，《尚昊文档案》，第7——8页。

[6] 　《搜集资料》，1955年9月1日；《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档案》，第33、76——77页。

[7] 　《外出调查方案》，1955年2月24日，《尚昊文档案》，第9——10页。

[8]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53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保卫部编印：《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1——2页。

[9]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8——16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12——15页。

[11] 　5%的标准规定，见同上引，第10页。

[12]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9月30日（非本人补填的日期），《尚昊文档案》，第99——100页。

[13]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21——22页。

[14] 　《有关尚昊文现时活动的检举材料》，1955年8月1、24日，9月1、23日，《尚昊文档案》，第28——36、95——96页。

[15] 　《×××致部队首长同志的信》，1955年8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156——157页。

[16]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30日，《尚昊文档案》，第14——17、20页。

[17]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日，《尚昊文档案》，第17——19页。

[18]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30日，《尚昊文档案》，第18、20页。

[19]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3、5日，《尚昊文档案》，第41、60页。

[20]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0、31日，9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22——24、40页。

[21]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1日，《尚昊文档案》，第24——26页。

[22]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无月日），《尚昊文档案》，第93——94页。

[23] 　《会议进展情况汇报会记录》，1955年9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36页。

[24]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4、5日，《尚昊文档案》，第49——61页。

[25] 　《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档案》，第67——87页。

[26] 　《斗争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13日，《尚昊文档案》，第88——91页。

[27]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9月30日（非本人补填的日期），《尚昊文档案》，第97——102页。

[28]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无月日），《尚昊文档案》，第103——113页。

[29] 　《斗争小组会议记录》，1955年10月3、4日，《尚昊文档案》，第62——63页。

[30] 　《斗争小组会议记录》，1955年10月5日，《尚昊文档案》，第63——64页。

[31] 　《第一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1月17日，《尚昊文档案》，第116——120页。

[32] 　《第二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2月1日，《尚昊文档案》，第117——129页。

[33] 　《第三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2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130——133页。

[34] 　《审查干部结论》，1956年6月19日，《尚昊文档案》，第137——139页。

[35] 　《审查干部结论》，1956年6月20日，《尚昊文档案》，第140——141页。

[36] 　《团委关于尚昊文团纪处分问题的决定》，1956年6月20日，《尚昊文档案》，第136——137页。

[37] 　《小组鉴定意见》，1960年11月24日，《尚昊文档案》，第152页。

[38] 　《对尚昊文同志肃反结论的复查决定》，1980年6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161页。

七、“非政治性收容”

一个“走后门”走成“违法乱纪分子”的案例

1966年“文革”一开始，各大中城市里的“五类分子”，或“五类分子”的家属，统统都被赶到农村去了。在一些城市，不是“五类分子”，只因被劳教或收容过的人，不少在运动中也陆续被迁去了农村。车绍文就没有戴过“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的帽子，但他有过劳教收容的案底，再加上有几年时间没有了固定工作，因而也被遣送去了农村。

车绍文，1916年生人，“文革”期间被从城里遣送去农村的具体时间不详，应该在1969年前后，肯定已经超过了靠下田干体力活儿挣工分的年纪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车本人身患多种疾病，1960年被判劳教，很快就保外就医了，连正常的工作都坚持不了，送去农村劳动，多少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在无数个人档案中，多数档案属于那种有头无尾，如今已再难了解当事人生前最后岁月经历了什么。但是，这类档案一般都是因为单位在改革开放后因为某种原因不存在了，当事人还活着，档案没有转出去，因而一切记录才会戛然而止。车绍文的档案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根据档案记载，可以知道车绍文的个人档案在1970年3月14日就由公社退到县里去了。首先是这个退回的时间很奇怪，因为1970年春天正是全国到处都在“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紧张时刻，大城市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备疏散，重要的机关、学校，也包括大批干部、职工，或临时，或长期，正在被下放或疏散到农村或内地去。车绍文的档案这个时候从农村往城里走，显然不正常。

其次，车绍文的档案最后回到原住地C市派出所的时间，是1972年6月4日，这也很不正常。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类问题人员的迁徙，都是与其个人档案同步的，以便相关部门能及时掌握该人的情况。车的档案从公社转出后竟然耗时达两年多，这显然与制度手续严重不合。

不仅如此，查车的档案可知，档案自随他转去农村后，就没有增加过任何新的信息，而是又原封不动地打回到他原住地C市的派出所来了。如果他人也回到派出所，理当会有涉及其活动或思想的相关记录信息。但档案回到派出所后，却再也没有增补过新的内容，直至改革开放后被当成废纸做销毁处理，再没有人动过这份档案。这显然也不正常。

以上情况或许在提示我们，原本就多病的车，很可能在遣送下乡不久后就不在人世了。因此，他所去的公社没有来得及给他留下任何记录，就将该档案重新退回到原来安排车下放地点的县公检法部门去了。因为人已不在，该县公检法看来没有及时处理，拖拖拉拉地将车的档案搁置了一段时间，才辗转联系上车所在城市的公检法部门，该部门又拖了一段时间，才将档案退回到车原住地的派出所。该派出所收到档案后，即存入死档，不再理会了。

不论车绍文“文革”开始后命运如何，已是症病缠身的他为什么还会被遣送下乡？身体不好，又缺少收入，家庭负担一定很重，再被下放到农村去，家庭又如何照顾？这些多少都是值得稍加了解考察的事情。下面即依据现存车绍文个人档案资料的内容，略作史实上的梳理，以便读者了解一二。

干校学习

车绍文是1951年7月在C市干部学校开始建档的。记录显示，他于当年7月21日报考了干部学校。在登记表上他填报的是：三十五岁，文化程度初中，已婚，出身米商，有粮食工作的经历和特长，1935年至1950年曾多年在粮行做学徒和店员，1950年5月失业，之后帮助街道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家庭现有八口人，包括母亲、妻子、两个妹妹和两个孩子。因本人失业，现在全家都靠一个妹妹在政府机构工作，拿每月170斤米的薪金供养，另由两个姐姐少许补助维持生活。[1]

在当天的面试表中，他的成绩为“乙”，简单体检的结果为“F”。面试人员了解到的情况大致与车所填内容相同，只是集中在四个方面：（1）该人职业为店员，初中文化程度；（2）认识水平一般，现在地方做些义务工作，如税收；（3）家庭出身商人，已倒闭歇业，生活靠其妹在市委工作的收入和其姐夫的补助维持；（4）该人在学习期间需要补助。[2]

干部学校经过简单调查后，于8月30日正式发放了录取通知书，车绍文被编入2部5班。

车绍文想方设法进干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因此，入学第一天，看见墙壁上“欢迎新同学参加革命大家庭”的大标语，他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心想：“我来校是学习贸易部门，毕业后是在国营公司做生意，拿一点钱维持家中生活，又不是参加军队，怎么说（参加）革命大家庭呢？”[3]

因为全无政治意识，因此，车入学几天后按要求写出的自传材料，也毫无保留地直言自己是想要来解决生计问题的。

他的自传中写道：自己初中毕业后即身陷于战乱之中，始终没有稳定工作。1950年以后再度失业，全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妹妹的薪金，加上两个姐姐帮助来维持。只是因为实在想不出谋职的办法，才想到向政府的国营事业部门找出路。为此，1950年下半年他开始参加街道组织的读报组和税务及治安方面的义务工作，经过一年时间总算取得了区里开具的介绍信，有机会报名来干部学校学习。来此的目的，就是想要熬过四个月顺利毕业，经干校介绍国营部门的工作，结束自己失业的痛苦。

那个时候，车绍文对新政权的政治语言还一窍不通。听过几场政治课，包括在辅导教师的提示下，他知道自传也要有政治表示。故他在自传的最后一节也写了几句带有表态性质的政治语言。称：“我来干校的目的，完全是为着个人生活来打算，根本就没有为人民学习的思想。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才知道以前美帝国主义用着宗教的假面具来麻醉中国青年人，反动派不抵抗主义造成我如此的环境，染了我一身的污点。只有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着人民来学习，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才不致发生错误。”[4]

从车绍文所写的自传，可以看出车初入干校时政治意识很差。入校一周多后，他的改变还很有限。保留在档案中的一段问答的文字显示，除了课堂上和教材里学到知识外，凡是课堂及教材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他的答复还是会显得缺少应有的政治意识。

车绍文的书面问答大致如下：

1．你过去最崇拜什么样的人，最喜欢看什么样的书，最信仰什么主义？

答：崇拜叶××、陈××（均为C市粮行老板。——引者注）；喜欢看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剑；信仰自由个人主义。

2．你过去对一生如何打算？

答：我的打算是好好（当）学徒，将来自己开一个连家的小米店。

3．你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是怎样看法？

答：对苏联不认识，只知在抗战时援助蒋介石飞机、高射炮，打日寇。为什么胜利后又援助共产党，使中国发生内乱（，不明白）。对中国共产党（只认为）是攘夺权力，报个人的私仇的。对国民党，认为蒋介石他个人还好，就是手下人贪污做恶。对美帝国主义，认为是文明国家，工业最发达，出品最好，能够协助中国人办教育事业，五年民选一次总统，是民主的。

4．你过去对革命怎样看法，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好不好，你对革命是怎样的态度？

答：革命是争权夺利，为私人仇恨要革命，是不好的。最后物价跑疯，生意全无。认为谁来都是要吃饭的。

5．你觉得你从解放后到现在思想上有那些转变？

答：军不扰民，借物还物，军人帮助农民割稻修坝，预防水灾。在粮食恐慌时候，粮食市场一粒粮食没有，人民无处买米，中央拿米调剂市场，救济民食。冬天发贫民棉衣，修理街道、水井、水沟，贫民小孩无钱读书可以免费，并救济助学金，才有转变。

6．你入学后发现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学习态度上存在那些缺点？

答：想学新名词，为着生活问题从此解决，不习惯集体生活，（有）散漫的作风，不知怎样联系实际，对家庭生活乱想。

7．你对抗美援朝认识和态度怎样？

答：为祖国人民安全，不能再给美国占祖国领土。朝鲜是我们的近邻，又是我们的大门，我们决不能放贼入内抢掠我们。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复活再演南京大屠杀，而给美帝夺中国物资和金钱。抗美援朝是正确的决定……

8．你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和态度怎样？

答：……土地改革，农民每人有田种，有饭吃，生活能安定，农业生产提高，工业又发达，中国不要向外国购粮食及其物品，国家也可强盛。土改是为着祖国强盛和人民利益而土地改革的。[5]

两三周之后，车的政治觉悟已经明显提高了。学校在学习的第二单元后进行过一次政治科目的测验。考题共三问：（1）“为什么说国民党反动派是三大敌人的总代表？”（2）“为什么必须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知识分子不能领导革命？”（3）“现阶段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区别？”

读车的答题可知，这时他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新政权的观点和语言来讲话了。

对第一题，他洋洋洒洒写了六七百字，先是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接着说明它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虽然少谈了一个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所谈两点的内容，基本上与新政权对国民党的分析定性是一致的。

对第二、三题，他也一样能够较熟练地背诵上课和报告中听来的说法，照抄照录用来答题。他不仅对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的政治逻辑关系记得滚瓜烂熟，而且对中国为何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也表述得头头是道。

阅卷老师对车绍文的答卷总体上也比较肯定，给了较高的分数：每题4分（满分5分）。[6]

第二单元学习结束时，每位学员都要写“学习心得”。车绍文开始知道如何结合自身受苦的历史来说明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了。他在中间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C市的时候，我全家避难六合镇，我父亲这时病死了，由我哥哥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他在六合镇买了烟酒，到浦桥去卖。这时正是封建头子、汉奸张芳、叶成等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县长。他们的徒弟和日寇下乡打鸡打鸭回来，我哥哥恰好被这一群土匪看见。即上来检查，并说烟酒没有报税，来路不明等，随即将我哥哥带到县政府里押了两天两夜，烟酒没收，取保放出。我哥哥连夜回转六合镇，口吐鲜血不止，十余日方愈。这时我全家在乡下无法生活，只得回转C市去求生计。……经过这次解放后镇压三百余人的那一天，我看见罪状上叶成被镇压了，使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封建恶霸汉奸头子，他那时没收我哥哥的货物，使我哥哥得下吐血病症，而又死在吐血的病症上。这时我想到，只有解放军才能替我哥哥报仇，这是我第一次的转变。经过这一次第二单元的学习，贺主任的报告中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美英帝国主义助它军火，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将中国农产品原料夺去，用小恩小惠开学校、（办）宗教，来麻痹中国青年人们，使我体会到，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教育、宗教的欺骗，造成我现在文化底落后。[7]

四个月之后，在填写新的自传材料时，车绍文已经开始能够运用新政权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观点来检讨自己的历史和思想了。在干校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接连填了五六个表，先后写了好几篇“思想检查”“思想转变过程”，以及自传交待材料。

他在其中一篇思想检查中写道：

我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父亲和朋友开设茂生米店。我兄出师后在本市开设祥和米店。家庭生活及我读书完全由店中供给，无其他收入，生活很是富裕。父亲常对我说，你要用心读书，将来才能掌握店中事务，我不能养你们一生，如不好好的读书，将来一辈子帮人家，就没有做老板的希望。从此，我才用心读书，预备以后开店做老板之用。

我读书是一个基督教小学，受了美帝牧师们的教育，认为耶稣是一位真神，世界万物是由上帝所支配的。在九一八日帝侵略东北的时候，全市各校举行示威游行，我校闻风不动，牧师们对我们说，东北的人没有真心崇拜上帝，这是上帝降他们的罪。那时我信以为真，因此也和牧师出外传教，又得到牧师们的糖果、玩具等，看到了牧师们住的洋房、穿的西装皮鞋、吃的牛奶面包。这样如此的享受，所以我一心向牧师们靠拢，想要得到牧师的，以便可以得到教会的帮助，或可能在教会中做事，可以得到牧师们一样的享受。

在我学徒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我父亲对我说我家祖辈为商，还是做生意为根本（的话）。……进了粮行以后，见到老板们吃喝每餐都有酒菜，行中各事都是同人徒弟去做，非常威风，这时回忆到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从此我就忍受学徒的痛苦，吸收老板的一套赚钱经验，相信以后也可享受老板的滋味了。

我自小受了家庭教育及粮行的影响，（相信）读书就是发财的本钱，帮人家是没有出路的，是不会发财的，只有老板才有前途。……在美帝的教育下，使我目无一切，只有上帝和牧师是我最羡慕的，见到牧师们的享受，就向牧师靠拢，得到小恩小惠。……丧失了立场，做了美帝麻醉人们的忠实走狗。经过（报纸上揭露的）圣心儿童院和黎培里（危害中国的）事实，我才初步的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宗教，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挂的羊头卖的狗肉，屠杀中国儿童，用小恩小惠麻痹中国青年，做他忠实走狗，为他服务。通过第二单元贺主任的报告，知道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更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我现在认识到，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耶稣，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茶，我是再不会受你欺骗了。[8]

在一篇鉴定书中，他还进一步具体检讨了自己抗战后直至解放初一直迷信蒋介石和美国，在事实面前思想一步步转变的情况。他写道：

在胜利的时候，我回到C市仍在粮行工作，生意非常的好。我想，如不是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今天那里来的这样的生意呢？这时我对国民党非常的崇拜，（认为）蒋介石外交手段真高，交了一个有钱的美国朋友，真是了不起的事。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时候，反动的中央日报登载着共产党阻止接收，苏联搬走东北机器（的消息），我那时非常痛恨共产党。你不抗日，还要从中扰乱阻碍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反而给苏联搬走祖国机器，诚心出卖祖国，苏联真是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抢走中国财富，全不顾盟国的信义，不像美国援助我们大批军火和物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有今天的胜利。美国真是我们的好朋友。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乱拖壮丁，男子当兵，女子当妇女队等语，我那时信以为真。直到C市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是非常着急。因此曾叫我妹逃往台湾，免得替共产党当妇女队。C市解放时，我在街上看见共产党军队衣服穿得虽然不好，但是纪律很好，问人路非常和气，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横行霸道，但是我还是有些怀疑，是共产党才来，收买人心而已。……粮行关闭，我遭了失业，我想政府已不发执照，又不给我们做生意，这样我们职工不是一辈子不能做老板么？不像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同人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开店做老板，共产党真是和我们穷人捣蛋。因为利益的冲突，我复又对共产党不满，经常和朋友们说共产党先甜后苦，做生意是没有办法了，国民党一天不来，是一天没有好日子过。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第一天，我想共产党是开始报仇了，反正登记的人是一个也跑不了。这样的手段，真是太毒辣了。照这样下去，不知要搞到那一天为止。镇压三百七十六人的一天，可把我吓了一跳。看见罪状，使我转悲为喜，因为见到了日伪县长汉奸叶成被镇压了，我是非常欢喜。他那时没收我兄的货物，并将我兄打得口吐血，结果因此而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告过他两次，都没有效果，今日解放了，共产党能替我报仇，真是想不到的事。共产党枪决一个人是有点根据，但是我又回想到三百七十六个人，难道一个冤枉的都没有么？经过地方上枪决恶霸×××的控诉会，更使我进一步的认识了镇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在（政府）释放了第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更证明了政府杀一个人是完全根据事实的，不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麻木的杀人。……经过了C市两年的建设，修马路、造长桥、通河道等等的事实，也证明了共产党处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课本中（介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我知道了我以前那样非法营业是错误的，政府是照顾私人的利益，防止奸商投机倒把，操纵市场，是照顾职工的利益，不给资方任意剥削和无故解雇（的权利）。……我今后必须跟着党走，不段（断）的学习，彻底改造我（在）旧社会（沾染）的贪污腐化、剥削发财的思想，来为人民服务。[9]

政治评鉴

读干校，并不只是被灌输四个月的政治历史观念，学会写自传、检查、心得之类，就能够被介绍到政府机构去领薪水了。干校在接收、教育和训练这些失业人员的时候，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学习检查过程中考察每个学员的政治表现与政治觉悟，同时要尽可能调查核实他们各自的政治历史，确保他们在政治上没有重大隐患和问题。

关于车绍文在校学习期间的政治表现，有各种记录。入校不久，就被小组认定：“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改正错误……爱面子，保持一团和气，批评不展开，留念过去在日伪蒋介石时期的生活，家庭观念深，负担过重，生活困难，对我党、我政府存在一定程度不满。”[10]

在入校学习的四个月里，共有四个单元的学习和一个思想总结阶段，每个单元都由小组背对背做出小结，并给出评鉴。车绍文入校后很快就被评定为“中下分子”，原因是“不爱活动，与落后分子×××经常一起玩，放假常去来一道，好讨好，两面态度，对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发言不踊跃，不敢大胆暴露思想，对同学没有帮助，不联系实际”等。[11]

对车入校以后的综合看法，大致可以通过1951年12月25日车所在小组做的“各单元表现摘要”有所了解。该摘要是这样记述车绍文的表现的：

一二单元：

能遵守生活制度，不爱活动，最初入校的几天表现还好，漫谈学习态度时尚能暴露思想：起初怕被取笑，不好意思来。入学是因家庭人口负担过重。以前想不通，日本人来了都没有失业，而且生活过得舒服，为什么解放后失业，生活困难。“九三”座谈会上发言，希望抽烟同学改吸大英为土造，节省钱捐献飞机大炮。坦白说出：“别人批评我便不高兴，我也不愿说出自己缺点。”由于留念日伪时的生活，同时对我党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几天后便被落后分子×××、×××所拉拢，常在一起玩。第二次生活检讨时有了虚假态度，当众检讨时发笑，背地对人说“这样别人就不会认真”。

三单元：

能遵守生活制度，不爱活动，与落后分子×××经常一起玩，下象棋，放假常去来一道。两面态度，好讨好，对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干部来了便肯帮助人，发言不踊跃，不敢大胆暴露问题。对同学没有帮助，不联系同学，对组织顾虑，表现较初来落后。学习尚认真，理论测验成绩不坏，对生活组长×××闹成见。

四单元：

×××调组后，与其接近的机会少，但又与落后分子×××等常接近，常吃酒，不接近进步同学，变骄了，一点小事就吵闹，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但在学习上尚用功，整天抄写笔记。宿舍卫生很遵守，并努力的打扫小组清洁。不暴露思想，思想检查后的漫谈会上谈：“我现在没有思想包袱。”讨论会上为发挥自由思想而发挥自由思想，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没收资本家的资本。

思想总结：

思想总结未开始前，放烟幕弹“我没有包袱了”。经干部批评后，进入思想总结阶段时暴露了青帮和学历，但对组织仍顾虑，个别谈话时对反映落后分子的情况，只谈小组好的，患得患失，不暴露自己思想，时常考虑工作问题。[12]

由上不难看出，车绍文所在小组对他学习期间的政治表现相当不满，这也直接影响到小组对他的总体评价。尤其是对车绍文在各种场合交待出来的历史问题，小组越来越抱以高度警惕和怀疑的态度。

有关各学员的历史问题，干校人事科11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分别在向相关派出所、关系人及关系单位去做外调了。干校发出的统一公函特别说明：

兹有敝校学员一名系 贵辖区或曾在所管区内就学或就业，今有若干历史情况不明，政治面目不能证实，特致函 贵处烦请协助，向各有关方面收集材料（并请注意保守秘密以免惊动该员家属亲友及其本人）以便对照了解其政治面目、政治态度、思想动机等，以利对该员等之教育改造。

敝校因每一期学员学习时间较短，结束之后即按照条件与工作需要分配工作，故希于接信后务于一周内设法将调查材料寄来C市干部学校人事科为荷。如确难查明或去函调查内容不清，亦望急速告知，以另行设法或补充情况，便于继续调查。[13]

对车绍文的调查，着重于几个问题，一是查他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是否汉奸；一是“在镇反中他未检举人”，而他大妹就是“三青团”团员，其妹夫不仅在伪国防部工作，而且还去了台湾，但车却说“不了解其下落”。外调主要为四方面问题：（1）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帮会，经过情形怎样？（2）在日伪时期做过些什么工作？（3）日伪时期及解放前后常与什么人往来，有无反动社会关系，其关系如何？（4）与（“镇反”中被捕的）方××、李××、杨××等人的关系如何？[14]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其实主要又都是车绍文1951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思想总结阶段，在辅导教师和5班同学反复批评诱导并督促之下，几度“思想检查”，自己交待出来的。

比如，他承认自己1933年8月开始学徒生涯，因顾虑失业没人帮，为找“一生的靠山”，就拜了城南米业大佬陈××为师，加入了青帮。

他承认，1950年春天“镇反”时，得知他在抗战期间的一个邻居李××因当过反共救国军被捕，他一度很吃惊。他印象中李虽然是青红帮的人，“可是为人一切还好”，而且他又有开火车的技术，因此，他当时曾认为，共产党需要技术人员，“这样的人可以从事教育改造，不该将他枪决”，当时“觉得非常可惜”。

他承认，1950年5月过去从未见过面的舅父方××上门来找，说是他家乡很快要土改，他想请车全家搬去他家乡，以便在土改时平摊到更多亲属的头上，把大部分土地保下来。方许诺可以给他在乡下做生意出些资本，他因此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因舅父回乡打听后，得知车一家人的户口报不上，这件事才没有往下进行。他还为此“感觉非常失望”。

他承认，1950年秋他曾见过一个外省粮商杨××。杨是一个地主，因土改逃来C市，一家三口生活不能维持。他当时不仅没有检举杨，反而还接济了杨五斗米，劝他不用着急，告诉杨“蒋介石如回来时候，这些田地还不是你的么”。后来，杨还是被抓而押回家乡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当时很不理解，认为“田地已分掉，还要把人搞得妻离子散”，因而“痛恨政府太惨（残）忍了”。[15]

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填写了在干校的最后一份思想总结表。小组、班、部分别对车的表现，做了评鉴。

车绍文所填学历为两段：

1926年7月至1931年7月，在C市进修小学；

1931年7月至1932年7月，在C市华美中学一年。

他所填工作经历分六段：

1932年7月至1937年8月，在城南××粮行做学徒；

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在××省××县××镇××矿业公司合作社任店员；

1945年9月至1949年11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在城南××粮行做股东；

1950年7月至1951年1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由于在思想总结阶段，小组以及全班围绕着他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有过反复的质询，因此，他在书面的思想总结里还进一步详细地交待了自己在日伪时期为日伪工作的经历和曾经有过贪污的情况：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粮行停业后，我全家避难六合镇，父亲因病亡故，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C市到××粮行营业，一九四一年粮食被日寇编制，粮行生意清淡，我被解雇而失业。同时我兄吐血而死，无处找事，生活非常困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由姨父×××拜托邻居×××介绍我去××省××县××镇××矿业公司为日寇工作。初去时在洞子里，工作约三四月，（后设法）调到合作社工作，代管农园。这时合作社主任为日寇，我每日工作贩卖物品及农园账目，每月总共米两石。当时在××镇上去卖，赚来的钱由合作社几个职员均分。在这一年多时间，除了家庭生活外，余了一点钱。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回C市结了婚，日寇主任送了我一百元日票礼金，我非常感谢他。从此我对工作更加负责。在结婚后，就将母亲、二妹、妻、侄都带到××镇居住，免去两处开支。同年六七月间，××镇江水上涨，宿舍被淹，我搬到离开公司两里路矿场办公室里去住。……那里非常偏僻，杜××对我说，对岸新四军并不惹人，明日星期我带你到对岸去玩。而我那边熟人很多，于是第二日我和杜××去对岸××县去玩。当时新四军合作社有一位职员并问，你们合作社账目是怎样搞的，我当时并将情形告诉他。约二小时回来，他并对我说没有事可以过来谈谈。在合作社贩卖货物完全是在S市、M市采买，由于我生长C市，因此合作社日寇主任去购货时都带上我。每到中国商店购货时，他必叫我和商店老板商量，做假发票，每样货物加上价钱。到了晚上，他给我一些钱，叫我到公司内不要说，以后去两地购货还是带你来。有一次公司缺乏木头、木炭，日寇主任叫我去买……（因为）在新四军地区不用（换汪伪钞票），我告诉日寇（主任），就由马某叫了两个人抬了布匹、手巾、袜子、鞋子等，去换了一些木头和木炭回来。这样使我更好的赚了一些钱。（我）以为日寇主任对我真好，只要我省吃俭用余下一点钱，以后公司如不要我，我也可以回C市做生意去了。

（一九四五年）胜利的消息到了，我让母、妻、妹等先回C市，我在公司办理结束账目，所有货品点清入库。××镇汪伪钞票无处购物，商人都将货收起来。这时公司缺乏粮食，只有将合作社内的盐拿到镇上换米。这时我和合作社二位同事商量，现在胜利了，假使国民党来接收，对我们一定不利，而且我们回家恐一时找不到事做，生活从何处来呢？于是将盐卖了十石米，第二日乘小船逃往C市。

由于旧社会养成我发财主义，替日寇做了忠实走狗，与日寇互相贪污，又对日寇阿谀逢迎，自己从中取利……这完全是剥削劳动群众的血汗来肥自己，为害了人民利益，丧失民族立场，我今后决心为祖国建设而奋斗来赎以前的罪行。[16]

12月20日的思想总结是该届学员最后一次正式填报自己的思想和历史情况。当天还填写了鉴定书，并由小组、班级和部分别做出组织上的鉴定。

车绍文所在小组那时有十七人，因为最后的鉴定书需要每个人签字盖章以示负责，因此写在每个人鉴定表上的意见大都比较委婉。如车绍文最后的小组鉴定就讲了他不少优点，如“劳动观点强，能时常打扫室内（卫生）”“遵守生活制度、学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学习认真，表现在记笔记，文件，提出问题”“作风正派，不拖拉散漫”“做事负责，组织交给任务能及时完成”。对车的缺点，小组写得也比较宽容。说车主要缺点是：“不敢大胆发挥自由思想”“不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不能联系实际”“发言不踊跃”“帮助同学不够全面”“性情急躁”“个人主义学习（批判不够）”。

5班及2部给予车绍文的鉴定意见，基本上只是照录小组的意见，说车绍文“能遵守生活制度，爱劳动，工作尚负责。思想不开展，不暴露思想，不能靠拢组织，反映情况有顾虑，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7]

但背靠背的问题评鉴就不同了。几天后，5班做出的不与车绍文本人见面的历史问题评鉴，就相当负面。文称：

该学员由学校踏入粮行学徒时，为不受失业威胁而参加青帮，作为靠山。日伪时期曾办过合作社，颇得鬼子信任，并与汉奸往来密切，其本身就是个汉奸。解放后，由于失业，生活下降，幻想国民党复辟，包庇并接济逃亡地主×××，企图等待国民党回来，以依靠×做粮食生意。入校后表现落后，对组织怀疑、顾虑，不暴露思想，不与进步同学接近，而与落后分子经常在一起，认识模糊，幻想国民党，更留念（恋）日伪时生活舒服，并且“威风”。我们认为（他）日伪时期历史问题交待不清。[18]

所谓车绍文“与汉奸往来密切”的说法，显然来自车绍文所住街道的公安员及当地派出所的反映。他们的说法是：车绍文一直住在城东，抗战前在城南等地开过粮店。鬼子占领C市时，车经由胞兄介绍曾到鬼子办的工人合作社工作，“与汉奸联络的很密切，并认识汉奸很多”。胜利后，又回来就职粮店，解放后因粮食专卖而失业。对车与被捕三人的关系不了解，“关于参加黄色工会及参加反动党团问题，未了解出来”。[19]

关于车参加过帮会，拜过师父，与帮助过有亲戚关系的逃亡地主杨××，也都在外调材料中陆续得到了印证。车的妹妹和外甥都证明，车曾“参加过青帮”，拜过城南米业公会主任陈××为“先生”。[20]但是，没有材料证实车绍文“与汉奸往来密切”，以及入校后仍旧“幻想国民党，更留念（恋）日伪时生活舒服，并且‘威风’”。因此，小组对车绍文所作的政治结论是：“青帮交待已清”，“日伪时期历史交待不清”。理由是：有住地派出所材料举证，同时“自言在日伪××矿业公司合作社工作时，曾下乡会到过新四军，我们分析可能有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的行动，是个汉奸”。[21]

这样一个组织鉴定，无疑给车绍文留下了不少麻烦。历史问题，除青帮问题及包庇逃亡地主问题已经大体澄清外，汉奸问题显然还没有解决。而更容易惹麻烦的是关于车绍文现时思想的问题，因为鉴定把车在口头和书面检讨中交待的对建国初的一些认识，与车在校期间的落后表现联系了起来，认为他到学习结束仍旧抱有“幻想国民党”和“留恋日伪时期”的思想感情。这对车取得新的工作和在新单位里取得信任，肯定是一个较大的障碍。

险遭遣散

1951年12月底，车绍文被分配至土产公司做“营业员”。公司人事部门1952年1月正式接收车绍文并得到工商局转来的车的个人档案的时候，恰好赶上“三反”运动紧锣密鼓，“五反”运动又开始轰起之时。车的历史问题尚留有一个大尾巴，以往经历中经济上又有过贪污的情况，故公司不能不对车的一举一动十分警惕。尽管工商局分配车来公司时，是直接按干部待遇安排的，并无试用期一说，但在公司人事内部管理的表格上，对车的职务，却专门加上了“见习”两个字。而且还在外调计划中，把车绍文的汉奸特务问题的调查，也列了进去。[22]

车绍文到土产公司后，最初被分配至铜料科管发货。不久科里就反映他工作粗心，且听不进批评意见。比如，车任铜料科发货员一个月，不仅发货常常不及时，而且他负责的收发铜板还少了三十斤。当科领导批评他，叫他好好爱护国家财产，“不要猫吃鱼”时，他不但不检查，相反在背后大发牢骚，说：“少了卅斤铜还了得吗？我有三个老婆卖掉也不够赔！”同时他还强调客观原因，说少铜主要是秤小的问题。说秤生、熟铜和铜板都是一个秤，生、熟铜都不少，单少铜板，不能赖他。车之后被调去仓库任保管员，又被人举报人事关系复杂，说车和当地许多人关系很熟，尤其是一些米行老板常来找他接谈，“鬼鬼祟祟”，“经常半夜才回来”。有一次就被去检查的门市部主任撞到车当班时不在仓库值守。[23]

值此期间，因“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各单位不少人因种种原因被列入大小“老虎”之列，斗争形势异常紧张激烈。车绍文的姐夫在医院工作，过去曾经做过国民党党员，这次运动中亦被人检举有贪污行为，本人坚不承认，“打虎”阶段因难以承受自杀身亡了。车还有一个妹夫，过去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工作，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加上车自己和青帮及所谓汉奸的历史关系问题，他的问题也就不免变得更复杂了。

除了历史社会关系问题外，车绍文自身的个性问题也在运动中和工作中一再表现出来。据车绍文在运动后期承认，对照“三反”斗争的要求，自己不仅在历史上犯过诸如“贪污”性质的错误，而且面对阶级斗争，自己也总是摆不正阶级关系和亲情关系。比如，明知自己的姐夫自杀是“抗拒三反，不愿改造”，却“在我姐悲伤时不能用政策说服，反而同情”。明知自己亲属中发生这种事情，应该主动在单位会上或向组织交待出来，却因为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思想，不愿在小组会上和单位内讲。他也承认，他在工作也常有任性的情况，比如，“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都认为不如自己，假使同志们不采取我的意见，就很不乐意，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工作上一旦碰了钉子，就又“会垂头丧气，没有勇气搞下去”。而且，常常对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很卖力气，对自己不愿意的事就会表现得很不负责任。[24]

1952年6月上旬，“三反”运动结束，车绍文最初像其他职工一样，填写了一份作为“三反”运动总结的《干部简历表》。他给自己填的职务还是“营业员”，自我鉴定评价还比较好，说自己的优点是：“能够吃苦耐劳，在劳动方面说干就干，能起带头作用，没有私心”“工作认真，比较有计划，能随机应变”“比较钻研政治，要求进步”。缺点是：“立场不够巩固，不能划清敌我界线去看有些问题”“组织观点不强，做事犯主观，不能采取同志们的意见”；“在工作方面有始无终，没有彻底性，并有冷热病现象”“缺乏政治性，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不能大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25]

在此期间，负责背对背审查车绍文的相关人员给出的审查意见，严格说来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来。审查的结论和过去一样，只是猜疑而已。称：“从车的经历上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根据了解来的材料和他谈，他谈问题是不老实的，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个汉奸特务。”[26]

但是，因为公司人事方面依旧把车绍文当做“见习”人员，半年时间一到，按照基层单位的评价及其意见，也就以见习时间已到，该人表现不及格为由，将其列到“编外人员”的名单中去了。

7月8日，公司人事填报问题人员登记表，车绍文成了需要遣散的问题人员。表内主要的两项，即“反革命罪恶”及“贪污情况”，车都没有问题。表中附带一项“平时工作表现”，人事科却写了不少话，一小栏不够，还专门加了半张纸来说明。中心意思就是该人社会关系复杂，工作表现较差，建议“送政治讲习班学习或开除”。随后，工商局对此也做了批复，提出：“发给部分补助费，遣散回家。”[27]几天后，C市上级主管机关也下文同意了工商局的意见，表示“同意解散返家”，还要求土产公司出具一份“工作人员申请退职登记表”。公司人事部门在“退职原因”一栏中写下了这样的理由：

该员参加过青帮，社会关系复杂。城南等地关系熟悉，在公司仓库工作时经常夜半才回家，平时工作不积极、不负责。东西少了，强调客观原因，领导同志叫他工作时细心注意，他不但不检查，相反在背后大发牢骚。[28]

“三反”“五反”运动后，工商企业大量倒闭停产，经济形势困难，失业人员剧增，上级党和政府要求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避免社会无业人口继续增加，土产公司填报“申请退职登记表”，与上级的政策要求有关。不难想象，车绍文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不论公司如何劝说，他也坚持不填这张“申请退职登记表”。一方面，此一周折之后，公司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免除了他的见习期，并给予了他正式职工的岗位；另一方面，车绍文也变得小心了许多，努力夹着尾巴做人，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规规矩矩地工作，避免再惹麻烦。故两三年后公司人事部门对他工作表现的看法已明显有所改变。虽然在政治上仍认为“该人关系复杂，本人在日伪时期是一个汉奸……必须追查日伪时期汉奸活动”，但亦肯定他“工作一般尚积极，能吃苦肯干”，只是还“存在冷热病现象，思想意识差，看人说话”的情况。对他的基本定性是“列入好人第三条，（属）政治历史不清（的）中间分子”。[29]

但是，这段时间的车绍文，像当年的很多人一样，总还是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占一点公家的小便宜。而这也和车一家八九口人，生活一直十分困难的情况有关系。自1950年以后，全家最初只有妹妹一人有收入，两个姐姐也要补助一些，才够吃饭。车好不容易在1952年开始有了工资，两个妹妹也都有了收入，全部收入加在一起，也只有150个折实单位，不足100元。[30]以后两个妹妹出去另过，车的妻子出去做临时工挣很少一点钱，养活六七口人，家庭经济条件更加困难。因此，车每每会利用出差的机会，设法在规定的差旅费标准下，自己少吃少花一点，多报销一点，占一点小便宜。据车几年后检查交待，仅1953——1957年间，他就通过这种办法，多得到了11元钱：

1953年7月出差，当地汽车不通，不得不步行往返某两地间，回单位报销时，除了8角钱的伙食费外，还多报了没有开支的交通费5角钱。

1954年7月出差，吃饭基本上是当地朋友招待的，没有花钱，回来报销时仍报了伙食费6角钱。

1954年9月出差，往返数天，多报伙食费4.2元。

1955年9月出差，总共三天，路上均买馒头吃，花费少，但仍按正常伙食费报，多报了2.1元。

1955年10月去某市开交流会，车上不需要吃饭，回来后报成吃饭，多报了7角钱。

1955年11月去某市开全国交流会，餐费标准略高，但实际上有10天未在交流会上吃饭，回单位后一律按高标准报销，多报了伙食费2元钱。[31]

嫌疑洗清

从1955年初起，全国范围的“审干”运动及“肃反”运动开始进行。车绍文所在公司排在C市第三批，1957年才正式启动。车的复杂社会关系，特别是汉奸嫌疑问题，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运动中的调查对象之一。

3月下旬，经过公司五人小组及车所在班组几度谈话后，车接连写了几份交待材料，将过去交待过的一些问题，又做了更具体的交待说明。

土产公司这一次的调查明显较干校时和“三反”运动时的两度调查要深入得多。其主要调查方向集中在车绍文的汉奸特务嫌疑问题上。凡是可能了解车在××省××县××镇××矿业公司工作情况的人几乎都找到了，但没有人能提供出具体的史实，勉强能够提供的，只是已经记不清楚的点滴回忆了。

如有的人只知道“他在福利社发过米、尝过油、搞过猪肉、理发店、豆腐店，都（是）贪污现象，具体事实不够了解”。[32]

有的说，车当年接近的人多是一同在矿上工作的职员，对他在矿外合作社管理工作的详细情况记不清了，是否在外采买过什么，更不了解。“好像记着车是当时镇警察局长的青帮学生”。[33]

有的说，曾与车同事过一段时间，一起去镇上赌过钱，知道车与一班伪警察经常联系，并拜警察局长为老头子，那些警察常常找他买东西。至于车与警察局长是否有其他活动，“完全不知道”。[34]

对于车在干校时回忆说曾和杜××一同到新四军驻地去玩，还和新四军干部有过交谈一事，尤其是这次外调的重中之重。运动以来，各级组织反映督促车交待过去历史，车也写了好几份十分细致的交待材料，却再也没有提到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玩的事情。这让五人小组更加怀疑车不老实，可能有特务嫌疑及对新四军不利的行动，不敢暴露。故在外调计划就特别强调要调查车去新四军根据地“是否有背景与任务”，“是否参加过日特”，“是否还有其他罪恶与反动组织等情”。[35]

经过深入调查并再度与车对质后，外调人员报告称：“通过与杜××谈，了解到车在当时是比较神气的，当时一般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车绍文的名字，但没有发现他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车）可能给当时警察局长磕过头（已记忆不清楚了）。至于到对岸去玩的事，杜本人是去玩过的，没有其他人跟随。杜并肯定车没有跟他去对岸玩过。当时该矿也没有什么运动党团等组织活动。”

回公司后，调查人员找车谈话，车也主动交待了在当地拜过警察局长为师的事，但虽经调查人员一再提示，车对于到新四军处去玩一事还是想不起来。后经调查人员指出车曾在干校有此交待，车才想起有过这回事，然后马上开始承认当年说了假话，“想达到组织对自己的信任”。[36]随后，他马上就补了一个“更正书”，解释称：在干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因为想要表现，故讲了假话。他承认，这是因为“我觉悟不高，对党的认识不够，认为说这样的假话就可表现我对新四军的认识和积极”。[37]

依据上述情况，车绍文问题调查人员最后的意见是：

（1）根据调查，杜××与吴××（当时同事关系）反映情况与车绍文自交材料，是基本相符的。当时该矿也未发现有什么特务及其他反动组织，杜并肯定说车绍文没有跟他到对岸去过。

（2）根据车绍文这次谈话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自己主动补交过去参加的反动青帮组织，并肯定了过去对组织上不够忠实的。同时又写了书面材料，保证没有到对岸去过的事。

（3）经过研究，以上情况比较可靠属实，故给予取消疑点。[38]

这一轮调查结果还不能马上定案。相反，紧接而来的“审干”工作，公司“审干”办公室依旧依据干校转来的公安员和派出所的说法，坚持“需要进一步查清该员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情况”。故1958年3月即再度组成专案组，并派专人又去车绍文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做了更大范围的调查。不过，这一回调查的结果还是一样。[39]

新的调查人员所得调查结果也肯定，车绍文当年虽在××矿业公司两处工作，但没有搞过政治活动。特别是合作社，“是日本人官办的企业，负责人均为日本人”。因车到社较早，“日本人找他的多些，但仅是业务上的关系”。“经研究（建议）取消车绍文汉奸嫌疑”。[40]

这一回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经报上级各级部门审核，一致同意取消了车绍文的汉奸特务嫌疑。当年9月上旬，“审干”办公室负责人将此一结果也正式通知了车本人。[41]

麻烦上身

政治历史嫌疑的解除，显然让车绍文思想上轻松了很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虽然还在持续发生，但是，不仅1957——1958年地方上的反右运动没有再捎上他，“大跃进”运动轰起后“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整风运动等，也都没有影响到他。作为土产批发部业务组的办事员，他长年从事农副产品购销业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极强的办事能力，再加上肯于东奔西跑、吃苦耐劳的精神[42]，使他逐渐成了他所在科室领导相当重视的一名工作骨干。只是，由于出身、经历、职业和性格的影响，他始终改不掉身上的许多老毛病。1958年整风期间，他在思想总结中就又一次检讨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情况，说自己“始终没有对党反映过自己的思想情况”。一是因为要面子，觉得自己有缺点有问题讲出来不好看；一是觉得自己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批评其他同志“也不好看，反而对我报复”；一是“怕党不能相信我”，怕讲出自己对党的一些看法会给自己惹麻烦。总之，“思想上认为我批评人，相反的别人也要批评我，由于自己怕人批评，也就不批评别人，抱着一团和气（的态度）。哪怕在工作上发现别人不对的事，有时虽然提出，只要对方反驳，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坚持真理，以免得罪别人”。[43]

就像车绍文自己再三讲过的，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直从事的也是通过买卖商品挣钱的工作，因此满脑子都是挣钱和利润，用他的话来说叫“单纯业务观点”。做什么都像旧商人那样，要考虑划算不划算、挣钱不挣钱。对自己的事不必说，对公家的事，他常常也会如此考虑问题。“大跃进”期间全城动员大炼钢铁，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把好好的铁门、铁锅拆毁、打碎，拿去烧成生铁，心里认定是浪费，嘴上却从来不讲。运动中领导一个劲儿要求“大进大销”，具体负责业务的他却“生怕积压吃批评，宁脱销怕积压”，“完全从利润上去打圈子”，因而领导定了指标，他也会悄悄在执行中打折扣。这样做的结果，在那样一场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的运动过程中，有时他的确是做对了，但有时也证明领导反而是对的。因此，碰到这种情况，他也不能不公开检讨自己。心里未必认输，嘴上还要批评自己“重业务轻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可能“给党带来极大损失”。[44]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业务工作上过于我行我素的态度，特别是旧式小商人那种处处拉关系、搞人脉、你来我往、互利互惠、占小便宜的经营交际方法，在当年越来越政治挂帅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惹了大麻烦。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对农村及其财贸部门的基层干部进行一次大检查，教育挽救那些“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的干部，而对那些“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坚决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极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45]

整个5月，车绍文恰好生病住院，没有上班。6月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度也未能完全投入到工作中来。6月上旬，“三反”运动开始在公司内部全面展开，又是动员，又是鸣放，又是初步检查，又是专题检查，同时还大搞座谈会、辩论会、展览会，集中针对公司内部的浪费和贪污问题万炮齐发。

6月底，运动刚开始不久，就已经有餐厅的党员检举车绍文：“经常以开后门的办法将市场没有供应的紧张商品，以批发价格出售给私人（车的亲朋）。”“凡是与车有关系的人，找到车买东西，他总是帮助的。车得到的好处是到他们那里吃东西可以吃得多、吃得好，和购买到其他东西。”[46]

由于土产公司自身的工作特点，“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非常多。这类开后门、走后门、拿自己掌管的商品与外单位拉关系、占公家便宜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对车绍文这方面问题的反映，最初并没有引起“三反”整风办公室的重视。直到几个较大的案子调查基本有了结果之后，“三反”整风办公室才开始派人对鸣放中反映车绍文的问题进行外调。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外调，基本上查到的都是这类互相利用公家的东西交换利益的问题。外单位关系人员都反映说，车这个人一向很重关系，你要什么，数量不大并在他掌管的范围内，他都会想办法帮你。反过来，车到这些关系户那里买东西或吃饭，这些关系户也主动提供便利，吃饭少收钱，甚至请客还礼不收钱。[47]某食品加工厂还具体开列出了车绍文等人1959年在该厂走后门买过14次，价值20余元的骨头、汤油、鸭肝、猪肝的情况。[48]

随着这类外调材料反馈到公司来，对车绍文占了多少公家便宜，有没有贪污枉法的调查也就迅速展开了。进入到8月中旬，公司内部各科室已经有十余人出来揭发车违反供应政策，自作主张，拿公家商品拉关系、开后门的情况了。

比如，有同事揭发说：某省驻本地执行全国三类三次交流会合同的采购员与车绍文非常接近，在车生病时专门给他送过食品。原因就是车绍文多次违反计划在调运商品问题上帮过这位采购员。

有同事说：某市蔬果公司业务员在车生病期间到车家去过几次，一次送的是罐头，一次送的是饼干，还有一次送的是熟猪肝。原因是车做主把土产公司自己都很紧张的计划外的豆腐乳200坛、蚕豆酱5000斤，还有其他味汁等调剂给了该公司。

有同事说：车经常以开后门的办法将市场没有供应的紧俏商品以批发价出售给他的亲朋。如中央餐厅的×××就经常到批发部来买水果。有一次出售给×××的10斤笋尖和1斤木耳，就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车却以批发价出售给了他。×××因此也为车绍文开后门。车常常到×××那里去买计划供应的肉，不仅自己买，有时还替别人买，都不用肉票，甚至不用排队。[49]

8月中旬末，车绍文被正式隔离审查，交待问题。车陆续开始“坦白交待”。

19日，他交待自己没有经过科领导同意开出的商品有碎粉丝2000余斤、榨菜200斤、笋干200斤、干果150斤、水果300斤，分别开给了几家食品加工厂和酿化厂等。走后门帮公司食堂买到猪脚20斤、鸭脚20副、鲜鱼25斤、豆渣50斤、帮材料科买到发动机1只、三角铁350公斤、帮局长买到10斤甜酱，帮同事买到香烟10条，帮科长购到咸鱼15斤等。同时，自己也在几个单位吃过饭，买到水油、油渣、鲜鱼、猪肉和香烟等。[50]

20日，他进一步将前一天想到的情况在补充后列出一张单子来，详细说明1959——1960年私自做主开出商品和走后门开进商品的每笔种类与数量。同时承认自己1960年即到处吃饭有10次之多，以及“贪便宜、收礼物、吃样品”的种种情况。[51]

21日，他又根据调查人员的要求，按关系单位逐件再做交待，并按要求专门将“贪污”辟为单项来交待。但他承认的贪污，只有三次出差多报了伙食费或交通费的问题。经调查人员反复讯问，他最后才承认说自己在1957年3、4月间外出采购时，曾带回退款20元，因财务当时没有人，便放在自己办公室，后来慢慢花掉了。[52]

22日，他又想出4月文化局送来几张戏票，因当时公司开会无人看，他就拿了两张和另一名同事去看了。[53]

23日，他又想到1954、1955、1959年有三次多报销路费和伙食费的情况。[54]

26、27日，他又补充交待了历年六七次多报销路费和伙食费的情况。[55]

到9月2日，他进一步交待擅自开出商品约有粉丝5000斤、榨菜1500斤、笋尖1500斤、味精100斤、干果1000斤、金针菜50斤、苹果500斤。而仅1960年前几个月，他就和同事一起“到处骗吃骗喝”20次左右，有时甚至能有两桌人之多。自己收到关系人送的鸡、蛋、油、糖、糕点等，价值16元多。“贪污”，即多报路费、伙食费的次数也多了许多，从1953年起算下来“共计45.10元”。[56]

9月8日，土产公司作出《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内称：

车在工作上一贯不负责任，在仓库任保管员时收货不过秤，后搞收铜工作时，一个月就少了卅斤铜板。经常发牢骚，讲怪话。1952年组织上曾研究准备清洗。到现岗位后表现骄傲自满，旧商人习气严重，好吹牛、说大话，总说别人业务不如他熟习，不尊重科长，重大问题不请示汇报，一贯独断独行。

报告称车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严重违反供应政策，非法供应大量紧张商品”。说据初步查明的，从1958年以来车就掌握了商品分配工作，“任意将省市控制商品大量供应本市和外地单位，初步统计总值达16万6千多元”。二是“工作极不负责，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说车“阳奉阴违，故意制造混乱，积压浪费大量资金，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尚待处理的悬案就有20多件，有的商品四五个月还在途中，有的发生霉变只能再制，有的数量短少迄未查清，此类问题“初步统计即达61469元”。三是“利用职权到处骗吃骗喝、贪污受贿”。说甲厂送给车鸡1只、鸡蛋30个，车即按对方要求，供应甲厂酱油精30吨；乙厂送给车白糖2斤、酱菜1斤，车即代乙厂处理积压调味酱2.5万斤。说车仅在各关系单位吃喝就达四五十次之多，各关系单位“凭车的条子，不仅在公司内部，而且在其它单位都能买到各种商品”。[57]

公司随即填报了“三反案件定案处理内部审批表”，最后的处理意见是：“（车绍文）一贯表现不好、不负责任、思想落后，掌握业务大权，严重违犯供应政策，贪污受贿，工作上故意制造混乱，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严重的影响了党的商品供应政策的贯彻，实际上是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初步研究意见逮捕法办从严处理。”[58]

劳教定案

严格地说，车绍文受贿的数额很小，不过是接受了少量的糕点、猪肝之类；把因各种原因多报的出差伙食费、旅费算成贪污，能统计出来的，也只有三四十元；工作中因商品运送中途失联或破损或霉变，数量虽大，也不全是车绍文工作不负责的结果，而且这些商品的处理，多数还可以采取措施加以补救或解决，并非真的损失了；所谓“骗吃骗喝”，少给钱、票，有时甚至不给钱，这也不是车个人的问题，在当时土产公司，乃至相关商店、工厂等，多数业务人员或多或少也都是这样做的，运动中仅土产公司业务人员几乎都就此做过检查，有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与车甚至不相上下。因此，仅以此等证据，就要求公检法机关对车绍文“逮捕法办从严处理”，显然不大可行。故公司的报告上报后，市主管部门很快即提出异议，要求再找证据。

公司得到上级部门的意见后，马上着手进行了新一轮的材料整理，并于两周后即向上提交了“补充材料”。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提出车有“盗卖商品疑点”。称：

根据车一贯表现爱吃爱喝，到处骗吃骗喝，进馆子的情况，与车平时经济收支极不平衡，此外与各生产单位采购员关系暧昧不清等情况分析，有很大可能进行盗卖商品。[59]

但是，仅有疑点显然也不足以定案。故此一“补充材料”，并不能促使上级机关通过公司的请求，向公检法部门转报申请。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在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补充材料”提出的所有可能的线索，最后多半也都查不出个所以然，调查人员也认为“盗卖商品”罪基本上不能成立。[60]

公司调查人员同时再度整理了车绍文的贪污材料，想看能否增加其“贪污”部分的数额。但是，他们把所有已知和怀疑的线索汇总在一起，结果也只能算出71.7元的数字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可算可不算的出差费用，真正算得上贪污的，只有车绍文自己交待的1957年3、4月带回后花掉了的那笔20元的退款。[61]

对车绍文一案，公司已经上上下下大张旗鼓搞了一个多月。在此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有车这类情况的业务人员很多，但各种关系如此之多，特别是自行其是越权调配国家紧缺商品，并且导致管理混乱的情况，车绍文称得上是第一号人物了。为了惩戒此种风气，对车非处理不可。诉诸刑法不行，公司马上就想到了劳教一法。经与上级主管机关商量，公司决定申请对车绍文进行“劳动教养”。

上级主管机关党委对此批示得很痛快：“该员利用工作之便大开后门，破坏国家供应政策并因此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拟开除劳动教育，请市委批示。”

一个月后，市委也正式批复：“同意劳动教养。”[62]

依照此一处罚，相关部门最后对车绍文问题的认定是“违法乱纪”。处理意见认定车主要问题有四点：“一、违反国家商品分配政策，大量开后门”，但除举例外，没有计算数量；“二、利用职权，骗吃骗喝，接受贿赂，不顾政策的替对方处理大批变质商品”，认定的损失为11.6万元；“三、工作不负责任，阳奉阴违，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认定的损失仍为61469元；“四、贪污受贿”，认定的“贪污揩油人民币61.60元”。而车绍文则被定性为“违法乱纪分子”，既非“四类分子”，也非守法人民。[63]

又过了一个月，C市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对车绍文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全文如下：

查车绍文，性别男，年四十四岁。C市人，因一贯利用工作之便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诈骗活动，严重地违犯党的供应政策和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条第二、三款规定，应予收容劳动教养，特此决定。[64]

劳动教养决定下达后，车绍文马上就被公安机关来人押送去了劳动教养××农场。但那个年头的劳动教养，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统一的制度。所谓劳动教养，按照中共中央1955年8月25日提出时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65]但是，该制度从提出实行之日起，就因缺乏必要的司法程序和法律规范，变成了以政代法的主观随意极强的一种人身惩罚办法。一方面，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劳教人员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并应以改造为新人为目标；另一方面，负责制定劳教制度的领导部门又明确要求“劳动教养可以不必规定期限”，工资也不必明文规定。[66]因此，车绍文1960年12月19日接到处理决定书，被押送至农场劳动，却没人告知他劳动教养的期限，更不必说工资几何和有怎样的权利了。

已经吃过甚多苦头的车绍文到农场后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对自己的教养时间等，连问也不敢去问。他虽患有严重胃溃疡和慢性心脏病，但刚去时仍和过去一样，肯于吃苦，干体力活儿不惜气力，因而连着三个月被评定为“改造较好”。如此半年多之后，他才接到了一个“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原来，该市劳教处罚是先把劳教人员送至农场，由农场考察几个月后，再来决定处罚时间。换言之，一个劳教分子的劳教时间，很大程度上不是依罪量罚，而是要和农场方面对劳教分子到场后的劳动表现挂钩。好在车绍文这半年表现不错，农场主管劳教的干部对他的评语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其评语称：

该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是严重的，因此处其教养感到宽大。来场后能认罪服管，安心改造，未有牢骚话。在劳动上能带头干，如割芦柴任务200斤，完成350斤。在作秧田时，天气冷，别人怕下水，他首先带头下水，推动了全班下水干。在抢种时，不仅自己干，而且还经常检查抢种的质量。在生产上能和别的队员研究商量，遵守场规制度，未有逃跑。三月、四月、五月份被评为改造较好的队员。[67]

但是，如此之好的评语，似乎对车绍文的处罚决定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一方面，此一呈批表没有“上呈”，只是由农场领导自批而已。农场自批，车有良好表现，照理应该减轻处罚，农场却还是做出了“定期三年”的在劳教中算是较重的处罚。而且，农场决定的三年处罚的起始时间，也不是从车绍文被正式送来农场的1960年12月20日算起，而是从农场自批的将车绍文劳教三年的1961年10月30日之后的一个月算起。这样一来，车绍文的劳教三年，实际上等于劳教四年了。

保外就医

对于农场给予的这一处罚决定，车绍文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一年沉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1961年冬季严寒下持续出工，使车绍文原有的胃病和痔疮发作得更厉害。春种开始后，身体的不适，加上每日过长时间的农田劳动，又引发了他频发心慌的症状。经场医检查，车已患上慢性心脏病，必须休养一段时间。但经过两周病休，其心脏早搏的情况并未好转，稍多活动，就会心慌气促，虚汗淋漓。虽经用药和继续休息，情况仍无好转，车绍文又进一步出现了明显消瘦、下肢浮肿和严重贫血等症状。

1962年6月，经过进城检查，车绍文被诊断为很难治愈的慢性肺心病之后，农场方面很快就作出了将车绍文保外就医的处理意见。车绍文所在五队的看管人员马上填报了一份“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执行呈批表”[68]。内容如下：

在这里，劳教制度的不规范，又一次度显露出来。因为车绍文不能“替国家做工”了，劳教农场没有责任承担他长期医疗和病休的负担，因而只能把车重新送回到社会上去，完全不必管车回去会不会“增加失业”。而为了说明这样做理由充分，农场除了强调车的疾病严重外，还虚报了车家的经济状况。事实上，车的妻子只是有时能够找到临时的工作，即使能够做上一段时间的临时工，每月最多也只能有10元左右的收入，离“30余元”相差甚远。至于说车的两个妹妹每月还能补助20元，也不确切。因为其两个妹妹，只有一个妹妹因为没有结婚，有条件补助哥哥家里一点钱，另一个实际上也很困难，经济上并帮不上忙。

这样一份呈批表，不过两天时间就得到了农场上级主管部门，即劳动教养办公室的批准。呈批表7月2日填报，4日获批，6日车绍文就被送回到C市原住地去了。押送人员在把车绍文送至城东区公安分局的同时，直接将一份已经不可变更的“劳动教养人员保外执行通知书”交给分局，便算完成了任务。该通知书内容如下：

兹有劳动教养人员车绍文，性别男，年龄四十六岁，家住城东区香椿里三巷112号。1962年7月6日因贪污盗窃依法收容劳动教养。现因患心脏病、胃溃疡、痔疮等症，需保外。

现检同车绍文材料壹卷，希通知其家属、监护人具保领回，并准于入户，以取得粮油供应。并向当地群众宣布，责令其本人遵守国家法纪，订出改造保证，定期汇报思想情况，切实监督其改造。如病痊愈或有违法犯罪事情，即与劳动教养××农场联系处理。

该分子原定期叁年，从1960年12月20日起。

本月份粮食计划已发。

该分子会吸烟。[69]

此一通知书内容之混乱，也极其明显。内中不仅错把送车绍文回城的时间写成了车被收容的时间，而且把农场做出的三年劳教决定的起始时间也弄错了。

解而不脱

车绍文回到家后，开始在家养病，每月还给派出所交一份思想汇报。这时车母去世了，但三个孩子连同他和妻子一家的生活，仅靠妻子一个人打零工和偷偷做点小生意维持，平均一个月只能收入几块钱。全家基本上还要靠一个妹妹每月补助10——15元，同时再变卖家中用具，才能勉强过下去。

1962年10月，车感觉身体略已恢复一些，就去找亲戚介绍，到一个工地上去做临时工，想要尽力补贴一点家用。因为身体还是较差，一动就累，故他虽然坚持做了三个月，却忽略了去派出所报告情况，也没有再交思想汇报。[70]

对于劳教部门不由分说即把劳教人员送回来的做法，负责车绍文所住街道的派出所本来颇为不满。车回来不过三四个月，就公然开始脱离管教，这就更让派出所恼怒不已。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们对车绍文保外就医期间表现的评价，以及他们对车保外就医的态度。但是，负责管理车绍文所在区域居民生活的居委会及其上级街道委员会，却对车一家的生活状况比较担心。他们知道车已经非常小心了，早就不再和过去做生意的朋友来往，就连自由市场也不敢去，生怕惹上麻烦。但是，车一直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因而极度焦虑于自己不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做临时工有时都会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失去挣钱的机会。这常常导致车情绪低落，居委会对此相当了解，也很清楚车在家的重要性。

有关派出所和居委会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可以从车绍文回家九个月时派出所和居委会几乎同时出具的评估报告，看得很清楚。

1963年4月下旬，按规定，车绍文、派出所、居委会、公安员各要出具一份对车绍文保外就医情况及效果的文字说明或报告书。

车绍文上来还是先承认自己因“利用职权，将紧张物资供应私人关系，开后门”，并“在业务中吃食样品和出差多报旅差费等贪污三十余元”，说自己“使党和政府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声称，自己“如不是受三反运动的教育，发展下去，很可能走上反人民的危险”。劳动教养是“政府的宽大处理”，“保外就医”更是“给我安心自我改造的机会”。他特别表示，因为家庭生活艰难，政府“经常救济”，因而一直心存感激。自己也严格注意遵守法纪，自觉看书看报改造自己。但因为思想汇报上交得少，特别是曾出外找工作没有请示派出所，“还是做得不够”。“从今日起自己会以严格的态度来要求自己，做到请示报告，言行一样，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照顾。”[71]

派出所4月24日出具的是一份关于车绍文“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对车回家以后的表现，极表不满。在“该人保外期间表现”一栏中写的是：

该人自保外以来，表现不好，目前病有所好转。刚回来就不遵守汇报制度，都是和其妻在家搞小生意。找他汇报，都说生活不能维持，没有办法。

在“派出所意见”一栏中则明确表示：

表现不好，建议收回执行。[72]

负责日常监督的居委会4月25日出具的报告则是另一种态度。内中写道：

车绍文自1962年7月回家后，主要在家养病。后因生活困难，经人介绍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但因身体不能支撑，当年天冷后即再未做工。全家主要生活来源靠妻子做一些小生意，卖土产维持。另外每月地方政府对家中都救济一些。

车绍文通常在家看门，自由市场是不去的，回来初期向政府汇报较少，后每周都向公安员汇报一次，对地方上学习参加不够，主要思想是顾虑家庭生活困难，因而产生悲观情绪。[73]

公安员的报告亦比较平实。内称：

（车绍文）回来一直未出去，主要在家养病。为了生活，经嫂嫂介绍做过临时瓦工，今后以来就未做了。家眷做一些小生意，卖土产维持。（他）自己在家看门，每月地方政府对家中都救济一些。（他）每周都向公安员回（汇）报一次，对方上学（习）参加不够。主要思想顾虑家庭生活困难，而产生悲观情绪。[74]

劳教处罚因为不由公安局来决定，而是由地方行政权力机关决定，因而对于车绍文保外就医以来的表现做出最后处理意见的是基层街道委员会。该委员会显然没有支持派出所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居委会的意见。其最后的批示称：

据居民委员会反映，车仍有病，无业，家中子女多，生活较困难，每月均救济10元维持。我们意见，可以继续保外就医。[75]

因为受到派出所的指责，车绍文随后也变得更小心谨慎了，再累也坚持每星期递交一份思想和情况汇报。由这些思想和情况汇报中，不难了解其家庭生活困难到何种程度。

如1963年7月17日，他汇报称：

上月29日开始上工，我在早晨四点半钟乘车到南门去。到达石桥四点四十五分电车忽然上面失火，但司机车门不开，因此乘客都由窗子跳下。我当时由车子窗子跳下，将左脚跌伤，头也被玻璃划破，流血很多，又无钱到医院去治，就乘另一部电车到南门找我妹妹去治疗。到南门后，脚全肿起来了，路也不能走，只能由我妹送回家，一直到今天都呆在家中不能走路，更不能上班做工。……因为一月有余不能上班，因此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只能卖家具和衣服度日。虽然城外有工做，但被子和伙食费还是问题，正在设法中。[76]

如1963年8月20日，他汇报道：

最近十余日中无工可做，生活又成问题。加之下旬计划粮已吃完，更无经济买自由市场的粮，这两日生活（靠）卖了破旧冬衣，买北瓜度日。因无法维持现时生活，虽然学校不段（断）催交学费，实在也无肯定答复，思想上更谈不上考虑学习问题。照此长久下去，一家生活实难维持，因此，思想非常烦闷。个人思想考虑，请求领导给爱人设法找一事糊口，或请协助领一小贩证来维持，补助一家生活。是否可能，请领导研究照顾为感。[77]

又如，9月上旬，街道出面帮助车的妻子联系到了在家糊纸盒的工作。车绍文马上报告表示感激，同时说明自己已经卖了棉大衣，交了一个孩子的学费，请求街道能向学校说明，帮助免除另两个孩子的部分学费。[78]

车绍文这一期间的表现，显然也让派出所有些认可了。他的劳教期限为三年，即使按农场的决定，从1961年11月30日算起，到1964年11月30日也就期满了。1964年9月21日，当农场向车绍文住地派出所发出公函，说明车劳动教养即将到期，要求其将车的表现回函告时，[79]派出所不仅没再提出异议，而且还主动予以配合。他们只是请街道治保主任出面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内称：

车绍文是62年保外后在家养病，有时作临时工，家里生活困难，3个小孩，连妻子一起5口人，妻子在民办厂做工，每月10多元。（因为）是生产自救，有时停工，未有工做。……（车）本人在家不大出来，没有发现不法行为，每月可拿3.40元，还是很苦的。

根据该人在保外期间表现一般没有违法行为，同意车绍文解除劳动教养。

派出所的批注则说明：“治保主任所介绍情况基本属实，供参考。”[80]

据此，××农场也很快做出决定：“按期解除。”[81]

车绍文至此理应恢复“自由身”，从政治重压下解脱一些了。但是，就在他被解除劳教的同时，“四清”运动又轰然而起。城乡“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常常是群众批判会的陪斗对象。幸运的是，车绍文只是“违法乱纪分子”，没有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因而基本上没有被弄去陪斗。有时，他还能继续去做临时工。

但在紧接着强劲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像他这样的人，身体再差、生活再困难、表现得再老实，通常也逃不脱挨整和重新被清洗的命运。而且，这次被遣送下乡，连“保外就医”的可能也不会有了。

[1] 　《C市干部学校报名登记表》，1950年7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 　《口试意见表》，1951年7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 　《思想检查》，1950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 　《自传》，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 　《问答卷》，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 　《政治课考卷》，1951年10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 　《第二单元学习心得》，1951年11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 　《思想检查》，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9] 　《鉴定书》，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0] 　《车绍文表现记录》，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1] 　《单元小结表》，1951年10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2] 　《各单元表现摘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3] 　《C市干部学校公函》，1951年12月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4] 　《调查简表》（1，2，3，4），1951年11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5] 　《思想检查》（1，2），1951年11，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6] 　《思想总结》，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7] 　《鉴定书》，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8] 　《综合分析意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9] 　《调查简表》（2，4），1951年12月1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0] 　《调查简表》（1，3），1951年12月27、2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1] 　《综合分析意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2] 　《审查表》，1952年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3] 　《编外人员处理登记表》，195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4] 　《三反学习思想总结》，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5] 　《干部简历表》，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6] 　《审查表》，1952年，《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7] 　《编外人员处理登记表》，1952年7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8] 　《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申请退职登记表》，1952年7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9] 　《人事材料摘录卡》，1957年，《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0] 　1949年后开始实行工资按分折实的计薪方法。一个折实单位，即一个工资分，由政府规定的几种生活必需品的实际价格进行折合，如天津为“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价格为标准，每分约值6角5分。《干部简历表》，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1] 　《土产公司三反运动坦白交待表》，1960年9月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2] 　《单××证明材料》，1957年4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3] 　《杜××证明材料》，1957年4月2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4] 　《吴××证明材料》，1957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5]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6]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7] 　《个人交待登记表》，1957年3月29日、5月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8]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9] 　《毕××、单××、韩××、李××、吴××证明材料》，1958年5月1、14、18、2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0] 　《关于取消车绍文同志汉奸嫌疑问题的审查报告》，1958年6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1] 　同上引注。

[42] 　车绍文在这方面的表现，一直受到肯定。可参见档案中各种评鉴资料。

[43] 　《日记摘录》，1963年3月2日；《整风思想总结》，1958年9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4] 　同上引注。

[45]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80页。

[46] 　《朱××检举材料》，1960年6月3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7] 　《车绍文的调查材料》，1960年8月1、3、13、14日；《××商场徐××、陈××、王××、食品商店童××检举材料》，1960年8月14、1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8] 　《王××检举材料》，1960年8月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9] 　《刘××，梁××，魏××，朱××，田××、何××、郑××检举材料》，1960年8月20、22、25、28、29、3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0] 　《坦白交待》，1960年8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1]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2]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3]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4] 　《坦白交待》，1960年8 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5]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6、27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6] 　《坦白交待》，1960年9月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7] 　《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1960年9月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8] 　《三反案件定案处理内部审批表》，1960年9月1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9] 　《车绍文的补充材料》，1960年9月2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0] 　《关于调查车绍文有盗卖商品嫌疑的报告》，1960年9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1] 　《车绍文贪污材料对照表》，1960年9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2] 　《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1960年9月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3] 　《关于对违法乱纪分子车绍文处理的审查意见》，1960年10月1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4] 　《劳动教养决定书》，1960年12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5]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编：《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26页。

[66] 　《陆定一同志在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1956年1月；《罗瑞卿在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7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40/15/78——87。

[67] 　《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1961年9月3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8] 　《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执行呈批表》，196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9] 　《劳动教养人员保外执行通知书》，196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0] 　《思想情况汇报》，1963年4月1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1] 　《对保外就医的认识》，1963年4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2] 　《劳动教养分子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1963年4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3] 　《监督报告》，1963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4] 　《车绍文情况报告》，1963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5] 　《劳动教养分子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1960年4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6] 　《报告》，1963年7月17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7] 　《汇报》，1963年8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8] 　《报告》，1963年9月1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9] 　《××农场致C市城东区公安局××派出所公函》，1964年9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0] 　《××派出所致××农场函》，1964年11月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1] 　《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1964年7月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八、“海外关系”之灾

一个旧技术人员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经过

最初看到“反革命”罗国正的案卷时，首先是被他一个人有七八个卷宗，摞起来一尺来高的数量吸引住了。接下来是打开他的第一个卷宗，竟然发现这个有这么多卷宗，有无数内查外调材料的“反革命”，竟然打错了。

首卷首页就是罗所在单位1979年8月出具的为其平反的“复查结论”。内称：

罗国正，男，六十九岁，××市人，初中文化程度，自由职业出版，职员成份，现为我厅机修工人。文化大革命中，原公交局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罗上报逮捕，市人保组于1968年11月20日批准刑事拘留。拘留期间罗与同监犯共鸣，继续乱讲。1971年11月20日市革委会批准以恶攻案件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

经过复查，我们认为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是说过一些错话，干过一些错事，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因此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定为敌我矛盾，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工资从1968年11月20日起恢复68元。凡过去我厅所出具的罗国正同志的证明材料与本结论不一致的，一律作废，以此结论为准。[1]

“恶攻”，是“文革”中政治定罪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类的政治言论。说当事人“并不是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定此罪名即不当。其本人的言论确有错误，但其意图，甚至原话并非真的“反对……”云云。

同时，此一复查结论的写法也很让人好奇。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到为什么公交局军管会会以“反革命”罪将罗上报逮捕，既已以“反革命”罪上报，且经市人民保卫组批准刑事拘留，理当可以定罪了，何以还要将罗扔在看守所里长达三年多时间？而且，为何罗最后的罪名竟是在拘留看押期间与同监犯之间“乱讲”，导致出现“恶攻”语言，才最终定性并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

细读下去，还真发现这个案子颇有一些可以让人深省之处。

复查结论

和那个年代里相当多的问题小人物一样，罗国正也有一段注定要被写进另册的历史问题。

1979年公交局党委的复查报告是这样介绍罗的“简历”的：

1921——1926年在T县小学、S市培真小学、J省铁路学堂读书，1927年在××纱厂学徒，1928年入H市军校预科大队当兵；1929——1930年在伪十一师六十四团当兵，任文书上士、准尉司书；1931——1940年在伪四十师电讯训练班、伪税警总团训练班、伪军官陆空联络训练班受训，先后任准尉司书、上尉副连长等反动职务；1932年、1939年曾两度加入国民党；1940年一度被俘，后在伪盐务总局下属的地方电台担任台长、机务师；1949年12月至今一直在××省交通厅系统工作。只是先在省厅工作，后一次次下放，先到××市公交局工作，再放下到局属农场，最后在××印制厂工作。

在这份复查报告中，我们完全看不出罗国正在1968年底被拘留之前，因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尉副连长等，受到过任何较严重的惩罚，亦看不出他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有成为打击斗争对象的经历。报告说明，罗的问题，主要是当时的局军管会认定：罗“一贯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煽动对组织不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上级机关是否认定这一说法，情况不明，但罗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戴上帽子，强制劳改，则是因罗在关押期间被同监犯揭发，曾“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所致。这意思也就是说，入狱前，至少按1968——1969年该市公检法部门的观点，罗在单位里的言论，虽有“攻击”嫌疑，但还没有到可以定“现行反革命”罪的程度。直到被看押后，亦即1969——1971年间，在监房内私人之间的言论，才最终达到了“恶攻”的程度。

罗被定罪的“恶攻”主要有哪些呢？复查报告举出的有：

1. 毛主席在历史上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是有功绩的，不能否认的，但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没有考虑为人民，只考虑个人想当世界革命导师，树立个人权威，野心太大了。

2. 现在宪法根本不起作用，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起作用，中国人民没有迁居、结社、集会、选择职业的自由。

3. 这次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闹得形势大乱，不得不靠军队来稳定局面。许多地方要军管，军队说话才算数……

4. 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得那么快，主要靠刘少奇的“三自一包”。

由上或可做一判断，即在“文革”期间，公检法已经受到广泛冲击，言论入罪已十分普遍的情况下，不同时期相对于不同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其定罪量刑也还是可能有所不同的。罗可能被单位以反革命罪要求批捕定罪，公检地机关却未必都会按单位的一面之辞行事。罗定罪于1971年，可知实际上案发于1970——1971年全国范围的“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当地公检法机关实际上是基于当时“一打三反”运动“严打”的标准给罗定罪的。估计如果不是因为罗明确讲过“毛主席在历史上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是有功绩的，不能否认的”这样的话，他的下场大概就不是“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市办农场监督改造”这样幸运了。[2]

正是因为罗本意并不是“反对……”，因此，即便获罪，罗本人也不很服气。故改革开放一开始，得知中共中央1978——1979年发出了为右派、地富摘帽和为冤假错案平反并落实政策等一系列指示之后，他才会接连向单位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问题。

罗国正提出的申诉理由主要是：1968年11月公交局军管会宣布拘留时具体理由不清，投入监所后再以拘留期间的牢骚话定罪，不能接受。

也幸亏罗活了下来，并遇到了改革开放，有了平反冤假错案这回事。像他这种小人物的案子才有机会受到重视并被复查。而复查小组也认真翻阅了原军管会上报的材料，看了罗在押期间的预审记录，以及同监犯提供的书面证明材料等。经与有关部门多次交换意见，反复分析研究，小组才会得出结论：对罗的定罪，主要是关押期间罗与同监犯乱发牢骚引起的，虽然“涉及到毛主席，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他这些言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在派性较严重的时期说的，以及关在监狱的几个同监犯在一起有共同的不满情绪，你一句、我一句说的，（被人）在整理上报材料时上了纲”。

这里所说的在“文革”初期派性较严重时罗讲过的错话，材料举出的主要有这样几条：

如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斗争“当权派”会上说：“我的历史比你×××（党员、厂长）的历史还要香，我当副连长时周总理还在黄埔军校、郭沫若还是国民党政治部干事。你×××说我是连长，是给我升了级，要给我平反。”材料说他“攻击党和中央首长，为罪恶历史翻案”。

如“文革”初期在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时，罗说：“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又在犯自由主义，学了不解决问题，我现在不愿学了。”在学习毛主席语录“共产党最讲认真”时，他说：“什么都认得真吗，要讲认真水都要毒人，要讲认真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材料说他“恶毒攻击”“最高指示”，“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

如在“忆苦思甜”会上罗说：“我没有啥子苦谈的，解放前当官，钱拿得多，整天打牌吃喝玩乐，我在旧社会就是过得好。”材料说他“留恋旧社会，同党的阶级教育唱反调”。

如在几个人私下闲谈时罗说过：“我两个兄弟当右派，是共产党有意培养出来的。”“粮食定量少，吃不饱，政府把人捆紧了。”“大跃进搞糟了，大办钢铁真是得不偿失……”“我国的东西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好。”“红卫兵抄我家是胡作非为。”“警司是黑警司，歪屁股”等等。材料说他“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反对人民解放军”。

复查小组认为：罗讲这些话，包括在押期间批评指责毛主席，“一则是属于他对过去的政策（‘大跃进’、粮食、‘反右’、户口等）和对地方领导及地方军队执行政策有意见。二则是对拘留不满，认为是将他从人民方面推向了敌人方面，因而思想上抵触不满，谈了一些涉及到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三则是属于私心杂念未达到个人目的，就说牢骚话，乱比喻。四则是属于不了解当时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把林彪、‘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制造的混乱，错怪在毛主席身上”。

据此，按照当时的平反程序，仍由罗所在单位，即公交局保卫科提出申请，说明罗国正的问题本质上是“怪错人，说错话，做错事，应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定为敌我矛盾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均属定性不准，应该纠正，恢复政治名誉”。随后，公交局党委、市公安局亦相继批示同意，罗的现行反革命罪算是被彻底平反了。[3]

复杂履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讲错话、怪错人，特别是讲错、怪错到毛主席头上而获罪，不在少数。碰到“文革”初期盛行群众专政阶段，和中期“一打三反”运动等“严打”阶段，有些人还会因此被剥夺生命。比较而言，罗国正无论如何都算幸运的了，定其罪者想来也注意到罗“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主要“反动言论”多半只是一些私下里的牢骚、怪话或愤激之语，未必有什么系统的思想，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实际上，在“文革”初期，包括“文革”前，社会各阶层中讲过公交局军管会举证的那类话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罗会被单位以“反革命”罪，坚持送进监狱呢？这就和罗的政治历史及其政治嫌疑有密切关系了。

罗国正最初进入交通厅，就被要求填履历表并写个人自传材料。按照罗接连写过的两份自传材料，我们知道，他出生于1911年，祖父是晚清进士，曾在××省做过××县知事；父亲毕业于××法政学堂，是执业律师。像那个年代里许多有类似出身的人一样，罗并没有因为这样一种家庭背景，就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反而正好赶上家道败落的艰难岁月。

罗出生后，易地做官的祖父就因辛亥革命丢了饭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父亲虽很快学有所成，并取得了律师资格，但在那样一种战乱频发的年代里，靠律师打官司的人并不多，虽可勉强糊口，却因为家中人口众多，常常连孩子学费都付不起。

罗家总共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七个子女，十几口人全靠父亲一人收入维系。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因为一度揭不开锅而不得不卖祖屋。到他读小学时，父亲还是时断时续交不出学费来，他时而上私塾，时而上小学，初等教育过程很是周折。

好不容易小学毕业了，父亲帮他找到了一家收费很少的补习学校，不意读到一半，学校垮了。在实在交不起学费的情况下，父亲只能找关系把他送进一家绸厂去当学徒工。想不到又赶上北伐军打到江南，工厂里的工人受新兴工会的鼓动闹工潮，要求改善待遇，无力承受的厂主将厂子关了门，罗进厂不久就丢了饭碗。

这边失了业，那边家里又遭了火灾，祖母又急又病，很快就去世了。罗走投无路，正赶上国民革命军征兵，他只好请姐夫介绍，跑到军队里去找饭吃，以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

罗因祖父和父亲从小重视家教，书读得不多，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一入伍即被发现，并派上了用场。当兵不久，他就被调去做“贴写”（专门帮助文书上士抄写公文及表册），两年多后就升到了文书，自己的吃喝基本不愁了。

但就在这时，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罗必须要寄钱回家，帮母亲养家了。为取得较好的收入，他于1932年考入了电讯人员训练班。经过勤学苦练，算是取得了一技之长，此后的收入不仅较为稳定，有余款寄回家，而且还可以凭技术在各部队之间跳来跳去了。即使抗战爆发，他所在部队被打散，跑到大后方，工作不稳定，他也还是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仅如此，他还在同事中间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两人结了婚，并养了三个孩子。等到战后，找到盐务局的工作，生活便基本稳定了下来。即使××市解放，罗服务的盐务稽查所电讯业务取消，他作为普通技术人员，也不愁找不到工作。新成立的××省交通厅把他们接收了过去，收入有所降低，但维持当时连同他母亲在内的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的。

罗国正的麻烦，在于他的工作经历太过复杂。根据他接连填写的各种表格和自传交待，我们约略可知其工作以后基本经历如下：[4]

初步交待

新政府最初对旧职员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但同时也公开和秘密地对旧职员进行政治甄别。解放后街上军管会最初张贴的重要告示，就明令凡做过反动党团骨干及有特务分子经历者，必须前往指定地点申请悔过登记。这从一开始就对罗国正一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罗的妻子早年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训练班学过报务工作。该研究所因具有情报工作性质，罗妻虽只是报务训练班学员，亦沾有特务嫌疑，不得不主动前去做了登记。罗国正虽没有此种经历，但在单位首次填写职员登记表时，他也如实填报自己曾加入过国民党的情况。只不过，像许多不想被新单位排斥，因而多少有些心虚的旧职员一样，他最初没有实话实说。他只是说，因为换过几个部队，两度赶上部队集体入党，因而自己入党完全是被动，并且没有真正变成国民党党员。他写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M市任第四师无线电机务员时，部队中集体入党，旋脱离该部，党证尚未领到，更谈不上活动。二十八年在Q省抗日时任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电台机务员，又曾集体加入国民党。至二十九年离该部入盐务局工作，党证仍未领到。”[5]

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规模展开后，罗国正所在单位于1951年1月初举办调训班，把所有旧职员抽出来集中学习了两周时间。一边进行政治教育，一边面对面交待历史，有组织地排查摸底。

1月20日，罗国正因历史复杂，作为怀疑对象，又被送到交通部××交通分校干训班，一边学习整风，一边进一步坦白交待历史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体学习整风和交待历史的教育动员，特别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大张旗鼓捕杀反革命分子的强大政治声势，促使罗国正不得不把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历史，大体上都交待了出来。

3月21日，他在填报“参加反动党派特务组织及封建帮会道门人员登记表”时，承认第一次集体入国民党时曾领到过党证，但在C市1949年“九二”大火[6]时连同所有证件证书一起都被烧掉了。

几天后，注意到学校“镇反”运动动员报告中强调，凡有过与人民为敌的历史罪恶都必须如实坦白交代，按照这一要求，他又正式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坦白报告”，认认真真地交待了自己早年随部队参加进攻红军和拉夫抓人等“与人民为敌的具体表现”。

他这时所交待的“与人民为敌的具体表现”，主要内容如下：

1931年10月间，我在伪第四师通信训练班毕业，即派充该师通信营电台机务员。那时部队住（驻）在汉口，师长是徐庭瑶，营长是王文光，后来成立伪国民党第四师特别党部，师的各直属单位是属于直属支部，由各单位主管介绍办理集体入党手续后不久就出发应城，进攻红军邝继勋部。我们电台是派在旅部，担任与师部的联络任务。旅长是张联华，在应城的前方一个战役中阵亡了。因为伤了主将，兵心动摇，电台奉令撤至长江埠，曾四出拉夫二十余名，慌忙撤离应城，连夜赶至长江埠转回汉口。

1932年的“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战争发动，我们部队又自广水调往××附近，我因告了营长贪污，已不便继续再干。适获悉我从前当文书上士时的老营长陈集辉已升任伪五十二师第五团团长，我即在四师请长假，投奔Q省S县，任团部中尉副官（第四师的党证已寄来，为军预字00117号，后于C市九二大火中被焚），开始随军转战于赣南各县。那时我自己认为既有了老长官的靠山，又是一个正牌党员，从此可以往上爬。为了要达到这目的，我是非常忠心地做了匪军的帮凶，一心想消灭了共产党，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了，我也就可以跟着升官发财了。所以如拉夫、运送给养、弹药等等，我都很负责的去完成任务。

同年9、10月间我又调回××整训，在这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检查户口，我同一个排长及六个兵组成一个检查组，当时凡与户籍册人口不符的，或是形迹可疑的，都逮捕了，约有好几百人。除经过证明或有铺保的释放外，听说其余均送师部处理，人数已记不清了。不久，部队又经××、××、××向苏区进攻，那时团部已有团党部的组织，除由特别党部派来干事二人外，另外调些党员来协助，行军时写写标语，住军时组织民众派夫或派步哨、瞭望哨等，我也是协助工作者之一。这次进攻的部队有五十二及五十九两师。殊不知走到L县境的青龙桥及蛟湖一带，打了一个大败仗，师长李明阵亡，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俘，我也在蛟湖的后山上做了俘虏，关了几天。在放出来时，红军曾告诉我们以后再不要去当白军来打自己人了，而我当时并没有觉悟到那个才是自己人，出来之后仍死心塌地的又到陈诚在××设的收容所报到。不久就改编为九十八师（师长是夏楚中），开到××去训练了。

1938年秋，我任伪第八军住（驻）×电台机务员时，因人少事忙，我正想不干，刚巧有个同学叫陈××在伪六十军任通信营长，约我前去，曾请假未准。我即开小差跑到六十军去了，派我任伪一八四师电台机务师。我因怕第八军来抓人，所以就改用了亮字的单名，那时军长是卢汉，师长是张冲。次年夏天，部队在××，师特别党部又举行集体入党，我因名字已改了，而且与第四师离开那么久，为了要与党再取得联系，所以我第二次又用罗亮的单名从新入了党。当时前方也没有照相，改盖指纹。但我尚未等领到党证，就在一次包围转进的战争中被日寇俘去了。经过几个月的战俘生活，于1940年1月乘隙逃回大后方，以后就未再去做军队工作，从此我也就与党无形中脱离了关系。后来C市伪市党部虽然曾经数次办理总登记，我从未再登记过。[7]

罗z国正的历史受到怀疑，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频繁的单位变动有关。即使按罗自己交待的历史，他参加部队以后，十二三年时间就在将近十个部队中任过职，减去三次学习受训的时间，等于年年都在换部队。同时，他入伍后不仅升迁快，而且接受专业技术学习培训多，甚至还参加过汉口军官团陆空联络培训，更让人怀疑其背景不一般。

显然，相关部门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罗的历史会像他交待的这样简单，只是在入伍早期被动地参加过部队对红军的围剿行动而已。因此，学校通过罗所在第三学员队干部，又全力以赴地持续做了两三个月教育攻心工作，推动罗深入回忆，具体交待所在部队组织人事、工作或学习细节，以及比较接近的同事同学等。罗为争取表现，也交待出了一些更细致，也更复杂的个人历史情况。

深入自查

鉴于罗国正深入自查出来的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他自认为有问题的历史，有助于了解民国年间军队内部情况和罗当年的思想状态，同时也有助于明了罗日后命运的部分原因，我们这里仍不妨扼要摘录几段其深入自查想到的一些历史细节。

在对“与人民为敌的具体表现”的补充交待里，罗写道：

当时我对副官职是十分尽责的，兹将所作所为分述于后：

1. 为了要达到适时补给粮秣弹药，每到一县，我必通过县府办好力夫，有时随时派兵拉夫，强制运送，一挑就是十■。每到宿营地，必先找好一间坚固的房子将夫子关起，派兵看守。有时他们不服从，还加以打骂。虽是士兵们所为，但也是受我指使，认为他们是应该无条件服务的，我们有权利要他们听指挥，完成任务。

2. 在移防或旅次行军时，部队未出发之先，必先派设营人员（即打前站）。这个工作，我做得多。每次由我率领各营副官及排附等，先住宿营地，划分宿营地区，先择大而好的房子住，根本不管老百姓允不允。我们一进去，他们自然会让，这样就强住了民房。

3. 有一次，我们两个团自吉安固江推向滕田墟。就在滕田附近，击散护运物资的少数红军，截获了大批火油、盐、洋烛、纸烟、火柴、胶鞋等物资，除由官兵自由取用及尽所有运力运走一部分外，因部队又急需移动，而剩下的物资亦不愿所谓“资敌”，就用火油浇上烧毁了。

4. 另一次，我们又到了滕田，老百姓都跑光了。起初，我们尚带有给养，仅在附近弄点小菜。日子稍久，即无法维持了，后来就集合全团副官、司务长及军需上士，带着炊事兵，另加武装部队掩护，向附近村庄征集给养，乱搜乱取，打鸡杀猪，能吃的都带走了。

5. 团部输送连实际只有三分之一人数，其余是团长吃的空缺，师部来点名时，就由我向乡公所觅人顶替应名，老百姓在军队和乡公所的压迫下，也不敢不来。

6. 本师也有特别党部，派有干事和助理干事在团党部工作，行军时写写标语，因人少，我常去帮忙。

7. 有次队伍住吉安白沙，在一个旧历年关时，曾进行清查户口，我也参加这个工作。凡与户口表不符的，都扣押了，共计有二百多人。后来除大部分取保释放，尚有一二十人因无保人，即被送到吉安师部去了。

8. 这期间还积极的在钱上打算盘，一面除购公物浮报价目进行贪污，一面对夫子的饷是用很巧妙的方法来侵吞。如一个夫子已挑上十天，离家也远，而逃的心更迫切，就利用这机会，给他点自由，他一定就乘机逃跑，实际上正中了我的计，这样就很简便的吃没了他们的饷。有了不正当的收入，生活也渐趋腐化了。[8]

在“我在伪第四师电讯训练班的情形”的交待里，罗写道：

1931年春部队从教导第二师改编为第四师，师长由徐庭瑶接替了张治中。我在所属的第四团当准尉司书，部队驻余姚五夫。听到师部在××开办电讯训练班，我为了想学个一技之长，好在社会谋生，要求去受训。批准后即往受训。

（一）训练班的组织情形及负责人

该班分学员队及学兵连。学员队是原属本师各单位调来训练的，我是其中之一，共有四十余人。学兵连是从河南招考来的一批初中学生，共有一百三四十人。全班设班主任及副主任，主任是王文光，贵州毕节人，伪军校第五期毕业。抗战初在战场见过一次，那时他任伪卅六师通信连长。在训练班时，他兼学员队的队长。副主任是刘鼐鼎，江西人，也是伪军校出身。他兼学员队的队附。另有个队附叫蔡元贞，不久就调走了。学兵连连长是方品璋，浙江诸暨人。排长有三个，我现在尚记得名字的只王普一个，××人。主要的教官是德国顾问，叫史脱次纳，上课都由翻译张运济译成中国话。后此二人均在伪通信兵学校任职。另有许建任教无线电，他是开电料行的。

（二）训练内容

起初是经过一段短期的入伍训练，学些军人的基本动作。所授的军事学，计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土工作业、夜间放哨、射击教范、简单测绘、内务守则等。因为时间短，这些都是择其必需，而且浅近的来教。同时也在进行技术训练，计有无线电学、电磁学、电机学、通信战术、电报收发、旗语通信、电话学、闪光通信、布板信号、通信鸽、通信犬等。除史脱次纳教有线方面及其他通信技术外，许建仕教无线电方面课程，其余各课均由班主任及队附连长等讲授。星期一有时也做纪念周，讲解总理遗教。

（三）班内比较接近的几个同学（下略）。[9]

在“我在伪税警总团通信训练班的情形”的交待里，罗就同样的问题分别做了回答，在“组织情形和负责人”一项里是这样说明的：

全班分五个排的组织，一至四排为有线电话排，调训人员都是各团的通信连及总团通信营的有线电连的优秀的士兵和班长，各排的排长是抽调各团的通信连长来担任。计有屠守仁、李肇英、王海宗、胡什么纲（记不起），第五排是无线电排，由总团的无线电连长文之龙担任，班主任是由总团长黄杰兼。实际负责人是通信营长陈志力任副主任，他是浙江浦江人，伪军校六期交通科出身，据说后来升了通信兵团长和汽车兵团长。教无线电学的是殷士虎，抗战时期任中航公司飞行报务员，解放时在S市招商局任报务员。[10]

在罗交待的几次受训经历的材料中，“我在武汉军官团陆空联络班的情形”的书面交待最为简略。只说明自己当时在四十师（税警总团改编的）驻汉办事处电台工作，赶上当时抽调部队通信人员学陆空联络，前方部队来不及派，就指派他就近受训。谈到训练班组织情形，他只说明班主任是朱晖日，“因为时期很短，仅四周，所以究有几个中队都没弄清，我们一中队究有多少人也弄不清，队长的名字也记不起”。[11]

这样的交待显然通不过。因此，经过两个多月反复做工作，罗在干训班结业前，进一步对自己抗战期间的历史，做了更详细的交待，特别是具体交待了1938年参加武汉军官团陆空联络训练班和1939年秋冬被日军俘虏，差点儿成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等情况。

他写道：

1938年4月，我调军部驻×办事处电台工作。当武汉军官团初办陆空通信联络训练班时，师部来电要我就近报到受训。心想我没有正式学历，能有这样的机会弄个正式出身，对前途发展定有帮助，很高兴的去了。受训四周，主要是学空军与地面部队联络之通信技术，包括（1）军容之性能及识别，（2）布板信号，（3）烟火信号，（4）通信袋之投下及勾上等。此外并与空军实地演习。

这期间，匪首们常来演讲。如汪精卫讲焦土抗战；冯玉祥讲怎样激起军队士气；刘文岛讲怎样总动员；白崇禧讲台儿庄及豫东战况；蒋介石讲提倡固有道德，恢复革命精神，等。每逢星期，他还来主持纪念周，有时讲三民主义，并点过一次名。受训同学都是各部队抽调来的，内中也有来自新四军的，结业后仍回原处。这次受训给我的印象：（1）团内一切设备和气派都很大，工作人员大批是将官，同学也是校官，我尉官更显得我渺小了。（2）在抗战紧张之际，日理万机的最高统帅仍抽空来讲话，可见对我们的重视，觉得荣幸和感激。（3）新四军也有同学来，可见是真统一了。（4）看同学们阶级都比我高，更促我上爬心切了。（5）蒋介石满口礼义廉耻，认为这样伟大人物极力提倡道德，真是英明领袖。经过这次训练，我的正统观念更深了。

（不过）在抗战的大前提下，我对个人名利仍未一刻放弃过。税警团自改编后，饷打了八折，我心中老大不愿意。刚巧有个同学陈××在六十军任通信营长，约我去任无线电排长，那里通信人员很缺，发十足薪，另有技术津贴，这些对我起了利的引诱，未请准长假就开小差跑去。到了六十军，又怕原部队来要人，所以改用了罗亮的单名。因为人事没弄好，只派任一八四师无线电排上尉机务员，这次虽没有升到主官，已升了上尉，而且待遇也好得多，也就暂时安心干了。

1939年春，部队开江西，半年来均转战于高安奉新之间。后在9月18日于转进中被日寇所俘，险为其所杀。旋押往安义县，即关在警察所内。初过的是禁锢生活，约一月常押去做苦力。后11月底左右，由一日人及另一闵××者，带我们三人（杨××及龙××）到汉口，与陈××（汉口人，原亦俘虏，后被利用为安义维持会参议）住一起。据陈说：黑木清行（日寇军曹，安义维持会顾问）现任“和知机关”顾问，（此）刻去天津，阴历年可返汉。他回后即可决定你们工作等。那时我只有设法逃脱的念头。后来找好了逃路，即在亲戚×××（××兴业银行汉行工作）借了三十元路费，与杨、龙二人于1940年1月下旬逃出汉口，经汉阳、沔阳、监利、南县，到了大后方，并于3月中旬又返抵××。

此时六十军已改组为第一集团军总部，报到后并报告被俘及脱险经过，曾受嘉勉，即派任通信营第二连上尉连附。滇军也开始建党，办理集体入党。我以在此已改用单名，同时也为了巩固工作，更利于上爬起见，于是又入了党（未领到党证）。后来连长×××辞，职务由我暂代。因未升我实缺，心中正在不痛快，获知前税警一团长赵××当了湘岸盐务处长，我过去就知道盐务有保障，还有稽核待遇，生活又较安定，而且跟着老长官总容易爬些。抱了这样的想法到了H市，即派为报务兼机务，携带机器，随范××处长，到××开办川盐运输处。

为什么脱离军界，转入盐务，很快又会两度失业呢？照罗的说法，他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总是不满足于现状，特别是因为“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再加上旧社会给我的势利眼”，“一心为个人打算，为家庭打算”，不是想往上爬，就是想赚钱。[12]他写道：

1941年……年冬因抢运川盐济湘，调我到××镇工作。后来才知道因××川盐处将改为总处，直辖电台亦将改为区台，当时龙台的×××用手腕夺取区台地位，所以我被调××镇。同时湘处赵××因案免职，这些事对于我的主观愿望，都是致命的打击。这时看到一些商人因物价上涨获到暴利，令人眼红，因此使我的往上爬思想，完全转变到纯经济观点上去了。我辞去电台工作，与××镇同事合伙在××开了一环球商店。我们经商都是外行，资金本不充足，物价上涨又太剧，周转欠灵，商品日益减少，最后陷入无法经营而停业。旋爱人调××工作，遂于1942年底到××。

1944年4月湘谷转运处派章容来××设转运站。经俞×（建粮仓包工头，杭州人）介绍，谋得该站经理员职，同时爱人又经营点摊贩（她于43年生产，已辞去电台工作），一家生活暂获解决。但××地处偏僻，对外交通异常困难，所以我在××一段时期完全过的是乡村生活，思想总因负担日重，专注意于如何解决生活，唯一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日寇投降，心想从此可以过太平生活了，准备如何回家。接着转运站结束了，我又失业。××支局友人凌××谈及总局可以复职，我想总局复员后定回M市，如能获准复职即可随之还乡，深以为善，即函请总局友人王×代办申请复职手续。于1946年2月接电核准，3月来×向总局报到，派在总台任机务员。……

（战后）连年来物价狂涨，商人均趋向投机。而每次物价波动，又以S市场为转移。与台长刘××于闲谈中常谈到这些，彼此已有了投机的动机，认为是获暴利的捷径。友人吴××是税警团老同事，自开封调S市盐局电台负责，但尚不敢贸然去信商洽，怕事未成先走了消息，仍在迟疑筹划中。1947年春，服务中航飞×线之友人殷××来晤，当托其返S市时往晤吴××代达我意，要他相机进行。此后即书信往还商洽，直至5月间始成熟，对方供给当日早盘黄金行情，于每日上午十时告知，C市受主是刘××，洽妥一简××者，约定每月黄金三两，S市二两，C市一两，由我与刘××平分。这样做了三个多月，后以简某于经营中投机受骗而停止。原拟待简某再筹资金继续进行，后因盐局电台与财部专台合并，人员加多，终以钱少人多，实不合算而罢。亦恐为外人所知，酿成大祸，故趁早息手，自以为智者。

……1948年在盐局电台工作其中……物价波动甚大，比期利息亦高，有时竟达四五天就对倍。我这时在做财迷梦，屯购日用品，放比期，探行情，整个思想完全集中在钱上打算盘。

……（C市“九·二”大火后）电台机器被焚，盐局派机务员李××负责购新机器，大家商定浮报分肥。经由李手先后交我一百一十元。解放初期由刘××手拿出真空管十余个，据说是购机器时佣金买的，是未列入器材册的，就卖给收旧货的，我又分了五万五千元。这些事实是代表我当时思想是向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方面发展了。[13]

对于解放后自己思想的波动与困扰，罗也有说明。他写道：

解放前伪财部电台第二机报务长施××自广州来（原任天津盐局电台台长），谈及他在天津解放仅学习三个月就遣散了。又据该台机务长周×说，解放后不要乱与友人闲谈，有人调查的。我信以为真，所谓就是铁幕统治了。我原有正统观念，九二大火的起因仍在怀疑，这又加上了恐惧，怕失业，怕铁幕的统治。后来军代表来接管盐局，讲话很和蔼、诚恳，并说人员照旧，安心工作，我心中暂时稍安。曾与接管干部刘××同志谈及国民党北伐时受老百姓欢迎，终于腐败无能失了民心，共产党起来革他的命，假使共产党不好好搞，一样也有人起来革命。他说：不会的，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永远只有进步。我听了似懂非懂。

旧历年关前后，物价一度狂涨，解放后又未发薪水，生活困难异常（元月起才发百斤米），深感不安。心想什么解放，穷公务员还不是一样受苦？共产党军事上是胜利了，以后经济战线上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1949年12月盐局整编，组织上要我转业调局内办业务，我很高兴。因为很早就以自己年龄关系，已不适宜于兼做报务工作。调局内不及一月，电台人机奉拨交通部××省交通厅接收……过去我做电台工作，是附属在盐务机关，处于次要地位，到交通厅后，我总认为是技术部门，与生产直接有关系，应为主要了。所以在讨论初次薪资标准草案时，看到技术人员薪级分了二十多级，心想这样多难得爬……所以曾说，这还不是与从前一样。其实是怕自己钱拿得少。

……由于这些事实，一般同志们对我有些不好的看法，孙代表曾找我谈过……虽经人启发，仍将信将疑。一碰到与个人愿望有抵触时，就怀疑组织，心里对组织不满，口里不敢说。这样就发生了一连串的错误。[14]

1951年整个上半年，罗国正都在学习交待历史和接受组织审查的过程中。但直到学习结束时，他还是没有能够取得主管部门组织上的信任。7月12日学校给出的组织鉴定，对他明显不利。

第三队部给出了三条意见，主要是对罗在队学习表现不大满意，说：罗“学习态度不严肃，随时爱开玩笑”，“个性强，主观大”，“自学不够，发言抓不住重心”。

校方组织上的意见则纯粹是政治性的，说：“该员历史复杂，学习中没有坦白什么政治问题，可分配一般工作考验，并继续审查，了解。”[15]

内定“特嫌”

新政权靠武力推翻旧政权，掌权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一面接管曾经属于旧政权基础的那个旧社会，一面清理、整顿、改造，甚至铲除那个旧社会，再创一个真正属于并能够支撑新政权的新社会。土改、“镇反”，无疑是当时最有效的清理、改造的方法之一。但是，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实在太多，社会各阶层中和旧政权、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数以千万计，是不可能都靠土改、“镇反”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中共干部，靠军事占领夺取并接管城市之后，还非得大批利用旧人员来帮助实现政权的转移不可。对这些旧人员的政治鉴别与考察，包括清除其中“最危险”分子，控制使用次危险分子，就成了一件非做不可又几乎难以真正完成的工作。

这一任务之所以不易完成，根本上在于这些旧人员，包括和这些旧人员有联系的家属、亲戚、朋友、同事、师生盘根错节，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员过去的政治历史情况很难完全弄清楚。按照土改、“镇反”运动重点打击的标准，最危险分子，即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目，以及历史上有血债者，相对容易查找；次危险分子，即那些历史上参加过反动组织，但没有血债，没有成为特务或党团骨干、会道门头目者，在每个单位中都占相当比例，他们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反对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很显然，罗国正就属于后一种看不出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但却让保卫部门严重怀疑的对象。

有关部门怀疑罗可能是特务，历史上可能有血债。这种怀疑主要来自罗自己交待出来的情况：第一，其个人历史太过复杂；第二，罗交待中透露出来的个别信息，很容易让人猜想。

比如，罗在交待中曾说道：“1948年在盐局电台工作期中，伪警备部电信检查科派有杨××常来电台了解情况（即监视），每月并须填造表报。因常接洽，得以相识。当时他在曹家巷××企业公司内开设无线电机修理部，有次在他那里经他介绍得识一余×（江西人，经济通信社电台负责人，住文华街，解放后未见过）。除杨已自首为军统特务（报载并缴出机器），余为什么面目，不得而知，过去亦仅普通相识。”[16]

根据这一线索，交通厅保卫科很快就发文要求××市公安局方面协助查找杨××其人。其公函称：“我局机务员罗国正……过去在军队电台工作多年，历史复杂，于一九三一年在××四师师部办的电讯技术训练班受训十个月，一九三六年在税警总团开办的通讯训练班受训十个月，又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军官团开办的陆空通信联络训练班受训四个月（原文如此。——引者注）。该员现仅暴露是参加过国民党，我们为了对该员作进一步了解，特请你处通过自首特务杨××了解有关赵之政治情况。了解后希回复是盼。”[17]

但此一线索并未能追查下去，因××市公安局查核后通知交通厅保卫科称：“杨××前已自首于二处，现已不知去向，对赵的情况无法了解，特将原材料退回。”[18]

同样，罗国正在交待中提到了不少人名，但这个时候许多人一时无处查找。个别找到者，提供的证词也无法满足保卫科希望看到的结果。

如转经××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保卫科找到了罗在交待中提到的一位同事。他们专函要求当地公安机关找该人就“我厅特嫌罗国正……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这段”“参加过何种特务及反动组织”，“有无活动”，写一份证明材料。然而，所得的这份证明材料“仅谈了一些家常”，连该人所在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都认为此材料起不了什么作用。[19]

他们找到的另一位罗在交待中提到的同事何××，所谈情况也无甚帮助。当地公安局曾函告交通厅保卫科称：据该人谈，“罗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过去在××两人互相认识，并无其它往来。所以对罗的情况不很熟悉”。[20]对此，交通厅保卫科并不气馁，再度去函提出疑点，明确要求何××进一步回忆交待罗是否特务分子。当地公安局经过进一步向何××交待政策后，何的态度大变，又提供了一份与前面的证言存在很大矛盾的新证言。声称“罗在××平常对人讲话时是一种军事性的意味”，“他们与匪军第六战区有关系，经常是有密切的电报往来”，说“罗国正有伪军事嫌疑，伪交通部并发有特种工作执照给他”，故“罗在那段时间上是有匪军情报员的关系”的。[21]

比较1951的保卫科外调函和1952年保卫科外调函对罗国正的不同提法可知，1952年保卫科已经内定罗国正为“特嫌（即特务嫌疑分子）”，因而用力很多。1953年初夏，中央又明令对涉及邮政电报等要害部门的人员必须进行全面清查清理，[22]罗所在单位亦属于这类要害部门，何××这时提供的新证词显然进一步强化了保卫科对罗国正的判断，因此他们专门向公安部门提交了有关罗国正嫌疑问题的报告，称：

根据罗国正的交代，过去一贯在反动军队电台中工作，并作了很多反革命的具体工作。解放后随盐务局电台被我厅接收，于1953年3月从何××的证实材料中发现罗可能有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嫌疑。来我厅工作期间表现很不好（其爱人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电台工作过，也有问题），未做结论。[23]

但是，保卫科这时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厅党委的认同。在交通厅这种特别重视技术，并急需技术人员的单位，像罗国正这样历史上有问题的技术人员非常多，比罗的问题更明显、更严重的人有不少。相关领导人显然没有把罗的问题当成严重问题，他们更希望只做背靠背的调查，不要影响到这些旧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故对保卫科要求将罗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的报告，主管安保工作的书记只是批示称：“同意找罗谈一次话，并叫他写详细材料，（然后）发信调查，在掌握材料后再研究是否需要列为重点审查。”党委书记对此亦批示同意，他并且强调：“在正面了解谈话时要注意方法，以免引起他有怀疑。所谈的问题主要在证明其问题的社会关系，再发信调查即可。”[24]

厅党委的这种态度，显然也使新组织起来的专门小组变得更慎重了。经过审读罗国正的相关材料并与之谈话后，他们也认为罗案并不那么严重，因而不主张将罗定为特嫌。他们认为罗的问题主要只是两个情况交待得不够具体：

（1）该员历史复杂，几度入训练班学习不合理，因此对训练之内幕组织情况、学习内容性质交待得不够清楚。

（2）1948年与伪警备部所派特务的关系值得怀疑，究竟接受过什么任务，何人与杨在工作来往上关系不正常，亦未交待。

对于保卫科此前高度重视的何××的第二次证词，他们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他们提出，何前后两份证言内容矛盾差距太大，不宜采信。

在他们看来，和罗的问题相比，反倒是罗妻子的问题嫌疑更大些。其报告称，她既参加了国民党，又进了伪国际问题研究所，显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她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何人、以怎样的方式参加了伪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个所的性质、组织机构、负责人、研究内容是什么，以后她又怎样脱离了该组织，罗国正均未交待说明。[25]

边查边用

交通厅党委对罗国正问题比较慎重，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罗来厅后在业务方面的表现有关。

罗国正在旧盐务总局改调业务工作后，曾感觉自己的地位上升了。旋即被调至新建的交通厅，一方面很满意离老家近了，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换了新的不熟悉的单位，害怕遭人排挤或遭淘汰，因此工作开始的一段时间颇为消极。拿到前单位发给的一万元（旧币）的转业费，私下抱怨是领了“俘虏费”。到了交通厅后，自认为业务不熟，薪金高不了，因此对评薪工作冷言冷语。直到被评为技术八级后，内心里虽然还是认为评低了，比较周围人，也承认新单位并没有歧视和排斥的意思，因而工作态度上开始变得积极起来了。

罗业务方面的特点，一是多面手，机务、报务都掌握，不仅维修、装机熟练，而且可以作为报务人员单独值机，收发译电速度都较快；二是工作年头多，使用的电台类型多，解决问题的经验十分丰富。同时，由于他多次担任过副官和电台负责职务，故工作起来就像他自己说的，“责任心很重，耐劳苦”。[26]来到交通厅以后，同事们也多承认他“工作负责”“互助好”“劳动态度很好”。[27]故尽管1951年7月中旬交通分校学习整风后提出的处理建议是“分配一般工作考验，并继续审查，了解”，但因缺少人手，交通厅仍将他安排到涉密的报务工作第一线上去了。

1953年6月，鉴于罗已经四十多岁，继续在第一线倒班工作已不太适合，故交通厅推荐他借调去××电信学校去做教师，以便传授他所掌握的技术和经验。一年之后，××电信学校中途结束，交通厅为加强自身电讯及报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成立了培训班，又把罗国正派去做教员。

但是，罗国正自身的毛病也相当明显。从罗国正1949年以前几乎一年一换工作，一门心思想当官，或想发财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他本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解放后，罗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跳槽来逃避困难或实现利益最大化了。这样一来，他的种种不满足，也就只能以牢骚的方式来发泄。像从江南鱼米之乡，去到以粗粮为主的西北××电信学校工作，他光是生活上就适应不了。在只能服从于组织安排，个人毫无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他的牢骚、怪话，以至发脾气，和新单位领导人冲突，也就很难避免了。

当时一起借调去做教员的都是华东、华南地区留用的技术人员，大家都是临时观点，没有长期打算，都没有带家眷，平时常常以老乡关系分别聚在一起，说东道西。光是因为吃不惯北方的杂粮馒头，他们就常常发牢骚、讲怪话。再加上这些人都是一线的具体工作人员，掌握的技术和经验各自不同，对教学完全没有经验，一下子变成教师，还要按学校计划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就更加难以适应了。因此，他们对伙食的不满，对学校不和他们商量就制定出教学进度与质量要求的不满，促使他们不止一次地与学校相关负责干部发生过冲突。[28]罗国正在这方面的个性又较其他多数技术人员更突出，不仅永远忍不住，要讲话，而且还特别好管事，结果，学校撤消后他得到的评语也就明显变得非常两极。

因为他积极出面为大家争取改善伙食，主动当了伙食委员，做了不少工作，故“群众评语”是：

对群众工作热心，担任伙食委员，吃苦任劳，为大家办好伙食经常提出改善意见，并能去市局伙食团参观取经。

因为他对学校的领导顶撞多，讲怪话多，故学校领导的评语是：

组织性差，对领导之决定不能认真执行。有自由主义作风，讲怪话，发牢骚，以至谩骂。对政治学习不够重视。[29]

由上可知，罗国正的个性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事实上，他自己对这一情况也十分清楚。刚到××省交通厅来，他在填表说明自己的优缺点时，就写道：最主要的缺点是“心直口快”，“在他人看来像火爆竹”。在交通分校学习整风时所做的思想总结中，他也具体讲到过自己嘴不饶人的毛病，说总是“在言语之间不觉中得罪了人”。在交通厅的同事们看来，他的这种毛病可以概括为：“太主观”“不虚心”“缺乏冷静，发言常欠考虑”。[30]包括随后交通厅培训班的负责人，只与他工作了几个月时间，就清楚地发现了他这方面的问题。他在给罗的评语中写道：

（罗）工作认真负责肯干，有热情，对人态度还好，能与同学接近，了解情况。但说话随便，不爱加思考，不管后果。别人问，只要他知道就讲，保密观念不强。在同学们面前谈的多，做的少，因此威信不高。爱表现，怕自己成绩领导上未看到，因而常流露在谈话之中。看问题有些主观，为人圆滑，不能大胆展开批评。有意见不当面提，而是背后议论。[31]

但无论如何，对罗这些旧人员的业务能力，交通厅业务工作部门这时还是重视的。也因此，厅领导明知其历史问题较复杂，也批准进行调查，却没有把他调离有保密要求的工作岗位，更没有撤销他的干部身份，他在单位一直是职工工会工作的活跃分子。

“肃反”重点

1955年春夏之交，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肃反”运动开始提上各单位的工作议程。受此影响，各单位中历史复杂者，多被当成重点对象受到了审查。在交通厅也不例外，“肃反”五人小组也把罗国正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他的内查外调工作。该小组研究材料后提交的报告很自然地把罗案引向了保卫科先前主张的方向。

报告详细分析了罗国正的主要经历、社会关系、参加反动组织、主要疑点及依据、调查线索等几方面问题。报告明确指出，罗国正历史问题嫌疑很大，其“主要疑点及依据”如下：

1.本人交待1931——1938年共受过三次通信技术训练……其中所受训内容、活动，交待不清。如三次受训均系通讯技术，有何必要受训几次？尤其交代伪军官团陆空联络训练班的情况更为矛盾……可能隐瞒了本身真实官职或早就参加了特务组织（的情况）。……从所谈受训内容及匪首们亲自来领导看，此训练班决非一般的训练班，可能是特务训练班或其他特别的训练。

2.本人交代在伪军五十二师五团时当伪军队开往吉安白沙时，借旧历年进行清查户口。该员本身副官职，带领班长及四个兵，组织成检查组，进行清查。凡与户口不符及有革命嫌疑的人员共扣押了几百人。本人称，后大部取保释放了，尚有几十人因无保人，就送往师部处理，其下落不明。根据这些情况分析，我们认为该员所扣押下无保人的一部分人，可能带有直接的血债。……从该员参加反人民战争，压迫剥削百姓，和被红军俘虏释放后仍坚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一系列反动行动来看，该员对反动派是很忠实的，对人民和红军是仇恨的，因此对扣押的革命嫌疑人员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3.1948年该员在××盐务局电台工作时伪警备部电讯检查科派有杨××来电台监视，每月需填造表报……本人称与杨犯仅是普通相识。根据情况分析，该员与杨犯不会是普通相识和一般关系，而可能均系同样的身份，互相有着密切勾结的。（1）如果该员是一个普通的人员，杨犯军统特务不会随便向他了解情况并每月填造表报，等于直接向特务汇报情况。（2）根据何××检举材料称，罗在川湘盐务运输处电台工作时与伪六战区有关系，该台经常有密切的电报往来。××公路是匪军的要道，并发有特别工作执照给罗，因此，该员有匪军情报员的嫌疑。从以上情况看，罗可能早在盐局工作时就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杨犯来电台了解情况，罗就可能以本身特务身份向杨犯汇报情况了。

4.本人交待与祁惠生（系内兄，其身份、政治面貌交待不清，现在在台湾）仅是一般的亲戚关系。根据情况分析，这也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1）1947年祁惠生在S市经营××厂时曾托罗转寄左轮手枪一支及所办枪的执照一件，罗将枪和执照交祁之舅父带往S市。从这里来看，该员内兄政治是有问题的。不然不会有左轮枪，并且解放后又逃往台湾。其次其内容叫罗给办转寄枪的事，证明他们互相之间是有勾结的。（2）“九·二”火灾时罗因被火烧，曾去信向祁借钱，祁答应汇给。从这些情况来看，也证明他们的关系是密切的，决非一般的亲戚关系。[32]

1955年7月，交通厅保卫部门开始组织人力，广泛查找与罗国正有亲属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以及有过其他接触，有助于“弄清罗国正的反动经历及其军统嫌疑和罪恶活动”[33]的关系人员。在随后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们总共外调了十三个省市四十余人，获取了相当数量的书面交待材料或证明材料。1956年5月31日，专案组对罗案做出总结，归纳出的“审查结果”是：

通过××公私合营银行其弟罗××、××省银行伪税警团同事吴××、××省邮电局前湘盐运输处电台同事王××了解：伪税警团为1936年春两淮盐务缉私队改编的，而两淮盐务缉私队主要是防止走私。改编税警团后主要是对日本人。在两淮盐务缉私时，罗国正当机务长，并入税警团后，罗则被分配在×××当中尉分台长。至1936年夏伪税警团通信营办了一期电讯人员训练班，时间约有四五个月，而当时罗即调入该班受电讯训练，受训内容为军事和电讯两项，毕业后仍回原单位任分台长。又据市公安局介绍和查军统特务（税警团）名单，税警团确系军统外围组织，在西南的主要是对付共产党。在两淮地区主要是对付日本人，但也有时遇上新四军也打仗。同时税警团内有军统特务，但都是较高级人员参加，名单上并未查到罗国正的名字。故从以上情况来看，罗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可能性不大。

专案组认为，罗国正还需要进一步查实的其他遗留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本人交待曾两次加入国民党，但外调中都不知道他是否参加过国民党，无法查证。二是赵交待1938年曾参加武汉陆空联络训练班问题，相关部门亦没有掌握此一材料，也没有其他线索。三是其内兄祁惠春、祁惠生，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政治情况亦未掌握。[34]

鉴于这种情况，对罗国正问题的调查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交通厅五人小组明确做出决定，对罗国正的遗留问题“暂不清查”。[35]

乌龙检举

从1956年夏到1958年秋，基本上没有人找罗国正查历史问题了，但到1958年11月，罗却又摊上了两件大事情。

一是他的妻子祁惠君曾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附设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1940——1942年在盐务局电台任报务员期间与罗结婚，怀孕生产后停止了工作，先后养了三个孩子，再没有工作过，只偶尔在街道上打一点零工。虽然在建国初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时，她就主动前往政府，将自己的经历登了记，但在她家所在的街道，有她这样经历的家庭妇女太少，因此，1958年街道开始“肃反”，区五人小组就将她列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并把有类似历史问题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最后，不仅认定她是特务分子，而且根据她交待在伪军委会国际研究所受训时“集体加入国民党，进行过反共宣传，说什么怎样消灭共产党、怎样抗日等”，于同年11月给她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36]

二是几乎就在罗妻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外省某建筑公司有一姓胡的旧军官，在单位“肃反”运动中交待说，他曾经是罗国正的同事和部下，宣称罗当过特务连长，且有血债嫌疑。其检举材料仅寥寥数语：

在十多年前，我和他同事，在××省××县，他是二十三集团军特务营第二连连长，那时他关了一个名叫张××的共产党员，后来姓张的疯了，大约送回××去了。还关了一个姓胡的共产党员，后来送到××跑掉了。后来又被二十三集团军抓住了。要他悔过，又关了一年多，被军部又送到××去了。我听说在路上把他枪决了。隔了一年多，我听到他连上排长张××说的。[37]

这一突如其来的检举对罗国正十分不利。在罗以往的交待里从未提到自己在第二十三集团军中任过职，且军队任职最高不过为连副。他亦从未说过自己指挥抓过共产党员，更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血债。胡的检举不免会让人怀疑，罗对自己的政治历史还有重大隐瞒。好在这个时候单位正在“大跃进”高潮中，保卫科工作头绪繁多，罗国正又作为干部被下放到公社去劳动锻炼了，因此一时间还没有人顾上这件事。

但是，1959年春夏，其他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到期，都陆续回了原岗位，罗却没能回学校，而是被发配到××市公交局下属的某公交车站去了。这说明，罗实际上再度成了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嫌疑分子，只是问题暂时被挂了起来而已。

对罗国正新一轮审查是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开始之后提上议事日程的。罗所在公交站上属市公交局保卫科开始接手罗的问题再查。他们提交的相关资料称：“该员的问题有的已基本查证，有的还要继续工作”，“尚未发现有大的政治问题”。但1958年11月16日胡××检举材料显示，该员似隐瞒了曾经担任特务连长的历史，并“关过我地下党员两名”，还导致其中一人被枪杀，似有血债。他们准备派人前往××省建筑工程公司，找胡××了解具体情况，再对罗的相关历史疑点进行深入调查。[38]

1961年1月下旬，外调人员到达胡××所在地，通过当地公安局见到了在押的胡本人。经过两度讯问，最后由胡有点结结巴巴地写下了他所了解的关于罗国正的全部情况。其中主要涉及罗问题的内容如下：

民国二十八年（我）开小差跑……到二十三集团军特务营当二等兵。……特务营的任务是保护军部，随长官一路外出任务。……罗国正是（军长）唐××的干儿子……在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天，我准备到张××排上去赌钱，因为人少没赌成，就和张××一起出来在路上摆龙门阵，扯到在民国三十一年冬季有一个五十军的上校科长姓胡的，是四川人，在二连被关的情况。胡是共产党员……同时把（某部副官）张××也禁闭在四连……要叫悔过。张××听说悔过了，但精神疯了，后送回四川原籍（连家属一起）。胡不但不悔过，反大骂。……大概把姓胡的关一年多后（在）送上饶的路上枪毙了。是那些人送的，我不知道。二连的连长是罗国正，是百分百的。他当然知道这事情。我进二十三集团军特务营时罗国正当时是特务营二连的排长，后当连长的。……在民国三十四年下半年三十五年上半年，当时部队调安徽××整编，罗国正整编后到浙江××去了，我被整编后到安徽××回新七师炮营三连任少尉排长。罗国正当时是上尉连长。以后就不知罗的下落了。[39]

胡××如何证明自己的说法是准确的呢？他提到1958年曾见过罗国正所在特务营二连的卫兵曾××，说他们当时还议论过胡××被关被毙的事情。但外调人员跑去某县找曾××时，却被当地公安机关告知，曾××1958年被判刑三年，因为原先就有肺病，送去劳改后很快就死了。翻看公安机关保存的曾××的交待材料和讯问笔录等，里面丝毫没有涉及罗国正的信息。[40]

外调人员不懈不馁，马上兵分多路，一方面扩大范围查找胡××交待检举中提到过的各关系人物，一方面回过头再派人调阅过去盐务局系统的相关档案，并去找以前证实过罗国正1941——1946年经历的外调对象，多方核对罗国正当时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41]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当年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特务营当过兵的赵××等人，证实特务营当年第二连连长确为罗国正。[42]但回来汇总材料，令他们丧气的是，盐务局的档案记录以及其他外调对象，都证实此前交通厅对罗国正1941——1946年履历的调查并无错误。

调查组当面质询罗国正，罗也坚决否认在第二十三集团军当过连长，更不承认有过胡××所说的那些事情。他还亲笔写了几份供述材料，不仅再度详细说明了他从1940年到1946年的工作经历，而且举出了不容否认的证据，如1941年在××结婚，1942年端午节生下第一个孩子，1943年全家随爱人去彭水，同年冬再去××，1946年回C市等，全有证明人可证明。[43]

不得已，保卫科派人拿上罗国正当年的照片，再去当面质询胡××等人。结果发现原来摆了一个乌龙。胡拿到照片，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无论如何认不出照片中的人是谁。当外调人员直接问他这是不是罗国正时，他马上摇头说“不是”。他说：“第一，罗国正还要年轻一些；第二，罗国正的脸还要圆些，面目显得活跃得多。”胡随后交待说：“民国三十一、二年时，罗国正只有二十六七岁，身材较高，较胖，圆脸，喜眉善目，其它无什么特征。当时亦未携带家眷。”他说，罗对军事一点也不懂，当连长完全是靠背景，除了是军长的干儿子外，他的哥哥过去就做过该特务营的营长，后调到补充团去当团长了。[44]

这也就是说，此罗国正非彼罗国正，两个人因同名同姓，被公安机关弄混了，误发嫌疑信息发给了××省交通厅。

再成重点

乌龙归乌龙，罗国正的境遇并没有因为胡××的检举乌龙被发现，就转好了。恰恰相反，因为这个乌龙，公交局已经把罗打入了另册，调查开始之前罗就被当成重点控制对象，“下放农村劳动”去了。[45]自此，他不仅在事实上被取消了干部待遇，并且因农场离市区太远，连家也照顾不了了。与此同时，由于公交局并没有查实情况，从未把对他的这种防范性处理办法正式公告出来，更不曾通知过罗，不明就里的罗还在以干部自居，自然对局里及农场一肚子意见，其脾气越来越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严重的是，罗被放到远郊农场去的时间恰值1959年底，第二年春夏之际，全省即开始陷入严重饥荒，不仅城里的粮食供应时断时续，连在农场劳动的罗也填不饱肚子。1960年底，罗自己也因饥饿出现了全身浮肿的情况。这时罗的母亲刚刚去世，但妻子还在管制劳动，完全没有收入，连同三个孩子，罗一个人六十多元工资要养活五口人，连买足全家当月口粮都困难，更别说罗平时根本回不了家，只有周日才有机会回家一次。家人即使断了顿，他有时也帮不上忙。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吃不饱，还要想办法帮助家人谋食，以罗的个性，他很快就变得不管不顾了，经常“小偷小摸，就连土里的生海椒和生菜油都偷”。[46]

据场里职工干部后来的揭发材料显示，罗国正偷摸农场各种吃的东西最疯狂的时候，是1961年春夏之际。

2月，罗被派到附近公社买菜种三种，一样一斤，他每样偷藏了一两，乘周末送回家，想种在家里窗前的空地上。此举因被发现，罗不得不在队里做了检查。

3月，他再度偷取了将近半斤玉米种和一两四季豆种，藏在行李里，想带回家去。在汽车站因过于紧张，被检查出来，又受到农场大会点名批评。

5月，他作为工会小组长和工会主席一起去买植物油。因工会主席中途去办事，他偷舀了两三勺油吃，恰好被中途回来的主席撞上，再度受点名批评。

7月，他乘值夜班，跑到瓜地里偷吃香瓜，又被人发现，受到队里批评。

8月，他所在小组田里的茄子被发现不止一次有丢失的现象，大家一致怀疑是罗和个别人偷吃了。

同时，其宿舍同事还发现，他半夜偷吃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的炒面。

虽然这个时候大家都饿肚子，农场里偷吃偷拿的现象很多，但像罗这样大胆，大会小会做了多次检查，却不断再犯，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场里干部很不高兴的是，罗从不真正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多大的错误。检讨时他也承认自己的行为“可耻”，表示要“改过自新”，但转过头去，他就会为自己进行辩解，多次讲这是饥饿逼出来的，说“得肿病的人心里痒”，“我得肿病后就好吃”云云。[47]

当然，时值困难时期，罗国正家里又极端困难，场方心知肚明，故也从未对罗有所处罚。但场方最反感罗讲怪话，因为罗的怪话明显是指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因而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据队里后来搜集来的材料，两年来职工中这方面的怨言和不满特别多，不少和罗都有份儿，而且讲得很尖锐。

如说：“我下放在××公社，听党委书记报告说：‘有的食堂还在定量吃饭，这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大家敞开肚皮吃。可是没到两个月，社员的口粮就降低到每人每天只能吃三两粮。这不知是啥道理！”

如说：“现在我们吃的油，还抵不上解放前桌子上抹下来的汤汤水水。现在是日无鸡畜之食，夜无鼠耗之粮。”“公社死了那么多人，啥子肿病？都是饿痨病！社员都吃不饱。”

如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要说成份好，农民成份就算好嘛，为什么还要偷？社员不偷的很少有，市场上不少人偷和抢，真是不像样子。但他们一天吃那么一点点，怎么能不偷不抢？”

如说：“大跃进我看有问题，好多工厂办了一年不到就停了，国家的钱都糟蹋了，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浪费了多少粮食啊！”

如说：“党一再讲人民公社好，优越性多，一大二公。为什么现在又要划小呢？又要搞伙食下户，土地包工呢？连公社许多托儿所都解散了呢？”[48]

对于这种情况，罗国正所在队领导就不能不表明立场。他们不仅在向上填报“伪军警宪人员登记表”时，特别写上“该员表现很坏，对我不满”，而且提出应将罗列入“敌对力量社会基础”，要求场部应对“屡教不改”的罗国正，“在场作适当处理和公开教育”。[49]

队部的意见得到了批复，罗国正的工会小组长一职被撤销了，并因不满言论受到了全场范围的通报批评。同时，在内部，罗则被列为了“重点控制对象”，规定要有专人负责对其日常言行进行监控。[50]

但是，罗毕竟还是干部身份，在工作上和下地干活中又一向不惜力，队上和场方对他也颇有些无可奈何。考虑到罗多次要求调到离家近、可以每天回家照顾家人的交通厅农场去，场方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因而很主动地帮助罗向上级反映了他的诉求。

1962年10月，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罗正式调到交通厅下属离城较近的一处农场去了。当然，在写给罗要去的那家农场场长的公函中，其所在农场的相关负责人还是特别强调了罗的问题，叮嘱要对罗加强监控。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该员两年来在我场劳动表现一般，但在思想及道德品质方面均是恶劣。据保卫科指示，罗的历史极为复杂，曾任上尉反动军官，解放后一直对党的各项政策不满。到农场后，一贯讲风凉话，到处散布不和（详细材料已呈报保卫科）……但因该员一再呈写报告，要求调你场工作，以便关照家庭，经请示支部同意后，现将情况介绍给你，望注意派专人暗地控制（在我场保卫科曾明确指示系重点控制对象），每月将表现情况报告保卫科。特此函告。[51]

飞来福祸

对于上级这时给予的照顾安排，罗国正其实还是颇为感激的。因此，到了新单位，他工作上变得主动多了，怪话也比过去少了，政治上甚至也愿意主动靠近组织了。小偷小摸虽然有时也还有发生，喜欢讲怪话的毛病也未必改得了，但到新单位工作半年多，新单位领导对他的评价，明显比前面农场要正面多了。

据1963年5月中旬场方向有关方面书面介绍罗国正的表现时称：

罗来我场工作后，能服从指挥调遣，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能大胆提出，在有人带着一起工作时表现认真，反之有时就表现有些拖沓。在田间劳动中常因爱摆龙门阵而停止或慢慢搞工作，对同志间的意见，有时逢甲说乙，互相传话。其本人由于年龄较大，旧的意识比较浓厚，看问题往往以旧社会的情况来比喻现在的关系，说话较刻薄。例如在谈到我场测量土地面积时，把边边角角都测量上作生产面积时说：“比以前地主还厉害”等。平时对生活上遇有困难，有时有些不满，说话有点幽默。经教育批评后，在留场后期，表现有改进。[52]

场方之所以会写这样一份书面报告，是因为公安机关这时专门派人来调查了解罗的情况。公安机关会来查询罗的情况，则是因为在例行的邮件检查时发现，罗这一年陆续开始收到海外亲戚的来信，并有往来通信，因而负责处科需要调查了解罗的政治表现情况和社会关系状况。

对于罗有收到海外来信这一点，场方在报告中也作了较具体的说明。称：

罗因家住×××，每天回家住宿，未见有人来场交往。惟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向场谈，他的内兄从日本给他写来一信，并交出该信（给我们）看。其封面书写为（据回忆）“中国，××省，××盐务局，罗国正收”。信封背面是“日本，××市××区××町××番地，××商事株事会社，祁惠生”寄。寄件人地址是铅印（或石字），姓名是用木戳或橡皮戳盖的兰色印泥。信内仅一般问候，信笺纸是白色，共一张，大约一二百字。罗收信后当即回有一信，于4月5日左右。复接祁惠生回信，信封正面是寄的罗家中，背面好像如前信，内容简单谈的是祁近日出外做生意，未及时回信及一般问候。语句简短，全篇不过一二百字，仍是白色信纸。两次信纸上均空白很多（约1/3以上）。

从两次来信内容上看没有什么……罗国正在主动交我看第二封来信前对我们说：她（指罗的爱人）哥哥来信说，这几年国内生活苦了，准备今后陆续寄点吃的东西给他们（大意）。他又说：“他本人的意见是寄吃的东西不方便，我（指罗）的负担也重，不如汇点钱来。”并说：“国内三年灾害所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大概在国外她哥哥也有所闻。”可是后来我看其来信内，并未提及寄食品来的事。[53]

相对于农场方面的报告，公交局保卫科给公安局的报告政治警觉性就高多了。里面写道：

该员在社会关系及历史上是复杂的，长期的在伪军队电台工作，从一般士兵爬上上尉副官、连付（副）及台长等职，并参加了反人民的战争和逮捕革命人员；在××被我红军俘虏，释放后仍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又参加了伪军队，因此很得反动派的器重，曾三次送入通信技术训练班受训，二次加入伪国民党。该员解放后又表现不好，对组织是不满的，至今仍保持与日本和香港的二个内弟的密切联系，（后者）并多次从国外与罗汇钱和包裹，有无政治联系，值得注意。概括以上的情况看来，该员在政治上是可疑的。[54]

不难看出，罗国正内兄海外来信一事，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重视，开始对罗加以关注，并背靠背暗中展开了调查。对此，罗并不知情，但他能够主动向组织报告内兄来信一事，亦显示出他知道与海外通信有些敏感，不想惹出事来。罗并特别表示，因家庭生活困难，祁惠生的信主要是写给其妻子的，妻子坚持要让自己的哥哥寄些钱、物来，罗亦不能反对。[55]也正是因为两个内兄先后开始定期汇款和寄包裹来，罗国正全家的生活状况也很快就改善了。只不过，时间一长，以罗的性格，他不仅不再忌讳这一关系，而且开始表示出相当的优越感，在个人生活上也开始变得有些铺张了。

一年以后，罗国正得以从农场调回到公交局车站工作。据车站保卫科向公安局报告称：该员生活较讲究，常吃鱼、肉、面。对人较大方，因“经常收到侨汇，每次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该款是从日本和香港的两个内弟汇来的（在人民银行可以查到详细数目）。此外，还常收到两个内弟寄来的包裹。据了解，有旧皮鞋一双，日本花布，衬衣一件，及旧衣物、猪油两瓶、白糖一瓶。在罗未来我站前，常寄到其住家收”。

报告介绍了罗在公众关系方面的表现，称由于侨汇可以得到一些票证，罗常送一点烟票、面票和糯米票给周围同志。故“他与公众关系还是较好的，服务态度亦好，如最近××厂子弟学校还向罗国正送了锦旗。”[56]负责监控罗的同事在定期汇报中随后则反映罗变得有些腐化了。说此前连饭都吃不饱的罗国正，1965年初竟花了两千多元人民币买了一块瑞士山度士手表，这差不多相当于他三年工资的总和。[57]

几乎就在单位反映罗国大把花钱买进口手表的同时，公安局某处已将罗列为“重点调研对象”，决定对罗国正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全面进行调查”，并准备使用特情以“掌握和控制罗的现实活动”。在该处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他们决定这样做的原因。

报告称：

1963年1月，发现日本××市祁惠生给罗国正来信，要求联系，打听旧关系下落等，情节可疑。据此，我们对罗进行了初步调查。其情况是：

一、罗国正……历史上曾于1932——1949年先后任过伪军上尉连付（副）、伪盐务局××、××盐务处电台台长、机务长、经理等职，并两次参加国民党，解放后留用。现实表现思想反动……其妻祁惠君曾于1938——1940年在伪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受特务训练和无线电训练。在受训期间参加国民党，后任伪盐务局报务员。1958年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60年摘掉反革命帽子，现在本市×××巷××街20号，无职业。

二、主要社会关系：大内兄祁惠春历任伪中国茶叶公司和S市伪中国银行会计，解放时留用，因贪污畏罪逃往香港后情况不明。二内兄祁惠生曾先后在伪航空公司、农民银行、中国银行、海球轮船等处任报务员。S市解放时随船逃往台湾。姨侄×××，现在××机械厂任技术员，系摘帽右派分子，现实与罗国正往来密切。

三、与海外通信联系中的可疑情况：祁惠生自逃往台湾后即未发现与罗国正有联系。1963年1月31日突然由日本给罗来信要求联系，并打听旧关系的下落。罗接信后即回信将祁惠君、×××和……等人的情况详细报导外，并要求对方寄“旧衣服”来。此后，对方即大量的寄钱、食物和衣服给罗和×××，并要罗国正、×××的照片。罗除寄去照片外，又给九龙××道200号××公司祁惠春一信……但对方却不直接回信，而由日本祁惠生复信。……此后不久，香港突然冒出一个叫××的人，自称是祁惠春之友，受祁之托给罗汇来美金卅元，汇单上又填写祁惠春住香港东亚银行大楼××宿舍。经鉴定，汇单上的笔记系匪国防部二厅特务王××所写。而罗接钱后，去信表示对对方的关怀要铭记五中。据此，情节极为可疑。

据上所述，罗国正历史复杂，思想反动，妻祁惠君是特务分子，与海外保持可疑联系，多次向海外要“旧衣服”，蒋匪在港特务王××又直接给罗汇款等情，似有敌特沟联活动的重大嫌疑。据此，我们认为对罗国正应列为重点调研线索进行工作。[58]

至于需要调查的情况，该处认为主要是八方面的问题。如祁惠春、祁惠生解放前的经历和情况；国民党设在日本、中国香港的特种军事情报组织的活动情况及对中国大陆的联系办法；香港实际上转信给罗国正的王××的情况，以及罗、祁夫妇其他与海外有书信来往的亲友的情况；等等。[59]

“文革”来了

就在公安局某处开始布置人力计划对罗国正的历史问题及社会关系再做全面调查[60]之际，公交局出于安全考量，再度把罗国正从车站调到不会涉及安全问题的印制厂去了。而实际上，罗的历史问题已经查了两三遍，所有关系人都被问了许多次，材料写了一大堆，很难再查出什么结果。其两个内兄都在海外查不到，信件检查等也已持续了两年时间，亦看不出疑点。不仅如此，来自公安局负责社情及海外信息的另一个处的通报甚至提出：某处报告所说“汇单上的笔记系匪国防部二厅特务王××所写”的那个王××，“是否‘特务’不能肯定”。至少，“据调查，王原（来）在大陆时是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的”。[61]

事实上，公安局的再调查不久就受到了新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先是“四清”运动，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切工作秩序都打乱了。

在“文革”之初，由于《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批由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人物。他们从派出所那里取得“黑五类分子”名单，然后挨家挨户去抄家、贴大字报、剃阴阳头，并把当事人拉出去游街示众。罗国正是伪军官，妻子又是“特务分子”，还戴过“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们被抄家，妻子被游斗，自然免不了。

除了在街道被抄家斗争外，罗在厂里最初也一样成了众矢之的。运动一开始，党委就把群众斗争矛头引向了厂内各种问题分子。厂里不到两百名职工干部，光是揭批声讨罗国正的大字报，一个多月就贴了有两百张之多，罗则因此被厂和车间几度批斗过。厂办专门把大家揭批罗的大字报整理出一份文件，报到局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去。文件开头就声称：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厂职工斗志昂扬，用革命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罗国正揪了出来。

文件将厂里职工揭批罗的内容归纳成七个方面，即：（1）攻击党的方针政策；（2）攻击三面红旗；（3）造谣惑众，破坏党的威信，助长反党气焰；（4）煽动群众反对领导；（5）煽风点火，离间群众，破坏生产；（6）怀念旧社会，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妄图和平演变；（7）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62]

显然，在“文革”中，上述任何一方面言行只要上纲上线，都可能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甚至被判刑劳改。只不过，这种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中有问题者的揭批运动，在“文革”开始后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地方上运动发展的过程比北京等中心城市要慢不少节拍，但市公交局党委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处理罗国正一类人的问题，自己及其下属各级党委都很快倒了台。这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底层，而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3]因此，随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64]整个运动的政治风向很快就转变了。

不过一两个月时间，从交通厅到公交局，到印制厂，群众都把斗争矛头从对准社会上的“黑五类”等，转到当权的各级领导人身上来了。罗国正所在单位各级党政负责人全都被群众贴了大字报，就连罗最为害怕的保卫科的头头们，也大都受到了单位职工群众的揭发批判，有些还被拉到群众大会上去做检查和进行斗争。这种情况让一直感觉挨整受压的罗国正明显变得有点飘飘然起来了。他甚至相信，自己也是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也有权利造反，也可以选择加入造反组织。

罗国正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因为那些运动的矛头从来都是指向下面人的，故他总是小心翼翼的。哪怕是1957年整风运动，上级部门再三动员提意见，他都尽可能不去讲什么批评性的话。市公交系统1965年6月下旬发动“四清”运动，上级领导专门到厂里来做动员报告，要求职工大胆给领导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罗一下来就提醒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说：“你们写大字报吗？52、53年的老虎，57年的右派，都是党培养出来的。现在叫你写，后面要挨整的。我52、53、57年都差点挨整，幸亏写的是些边边角角的问题，才没有被整到。”[65]

但这一次，罗国正却像是受了刺激，变得十分活跃，主动到市里各单位去看大字报，参加各种斗争会、报告会，包括和一些单位的造反派混在一起，甚至跑到批斗交通厅、公交局系统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上去带头揭发批判。

不过，罗平常习惯了发牢骚、说怪话，真的站到大会主席台上去揭批发言，常常会把政治批判发言弄成了个人情感渲泄，有时还会讲错话，引发听众反感。

如在×厂长检查批判大会上，他就发言称：“我过去是副连级，你为什么说我是连长？”还说：“你说我的历史臭，我的历史比你的历史香得多。知道吗？我当副连长的时候是国共合作，周恩来总理还是军政部长呢，郭沫若也在国民党政治部工作呢。”他并且指着厂长说：“你专门整人，把学到的一套特务手段拿来整我们。”他举例说，运动开始时，×××就受命专门跑到厂里来搜集批判他的大字报。讲着讲着，他就信口批评说：“我说整人害人的都是些共产党员，都是奴隶主义。”这句话一说出口，他就意识自己到说过头了，但还没来得及纠正，马上就被与会者喝斥住，不得不灰溜溜地一个人离开了会场。[66]

罗国正积极参加造反派的活动，但运动开始阶段，厂党委领导下的职工刚刚狂批过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哪个造反组织能够接受他的申请。鉴于党委受到批判后，厂长曾当面向他表示，运动开始时组织大字报批判他是不对的，并答应考虑给他调换一下工作，恢复干部待遇，因此，在他看来，问题的根子在前厂领导那里。如果前厂领导能够公开承认对自己以前的做法错了，给他平反，他在政治上就立住脚了。[67]

1967年1月，印制厂造反派宣布夺权，他马上找到原厂长要求给自己平反。当时被夺权的厂长后来控诉说：

罗在今年1月和2月份四次[68]挑起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找我们平反。罗本身就是伪连长，他煽动伪保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伪军邮团长王×、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等，以罗为首，第一次是找到我宿舍闹平反。……说：今晚不开你们的批判会（指我们当权派），今晚开平反会，要我们立即答复。我们不同意，说你们去找东方红战斗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批评和斗争过你。非要我们平反，我们也要找东方红战斗队研究后再说。

第二次是2月底，罗指使×××到我们宿舍来，要求平反。×说：“这件事越快越好，只要我与罗的问题解决了就行。”我们当时回答，按照公安部六条规定，有些人就不该平反。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不按政策办事，将来革命群众是会指责我们不坚持原则的。……

第三次……罗国正等闹到×××那里要平反，×××命令我们晚上要给他们平反，我们没有同意。[69]

事实上，罗国正完全错估了形势。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不合乎时人所理解的“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颁布于1967年1月13日，即《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里面明确说明了对“黑五类”及有历史问题或刑满释放人员的政策规定。其中第四条讲得很清楚：

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70]

罗国正之所以认定自己还有参加造反组织的资格，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属于“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的人员。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但他在各种场合都强调，他从没有当过连长，最多只当过连副。在他看来，“公安六条”里面规定的是敌伪连长以上的人员不能造反，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显然，即使是罗所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也很难认同罗的这种解读。更重要的是，1967年各地夺权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中共中央就再度调整了斗争方向。一方面，许多重要部门都实行了军管，并向各机关、工厂、学校派出了军代表，不再允许夺权；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新的党政部门再度把群众斗争的矛头引回到社会层面上来了。

1968年5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斗争矛头直指社会层面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类问题分子。由于公交局被军管，印制厂也派驻了军代表，罗国正等人也再不可能要求平反了。不仅如此，原厂长等这时又被结合进了新的革命领导班子，可想而知，以罗国正的表现，他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厂里的重点清理对象。

根据印制厂提交的材料，公交局军代表召集保卫科和印刷厂相关人员，将罗国正的“反动言论”梳理出六七十条，明确要求：“找证明人写成旁证材料，注意时间、地点、何种情况下说的，还有哪些人听到，特别要注意‘原话’。同一个问题有几人证明，可写成一份材料，但材料形成后，证人都要签字或盖章。”[71]

1968年10月初，公交局军管会已经将罗国正的反动言论归纳为七个方面：（1）诬蔑攻击党的方针政策。（2）恶毒攻击最高指示。（3）疯狂反扑并破坏革命大联合。（4）恶毒攻击我党和中央首长。（5）煽动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6）与牛鬼蛇神串通为罪恶历史翻案。（7）恶毒攻击诬蔑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据此要求市委根据公安六条的规定，“对罗犯应予逮捕法办”。[72]

11月9日，印制厂新的领导机关也根据公交局和公安局商定的方案，正式向公交局军管会提交了《关于国民党残渣余孽罗国正的罪恶事实》的长篇报告，书面要求对罗“严重处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73]

11月20日，罗国正和几个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押上了在市体育馆召开的公交局批斗反坏分子大会主席台。印制厂职工代表、公交局军管会代表分别控诉了罗的“滔天罪行”。大会最后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精神，罗国正实属于第二条及第四条。据此，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反革命分子罗国正立即逮捕，依法严办。[74]

公安局代表接着上台，当场宣布对罗国正实施逮捕。罗随后被两个警察扭下台去，押上囚车，直接送进了×市第二看守所。

审问无果

罗国正被关进第二看守所后，并没有马上过堂审讯。差不多过了半年时间，到1969年4月30日，罗才开始受审。罗其实早就多次预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再加上关了半年才审，因此这时已经不感到紧张了。他一上来就痛快地承认自己犯有如下罪行：

历史上参加攻打红军，在江西查过户口，乱抓群众，殴打民夫。解放前勾结奸商出卖情报。文化大革命中违犯了公安六条，参加了活动。还有些反动言论。[75]

接下来两次审问基本上是围绕着罗的特务嫌疑、汉奸嫌疑问题展开的。罗分别做了具体的说明，明确否认这方面的指控。第四次审问，预审员着重讯问了罗的反动言论问题，罗亦一一做了解释，并承认有些话讲错了，是反动的。[76]

审讯到第五次，始终没有审出预审员预想的结果，因此连预审员都有些不耐烦了。下面摘录的一段讯问记录，就可以发现这种情况：

问：告诉你，罗国正！你现在交待了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重复原来的，有的是群众大会揭发的。可是还有从历史到现行的问题，还早得很，你要好好考虑，选择你的出路。听到了吗？

答：我觉得我的历史没有隐瞒的，我的问题都交待了。解放了十几年，组织也没有追问过我。我主要是对历史认识不足。

问：没追问就彻底了吗？

答：我历史上没有参加任何其他组织，这是除我参加国民党和反动职务外。

问：你所谓没参加是何意思呢？

答：我没有履行过手续，作为他们的成员参加他们的活动。如谍报人员、中统、军统这些组织。我只是接触了些人员，但也不了解下面人员的身份。

问：没有履行手续就叫没有参加吗？

答：他总要给个身份给你呀！

问：什么身份呢？

答：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暗藏的革命组织，我没有隐藏，我心中无鬼。

问：什么叫暗藏的革命组织？

答：我解放前没参加过任何的暗藏的反革命组织。

问：你第一句话咋个说的？

答：这句话说漏了，说错了一个字，说了没有参加任何暗藏的革命组织，漏了一个“反”字。

问：为什么要漏掉关键的字？

答：说快了，说漏了。

问：你有脑筋吗？

答：有脑筋。

问：有为何说快了呢？

答：这是代表了我的思想反动，我是旧社会出来的。

问：既是代表你思想反动，为何刚才说了后面就不承认，甚至多次否认呢？

答：一句话就是怕加罪，说错了马上就更正，又想承认又怕加罪，这就是活思想。

问：何人证明你没有参加其他反革命组织？

答：在盐务局阶段，盐务局的同事都可以证明。

问：可是你的同事证明你参加得有呀！

答：他要咬我，我有啥办法！

问：那几个人都咬你吗？

答：那是他们的事。

问：告诉你！你别以为没活动、没履行手续，就没有参加了。事实证明你还隐瞒了你的身份。你不谈、不交待，我们有事实可以定你的案。我们从来是重证据的，口供是看你认罪态度的，知道吗？

答：我知道。

问：你知道就是不联系实际？

答：历史部分我相信会给我调查清楚的。

问：调查是政府的事，而且已经作了调查，交不交待是你的事情呀！是你选择你的道路呀！

答：我不能骗取政府对我的宽大，不能随便交待，我交待不出组织名称，也交待不出成员来。

问：你这话是想说政府在逼迫你乱讲吗？你想说我们没有实事求是吗？

答：我相信政府，我是没参加任何秘密组织。我工作的单位就那么几个人，如果他们说我参加了他们的秘密组织，我就服罪吗？

问：你要别人说到什么程度才服罪呢？

答：要他说明他们组织的名单出来，要拿出我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开过什么会，不能凭他们说我参加了就参加了。如参加国民党还有一个介绍人，去商店工作还要有一个介绍人呢。

问：要开了会，参加了活动，才算参加吗？你参加国民党开了几次会？干了哪些反革命活动？

答：作纪念周，每周都要去，是经常的。

问：那更证明你是国民党的忠实走卒。

答：我承认我那时是国民党的忠实走卒。[77]

这一轮审讯从4月30日开始，总共进行了六次，5月23日告一段落。第二轮审讯从8月28日开始，进行了四次，到9月1日结束。直到最后，罗国正都坚持：“我历史上的问题是交代清楚了的。”因此，预审员最后的结论也非常不客气。他们明确告诉罗：“你是存心不老实交待，不彻底坦白了。那是你要坚持你反动的立场，与人民对抗到底。那你就下去吧！”[78]

公安局预审科这时实际上已经排除了罗政治其他方面的嫌疑，主攻重点放在了落实罗的特务身份问题上。他们相信，罗过去同事×××交待罗曾是1949年受命成立的盐务分局保卫小组成员一事，可靠无误。[79]该小组“是在中统特务控制下基于行政系统而建立的一个庞大的且秘密的特务外围组织”。[80]问题是，除了×××一个人的回忆外，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始终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旁证和物证。罗国正本人又坚不承认，这就更让案件的处理变得复杂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局当时这些预审人员看来，仅靠单位上报的罗的那些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不满的“反动言论”，要想给罗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并予判刑，还是不充分的。

“恶攻”落实

就在公安局的预审工作毫无进展，罗案定案出现麻烦后不久，事情突然之间出现了转机。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发动“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月后，与罗国正同监的411号犯人主动向“政府”（指看守人员）揭发罗在监号内散布反动言论。根据该犯人亲笔写下的检举材料可知，罗确实在监号里讲了不少直指中央领导人，怀疑中央政策，甚至是批评毛主席的话。除了本文开篇引述的1979年复查材料中的那些话外，还有一些话在当年也是足够定罪的。

如说：“文化大革命二年多了，一直收不起来，下不了台，军队也不统一。为了解决矛盾，因此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这对争取军队也起作用。”

如说：“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主要靠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央里面斗争很激烈，刘少奇下了台，但是刘少奇的那一批人是不服的。”“现在是毛主席在，单靠林彪，其他人根本不服。毛主席不在就要乱。”

如说：“毛主席已经七十几岁了，还能活几年？他不在，林彪上台，资历、威望都不够。其他人不会服，看得到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如说：“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生产力发展跟不上生产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农民合作化后人民公社来得太快、太早，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生产搞不起来。”“中国农民只有在土改后生活好过一段时间，那时农村经济繁荣，农民积极性高，到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农民生活就不好了。”

如说：“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土改、镇反、三五反、肃反、反右、新三反、四清，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加起来，挨整的人的比例数根本不是5%，起码几千万上亿人。被打击的，加上受牵连的家属，就更多了。”“光是清理阶级队伍，抓人就太多了，每个单位都有隔离室，实际上是变相的监狱。”“本市监狱、看守所、劳改场等等关人的单位就有25个，太多了。”[81]

在“文革”期间，不要说在押犯人，就是一般人如此议论，尤其是批评毛泽东，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更何况这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言论，罗要被“严打”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看守所接获这一检举材料后，马上就展开了调查，自然也就得到了更多的检举揭发材料。

如有犯人揭发，罗还讲过：“解放以来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前人们爱说斤斤计较，可是现在是钱钱计较。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吃饭要讲几两几钱的……报上每天都说粮食丰收，可是很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把中国人拿来饿起，把东西拿去支援别人，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还讲过：“现在的消息封锁得像铁板一块，在报上根本看不到一点真的东西，能看到的只是他们需要的和伪造的。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经验，正面的东西从反面去理解，反面的东西从正面去看。他说得越好的，实际上就是越坏的。”[82]

1971年10月22日，预审人员正式就罗在监期间反动言论问题，对罗进行了讯问。罗承认，他确实在监房中讲了那些话。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同监犯×××的煽动和影响，×××说他可以在山里建一个“根据地”，把家迁过去，这让罗很是羡慕，一度梦想着从此可以“安安静静过这一辈子”。因此，他们两三个人变得很投机，他也特别想表现自己，批评现实的话就讲得特别多了。[83]

罗国正“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一经证实，对他定罪及处理的办法就基本上内定了。公安局分头与罗原单位和公交局交换了意见及材料。9月24日，公交局党委即向公安局提交了对罗国正的新的处理意见。内称：

该犯曾在伪军中历任上士文书、准尉司书、中尉付（副）官、中尉军需、上尉机务员、上尉连付（副）等反动职务。1939年9月在江西高安被日寇俘虏，先后在武汉当过汉奸，得有日钞三十元，发有证件，积极为日寇在外进行查户的罪恶活动[84]，曾两次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思想极端反动，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肆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赤膊上阵，大搞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更为恶劣的是，罗犯在押期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实属罪恶累累。我们意见应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送局办农场监督改造。[85]

人亡疑消

罗国正正式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公交局农场监督改造，是1971年12月23日。与罗案情相关的另外两个犯人，都被判了徒刑，送去劳改部门劳改去了。罗所以没有判刑送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与他的海外关系有关。

罗多年来一直是公安局某处的“重点调研对象”，他们希望能通过罗与海外的联系，了解掌握一直未能弄清楚的国民党港台特务的线索。如果给罗判了判，送进监狱劳改，这条线多半也就断了。罗的问题，只是“思想反动”，言论出格，并无行动，再加上他已过退休年龄，因此，在有关单位看来，只要戴上帽子，放本单位农场去劳动，仍允许其定期回家，不难控制。

怀疑罗有特务嫌疑，想要顺藤摸瓜的想法，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哪怕是罗国正的问题已经复查平了反，在公安局某处那里仍未改变。在他们眼里，不论平反与否，罗本质依然，嫌疑依旧。比较该处1979年和1973年的报告可知，他们举出来应该将罗列为“调研对象”的理由，前后如出一辙，差不多可以说1973年说明的理由，到1979年一个字都没有变。第一是罗国正“一贯表现较差，思想反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政治运动”。第二是罗国正妻子和内兄均有特务嫌疑。第三是罗国正“从1963年至今，一直（与两内兄）有可疑的通信通汇联系”。因此主张继续“作为重点调研对象”，安排侦监。[86]

从定期监侦报告内容亦可知，罗海外通信的内容，包括其家庭成员的各种情况与动向，某处始终都掌握得很清楚。[87]但直至罗国正病亡，某处也没有发现罗有任何特务活动的线索和迹象。

罗国正于1979年8月正式平反后，回原厂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开始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总算过上了平静且安逸的日子。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病倒了，不过半年时间，罗就病亡了。得知这一情况后，公安局某处经过研究，终于不得不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撤销对罗国正的重点调研工作。

报告是这样写的：

重点调研对象罗国正（市公交局退休工人），已于今年五月因病死亡。其列为重点调研对象的依据是：内兄祁惠生解放前夕逃亡台湾，六三年从日本主动来信打听旧关系；同年给罗汇款。其笔迹是匪国防部二厅王××的笔迹，情况可疑。……通过工作尚未发现可疑。鉴于罗现已死亡，其妻祁惠君是街道居民，不属我处业务范围，据此，我们意见，撤销罗国正的重点调研对象问题。[88]

到了这个时候，即使相关部门不承认罗的海外通信并无可疑，罗国正的特务嫌疑怕也不消自除了吧。

[1] 　《关于罗国正同志的复查结论》，1979年8月5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 　《交通厅保卫科关于罗国正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列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复查报告》，1979年8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3] 　《交通厅保卫科关于罗国正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列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复查报告》，1979年8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4] 　《职员登记表》，1950年2月2日、1950年7月14日；《罗国正自传》，1950年5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5] 　《职员登记表》，1950年2月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6] 　这场大火从1949年9月2日下午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7时左右，过火面积41万平方米、30余街巷，造成死伤近万人。参见吴奋：《C市“九·二”大火追记》，《S市消防》1995年第10期。

[7] 　《坦白报告》，1951年3月24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8] 　《思想总结》，1951年6月，《罗国正档案》第1卷。

[9] 　《我在伪第四师电讯训练班的情形》，1951年，《罗国正档案》第1卷。

[10] 　《我在伪税警总团通信训练班的情形》，1951年，《罗国正档案》第1卷。

[11] 　《我在武汉军官陆空联络班的情形》，1951年，《罗国正档案》第1卷。

[12] 　《干部简历表》，1952年6月14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3] 　《学员鉴定书》，1951年7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4] 　《学员鉴定书》，1951年7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5] 　《交通部××交通分校学员鉴定书》，1951年7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6] 　《交通部××交通分校学员鉴定书》，1951年7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7] 　《交通厅保卫科致C市公安局函》，1951年10月10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8] 　《C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处移文单》，1951年12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19] 　《××邮电局中共支部委员会的说明》，1932年1月17日；《××省人民政府公安厅材料回复单》，1953年2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0] 　《何××证词》，1953年2月21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水上分局致××交通厅保卫科函》，1953年3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1] 　《何××证词》，1953年3月15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2] 　《政务院关于执行中共中央清理邮电系统要害人员以确保党和国家机密指示的决定》，1953年5月14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23] 　《××交通厅保卫科公函》，1953年8月31日，《罗国正档案》第2卷。

[24] 　《对罗国正材料的批示》，1953年11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2卷。

[25] 　《罗国正材料》，1953年7月，《罗国正档案》第1卷。

[26] 　《职员登记表》，1950年2月2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7] 　《调训学员登记表》，1951年1月11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8] 　《×××、×××、×××、×××关于罗国正在我校工作时的情况》，1956年3月29、30日，8月26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29] 　《××电信学校干部鉴定表》，1954年4月，《罗国正档案》第1卷。

[30] 　《职员登记表》，1950年2月2日；《调训学员登记表》，1951年1月11日；《思想总结》，1951年6月，《罗国正档案》第1卷。

[31] 　《电讯人员履历表》，1954年12月5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32] 　《罗国正初步资料》，1955年7月，《罗国正档案》第1卷。

[33] 　此一说法可见于各种针对罗国正案的外调函，《罗国正档案》第2卷。

[34] 　《罗国正政治历史审查报告》，1956年5月31日，《罗国正档案》第2卷。

[35] 　转见《调查对象罗国正的问题》，1960年12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36] 　《抄祁惠君档案材料》，1964年3月10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37] 　《检举材料登记表》，1958年11月16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38] 　《整风运动人员审查登记表》，1960年10月12日；《调查对象罗国正的问题》，1960年12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2卷。

[39] 　《对罗国正的材料》，1961年2月1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0] 　《曾××档案摘录》，1961年2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1] 　《罗国正的补充调查提纲》，1961年3月17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2] 　转见《对罗国正的调查材料》，1961年3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3] 　《关于胡××交待42——46年我任过某部特务营二连连长问题》，1961年3月28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44] 　《关于罗国正的情况》，1961年4月14日；《关于罗国正第二次谈话》，1961年4月14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5] 　《整风运动人员审查登记表》，1960年10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2卷。

[46] 　《×××致张场长信》，1960年10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7] 　《罗国正检查》，1961年5月26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48] 　《关于罗国正在农场一贯偷盗及一些错误言论》，1961年8月11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49] 　《伪军警宪人员登记表》，1961年5月26，《罗国正档案》第3卷。

[50] 　《伪军警宪人员登记表》，1961年7月13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51] 　《×××致张场长信》，1960年10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52] 　《关于罗国正的现时表现》，1963年5月2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53] 　《关于罗国正的现时表现》，1963年5月2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54] 　《关于罗国正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材料》，1964年3月4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55] 　罗国正“四清”运动期间曾解释过自己的矛盾心理，说自己也知道和海外通信容易让人怀疑，但强调祁惠生“他主要是和我爱人通信”。《罗国正近况》，1965年8月17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56] 　《关于罗国正的有关情况》，1964年2月29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57] 　《罗国正近况》，1965年5月17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另注：罗这时月工资68元，津贴5元，合共月收入73元。见《预审记录》（第一次），1969年4月30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58] 　《关于将罗国正列为重点调研对象的报告》，1965年3月25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59] 　《关于沟联嫌疑线索罗国正的材料》，1965年7月16日

[60] 　《关于对罗国正的政治历史调查提纲》，1965年5月25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61] 　《香港王××的情况》，1965年5月25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62] 　《关于揭批罗国正大字报内容汇报》，1966年7月23日，《罗国正档案》第4卷。

[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64] 　同上引注。

[65] 　《罗国正近况》，1965年5月17日，《罗国正档案》第6卷。

[66] 　《关于罗国正的言行》，1967年3月18日；《罗国正的情况》，1967年，《罗国正档案》第4卷；《预审记录》（第四次），1969年5月7日；《预审记录》（第6次），1969年5月23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67] 　《预审记录》（第6次），1969年5月23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68] 　原文如此，所述内容实为三次。

[69] 　《关于罗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破坏活动的事实》，1967年3月30日；《揭发材料》，1968年10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4卷。

[7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1988年编印，第247页。

[71] 　《对罗国正如下反动论点需写成证明材料》，1968年，《罗国正档案》第4卷。

[72] 　《逮捕案件呈批表》，1968年10月5日，《罗国正档案》附件卷（1）。

[73] 　《关于国民党残渣余孽罗国正的罪恶事实》，1968年11月9日，《罗国正档案》第4卷。

[74] 　《愤怒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罗国正的滔天罪行》，1968年11月20日，《罗国正档案》第4卷。

[75] 　《预审记录》（第一次），1969年4月30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76] 　《预审记录》（第四次），1969年5月7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77] 　《预审记录》（第五次），1969年5月21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78] 　《预审记录》，1969年9月1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2）。

[79] 　《×××交待材料》，1961年4月7日，《罗国正档案》第3卷。

[80] 　《伪盐务系统的“保卫小组”概况》，1969年1月15日，《罗国正档案》第5卷。

[81] 　《关于罗国正在第二看守所53监房的反动言论》，1970年3月2日，《罗国正档案》第5卷。

[82] 　《关于罗国正放毒情况》，1970年3月30日；《×××报告》，1971年11月12日，《罗国正档案》第5卷。

[83] 　《讯问笔录》，1971年10月22日，《罗国正档案》第5卷。

[84] 　有关罗国正1939年被俘逃脱一事，预审人员1969年9月完成了较深入的调查，认为罗过去的交待有所隐瞒，罗实际上应该是为日本人工作过，然后才逃脱的，故应认为做过汉奸。《关于罗国正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日这段政治历史的情况调查报告》，1969年9月27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85] 　《对罗国正处理意见》，1971年9月24日，《罗国正档案》补充卷（1）。

[86] 　《调研对象审批表》，1973年11月1日、1979年6月9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87] 　《情况汇报表》，1979年3月14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88] 　《关于撤销重点调研对象罗国正的意见》，1980年11月10日，《罗国正档案》第1卷。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

一、1951年××市政府机关反动党团人物内部掌握数字情况

表一：××市人民政府机关内反动党团分子比例表（1951年1月31日填）

表二：××市人民政府机关反动党团登记分子与内部掌握数比例表

二、1955年××市××厂问题人员政治掌握情况

表一：××市××厂职工内部政治掌握情况表

表二：××市××局社会基础调查统计　（1955年7月）

三、1957-1958年××省××县整风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右倾分子人数及处理情况

表一：全县整风运动斗争成果统计及所占比例

表二：右派分子处理情况统计

表三：严重右倾分子处理情况统计

四、1960年××省××县基层农村敌情概况

若干村敌情概况列表

表一：A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情况统计[1]（1960年6月14日制）

表二：B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情况统计（1960年 月 日制）

表三：C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情况统计（1960年 月 日制）

表四：D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情况统计（1960年 月 日制）

××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花名表举例

表一：反坏分子花名表（1960年6月14日制）

表二：普坏分子花名表（1960年6月14日制）

表三：反革命社会基础花名表（1960年6月14日制）

（三）X县乡（社）级十八种分子情况统计表（1960年）

五、1963年××市××服装厂敌情登记表

表一：控制对象名单

表二：参加反动党团及会道门人员登记表

表三：全厂职工政治历史问题摸底排队表

六、1966年××制造厂××车间四清运动检举揭发问题人员登记表

重大问题检举统计表（1966年6月）

[1] 　有关此三类敌对分子具体情况的掌握与分析，可参见（二）“××村反坏分子、普坏分子、反革命社会基础花名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人”纪事 / 杨奎松著.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18-10623-6

Ⅰ.①边… Ⅱ.①杨… Ⅲ.①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Ⅳ.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3154号

Bianyuanren Jishi

“边缘人”纪事　　　　　　杨奎松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　莹

策　　划：肖风华　向继东

特约编辑：马希哲

责任编辑：古海阳

装帧设计：陆智昌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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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960mm×1340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34千

版　　次：2016年3月第 1 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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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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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代序

一、重归“人民”路

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三、摘不掉的帽子

四、“反动”的代价

五、团支书的“堕落”

六、沉重的档案

七、“非政治性收容”

八、“海外关系”之灾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

版权页

封底